导语三国-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作出挥师灭蜀、顺江灭吴的惊人决策。在满朝文武一片反对声中，司隶校尉钟会挺身而出，力陈灭蜀大业正当时宜。司马昭趁热打铁，马上组建了钟会为主、邓艾为副的项目领导小组，兵分两路，剑指成都。有意思的是，司马昭夫人王氏早就对丈夫吹过枕边风：钟会是个见利忘义、爱生是非的“刺头”，宠信重用必然引起祸端。作为三国时期“终结者”之一，司马昭绝非识人不明之辈，为何把如此功盖天下的项目大胆交给钟会呢？司马昭有怎样更深层次的谋划呢？ 司马昭对灭蜀之战的控制，藏在人事布局里 一、没什么比服从来得更“解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魏高贵乡公曹髦评价司马昭如是说。 是啊，乱臣贼子的“锅”，司马家怕是甩不掉了，只有通过灭蜀、伐吴，一改持续40余年天下分崩局势，才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名正言顺地称孤道寡。 可司马昭也有难言之隐！长年来，诸葛亮、姜维组织北伐犯魏已是常态；反观魏军攻蜀，在司马懿“畏蜀如虎”的“战略忽悠”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刻意“人设”下，显得“难于上青天”。甚至，连久戍西线战场的“技术大拿”邓艾，也认为时机未到，反复提出异议。 出于两个判断，司马昭需要扭转局面。 司马昭迫切需要灭蜀的不世之功 一者屁股下的座位变了，过去老爹司马懿忍辱负重，实质上是同诸葛亮互相证明重要性，避免在军权方面被“鸟尽弓藏”，保证权力游戏的参赛资格，才有了后来的高平陵之变；如今已经实际掌权，魏国已是自己的“买卖”，“做大蛋糕”已经接替“战略忽悠”成为主线。二者实力差距大了，除了魏国“身大力不亏”的实力优势，司马昭废除民屯解放生产力，“德攻淮南”收复人心，治兵修甲足足准备了6年之久；相反蜀汉刘禅宠信宦官、大将军姜维穷兵黩武、内部各派系矛盾重重，司马昭甚至掌握了蜀汉兵力分布，他人眼中的豪赌，不过是实力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下的顺势而为。 看似凶险，实则稳赚的项目，对于没有掌握充分情报信息的群僚来说，看的就是服从度。老大言语一声，心底期盼的就是小弟的“说干就干”。 钟会的挺身而出，解了司马昭决策落地“饥渴”，也为灭蜀项目再添了几分把握：作为自己的主要谋士，钟会的实战能力，已在平诸葛诞之乱时已得到充分证明。 于是，司马昭坚定果敢地任命钟会为10万大军主帅。这不仅仅是能力上的信任，更是权力服从度的超额回报：钟会挺身而出的那一刻，已经将灭蜀项目的个人成败与司马昭的根本利益深度捆绑了。 钟会的积极响应，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二、暗藏玄机的灭蜀项目布局曾仕强先生曾经说过：“当皇帝把大军交给将军时，他对将军无比信任；当大军奔赴战场时，皇帝就开始担心将军会不会谋反了。” 作为成熟的领导，寄希望于干部本人是否忠诚是幼稚行为，高手从来都习惯于预先做好研判与布局。 刚好，司马昭就是此类高手，夫人王氏的担心，几项人事任命中，已悄然布局了！ 灭蜀项目的布局有四大玄机：
钟会与邓艾，一位是政治新星，一位是沙场宿将；一位是运筹帷幄赢得信任，一位是战场搏杀赢得尊重；两人迥异的成长路径，决定着双方难以形成亲密无间的配合关系。另外，在职衔上，钟会的镇西将军比邓艾的征西将军还差一大截，却赢得了司马昭“爱的供养”，灭蜀项目的头把交椅。 邓艾屈居钟会之下 不平衡吧？要的就是不平衡！ “请将不如激将”。于钟会，空降 火速提拔，屁股下的位子很烫，需要激发全部潜力，用胜利来证明自己；于邓艾，熟悉对手 地形，手中的刀已经饥渴难耐，同需以不世之功告诉世人，谁才是国之干将！ 双方必有一战？钟会、邓艾的互相不服，才是有效防止其灭蜀后据土为王的根本。野心家与技术干部在开疆拓土阶段，各凭本事搞业绩；到了“摘果子”阶段，两个特别“有主意”的人，谁愿意屈居人下？ 激发证明欲，用其锋芒；各自为政，互相牵制。司马昭把钟会、邓艾“一鱼多吃”，怎一个“666”了得？
在这次灭蜀任务中，除东线钟会，西线邓艾，还有一个存在感极低雍州刺史-诸葛绪从中线出击。诸葛绪比起他的同族诸葛亮、诸葛瑾的军事才能，堪称云泥之别。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谨慎小心。司马昭为何在两位军事大拿中间，塞一个“庸才”呢？把3万兵马交给钟会、邓艾不香吗？ 灭蜀之战魏蜀攻守示意图 我们发现，司马昭对于三线的作战方略只有“上半集”：邓艾攻至沓中、钟会攻至汉中，诸葛绪更是简单，辅助邓艾阻击姜维。 其实，诸葛绪的作用，妙就妙在“上半集”。 如前文分析，钟会、邓艾双方在证明欲激发，又互不服气的情况下，把精力放在灭蜀项目上，蜀军必然东西线持续受压，早晚出现崩溃；但如果双方（甚至其中一方）攻下沓中、汉中后，把精力放在十余万大军统治权上，很容易产生“兄弟争雁”的悲剧。 诸葛绪就是这道“防火墙”。首先，诸葛绪夹在中线，钟会、邓艾两线自然隔离；其次，诸葛绪配合邓艾，双方兵力达到6万，野心家钟会便在兵力上难以取得绝对优势，“兄弟阋墙”的想法只能延后；再者，诸葛绪的穿插、配合，影响着蜀军的兵力分配，钟会、邓艾只能抓住战机向南推进，随着地形复杂化，双方自顾不暇，钟会攻剑南、邓艾偷阴平几成定局，矛盾爆发再次推后到蜀国灭亡。 如果没有这道“防火墙”，钟会、邓艾如若提前火拼，尽管灭蜀项目可以获得成功，但其中一方据图为王的风险大大增加。 诸葛绪的存在，避免了矛盾提前爆发
互相牵制、又有防火墙，总该放心了吧？司马昭不这么认为，因为灭蜀项目的“下半集”还缺一道“保险”，监军卫瓘进入了灭蜀项目领导小组。很多朋友说了，监军不就是残害忠良的那帮小人吗？他们作威作福，行军打仗要“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说，还喜欢“瞎指挥”“冒功请赏”，能起什么好作用？ 不可否认，很多监军不称职，但卫瓘不在其列。 作为司马昭的心腹，卫瓘深知领导“督察将帅，防范变乱”的权力心思，“早请示，晚汇报”的基本操作除外，卫瓘还手中握有1000兵士，这意味着，卫瓘随时可以根据司马昭的密令或者对形势判断，组织“斩首行动”，将钟会、邓艾火拼和据土称王的风险降至最低。 事实的发展，也印证了卫瓘绝非“闲棋”。司马昭决心收拾邓艾时，卫瓘只身入营，本着“首恶必诛，胁从不问”的原则安抚将士，一夜之间邓艾属将纷纷投奔卫瓘，邓艾父子顺利生擒；待到钟会阴谋造反时，卫瓘虚与委蛇，潜回军营，节度各军击败钟会，平息骚乱。 监军卫瓘成为灭蜀项目收官的关键人物 在钟会、邓艾两位“军事特长生”面前，卫瓘更具“权谋特长”，关键时刻以凌厉的操作手腕运作了2次“斩首行动”的成功，为灭蜀项目画下了圆满的收官句号。
“人算不如天算”，不过，如果“人算”能把“天算”考虑入内，形势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司马昭在灭蜀项目的安排上，之所以能放心大胆地重用钟会、邓艾，更在于深刻洞察“形势”后，对“造反”条件的研判。成功需要成百上千可条件的综合配合，但失败仅需一个而已。 恰恰，钟会谋反失败，缺的正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军心”。
司马昭分析认为，灭蜀之战结束后，钟会唯一可恃的资源就在十余万兵马和蜀汉遗民。战争结束，军心思归，十余万将士并不像钟会打光棍儿，去国击远，期盼的是活着回去；而蜀汉残兵，则军心思定，特别是刘禅投降后，更没有斗争的意义。钟会唯一可用的资源，心有别想，自然谈不上战斗力了。 钟会并不能完全掌控大军 三、爱读君曰经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司马昭在灭蜀项目运作中，兼顾了业绩增长与内部制衡，令原本存在较高失控风险的隐患消弭于无形，为未来西晋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全十美”的下属只存在于幻想中，很多时候，我们“七美”“八美”也难求。用还是不用？司马昭给我们的启示是，关键还得看怎么用。 人尽其才，取长补短 司马昭的统御艺术，向我们展示了三大思维模式：
人尽其才是一项大课题。在灭蜀之战中，司马昭对阶段进行了划分：灭蜀前、灭蜀后；再由此衍生出阶段风险的潜在爆点：提前火拼、据土反叛；进而安插了两条阶段保险：诸葛绪、卫瓘。这出热闹的灭蜀大戏，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节奏。细想之下，对于量才使用，只需人才在关键阶段发挥关键作用即可，思维懒惰而选择一竿子插到底，则会丧失对事物发展的主导权、控制权。
制衡是控制的灵魂。制衡，可能来自于职务待遇差异、价值观差异，也可能来自第三方摄入，还有可能来自于依托资源的力量对比。作为决策者，司马昭的思维遍历了入局者钟会、邓艾、诸葛绪、卫瓘甚至普通将士的方方面面，亲身带入了各种形势下的利害取舍，从而查缺补漏。如此缜密的思维，确保了体系内形成了联动的风险控制机制，不轻易出现崩盘失控。 司马昭操盘过程中，体现了三大统御思维
很多人能够判断钟会将要谋反，但只有司马昭确信尽在掌握中。这样的判断绝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建立在对条件梳理的匹配性思维基础之上。司马昭在他人纠结于“是什么”的时候，已然在用“凭什么”来考量钟会，用“怎么办”来谋划应急处突了。因此，在低纬度思考中自以为抓到好牌，洋洋得意的钟会，已然落入了司马昭的布局。大潮退去，钟会才发现自己在裸泳。 结语往事并不如烟，司马昭在操盘重大任务时，展现的布局与用人之术，值得我们的玩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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