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不得已的“间谍”

证实邓丽君“间谍”身份的主要消息来源是一位年近7旬的国民党军队退役少将谷正文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位老牌特工，在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系统中从事情报间谍工作长达34年之久。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她被邀请参加于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向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而台湾仍处于蒋介石颁布的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整个台湾社会在国民党宪兵的严格军事管制之下，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不言而喻，当时台湾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就更严格了 。在那一时期，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国家安全局的严格审查。　　

“这一制度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这是直接来自蒋介石的指令。”谷正文不无感慨地回忆说。用现有条件为国民党传递情报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当时负责对邓丽君家庭进行审查的主管部门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　

“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以及向海外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为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中国大陆，为此，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方面工作的责任部门就是特勤处，谷正文就是当年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为台湾国民党政府充当“使者” 。

在谷正文的叙述中，他还提及了另外一个当时在台湾较为著名的人物，即台湾歌星白嘉莉小姐也是和邓丽君一样，为了出境演出的需要，不得不充当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工作人员，利用其艺术活动的有利条件，奔走于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传递情报和充当“使者”。直到白嘉莉小姐结婚后，才解除了她特务情报人员的身份。　

关于这些被收编为情报人员的民间人士的作用和任务，谷正文进一步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的特务工作情报人员，原则上与其他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邓丽君于1969年为了出境演出，不得已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事已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然而邓丽君当时只有15岁，鉴于当时台湾的历史环境，可以确定，邓丽君成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事完全是不得已之举。此外，邓丽君不是那种真正的间谍人员，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