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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代云南郡有“上下方夷”。中国古代以北为上，以南为下。上方夷为洱海土著的洱海人与昆明蛮，他们聚居在洱海北部。下方夷为从外地迁来的哀牢、汉姓、僰等族类，他们聚居在洱海南部。“上方下方夷”是云南民族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唐代初期，洱海区域以文化的不同区分为乌蛮、白蛮。乌白蛮与上方下方夷有联系又有区别。到唐代贞元十年以后，洱海区域的各族类融合为白族。从汉代的“西南夷”到晋代的“上下方夷”，再到唐代的“乌蛮”“白蛮”，直至白族的形成，说明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整体。 ［关键词］上方夷、下方夷；乌蛮；白蛮；族类交融；白族形成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何谓上方夷？何谓下方夷？史籍未做任何说明。前辈学者任乃强、马曜等对“上方下方夷”做过简要的论述。但不确切。 上方夷与下方夷为云南民族历史上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对于研究云南民族源流演变，对云南民族融合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研究云南民族关系，促进云南民族团结进步，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兹对“上方下方夷”的族类、源流、演变做一粗浅探讨，期盼得到大家的批评赐教，以推动云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与创新。 1 前人论说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何谓上方夷？何谓下方夷？史籍未做任何说明。缪鵉和《〈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稿》未做任何注释。[1]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说：“未详，或谓指山上、山下”。推测，“上方”指“山上”，“下方”指“山下”。[2]一笔带过，未做深入探讨。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上方夷”指洱海西北自康藏高原来之人民。《史记》所谓昆明，《后汉书》之白狼，今人所称之古宗（藏族）、普米、摩些（纳西）皆是也。“下方夷”，谓自西南河谷迁来之人民， 《史记》所谓巂，本书所言之濮。今世之彝、傈僳、怒族、独龙与孟、傣民族是也。[3] 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对“上方下方夷”的诠释是：“‘上方夷’是‘住于山区从事游牧’的‘昆明’人，而与住在坝区的僰、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的状态。”“云南郡的‘下方夷’当是唐初‘洱河白蛮’的前身”。 张旭先生不同意《云南简史》的意见，他说： 说僰人到大理地区是住在“下方”，即坝区，种植稻谷。昆明夷住在上方，即山区，从事畜牧业。故《华阳国志》对当时云南郡的民族，有“上方下方夷”之别。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僰人未到云南郡（大理地区）之先，昆明夷就住在“上方”，那“下方”住的是哪个民族？是一个，或几个？不会空无人住吧！如果说，上下方都是昆明夷，那僰人到云南郡之后，是否才把昆明夷全部排挤到山上，即“上方”去呢？就是说僰人到云南郡之后与昆明夷中间，曾有过尖锐的斗争，否则，昆明夷怎么全都会上山呢？……说后来的僰人是“下方夷”，是白族的先民。这纯粹是凭推理，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实“上方夷”这一词，新中国成立前在大理一带的白族语里，也可以找到同义的语词。白族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前每年冬至节过后，就成群结队地到滇南、滇西，甚至上傣族地区或缅甸谋生，为之曰“下夷方”。清明节过后，又争先恐后的上凉爽地方，或回到家乡来。唐代樊绰《蛮书》记的《河赕贾客谣》，谈的也就是河赕（大理）人“下夷方”的情景。所谓“下方夷”者，以夷在下方，故云下。在下方的夷，不就是“下方夷”吗？“下方夷”就是指那些居住在海拔比较低、气候炎热、潮湿地区的居民，其中有傣族，也有其他民族。那些居住地区海拔高、气候凉爽的民族就叫“上方夷”，其中有白族、彝族，也有纳西族、藏族。如居住在今天中甸、维西、德钦一带的藏族，白族语叫“古宗”，纳西语叫“姑兹”，古代汉文有的写成“姑缯”，意思是“住上头”，即住上方的人，不也是“上方夷”吗？我以为《华阳国志》上所说“上方下方夷”，作如此解释，似乎还比较恰当些。[4] 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与上述意见大同小异，不再一一转述。 任乃强认为上方夷为昆明，为今世的藏、普米、纳西，显然不够确当。汉代的昆明主要是居住在今大理地区的游牧族类，与藏、普米、纳西（摩些）无关。他认为下方夷是古代濮，今世的彝、傈僳、独龙、怒、傣等族类，则与云南郡的地域不符，更与汉晋时期西南夷的历史记载相违。故他的意见难于令人信服。 马曜把晋代云南郡（洱海区域）的“上方下方夷”解释为住在山上山下的族类，也欠妥当。云南族类因地势有的住在山上，也有的住在山下，呈立体垂直分布。这是明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格局。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以山上、山下来区分族类。住在坝区的不止一个族类，住在山区的也不止一个族类。一个族类有居住在山上的，也有居住在山下的。今天，我们看到大理地区，白族大部分住在坝区，但也有住在半山区和山区的。彝族大多住在山区半山区，也有住在坝区的。在唐代，昆明从事游牧业，但是他们并不完全住在山区。他们从事游牧，迁徙无常处，但并非就固定居住在山上。昆明游牧的特点是：“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5]云南地处高原，游牧不像在北方广袤平坦的大草原。在洱海地区的昆明蛮，居住地区相对固定，夏天深谷（河谷）炎热，有瘴气，不宜牲畜的生长，也不适合人居住，便到高山之上放牧。这时高山气候凉爽、青草丰茂，适于人畜生活。冬天，高山寒冷，草枯水少，不适合人畜生存，他们便到深谷（河谷）放牧。冬天深谷气候温和，水清草盛，烟瘴消退，实在是放牧的理想之地。直到今天，云南不少地区依然保存这种游牧方式。可见，昆明蛮，夏处高山，冬入深谷，一年中大约一半时间在高山，另一半时间在深谷（山下）。他们到底是上方夷还是下方夷？ 见于记录，“河蛮”或“西洱河蛮”在洱海区域“皆擅山川”，他们居住在“大和城”，“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大和’”。他们也居住在山坡上。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说直到唐代，云南的乌蛮还称“山陂陀为和”。查对原文，原来是“皮逻阁逐河蛮，取大和城。又袭大厘城守之，因城龙口。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大和，以处阁罗凤”。[6]河蛮或西洱河蛮原来就住在山坡上，并在此建立大和城。皮罗阁夺取了河蛮的大和城，成为阁罗凤的驻地。最早建立并命名“大和城”的不是皮逻阁，而是西洱河蛮。于是，马曜教授的立论失去依据。 张旭先生的意见，亦有可商榷之处。“下方夷”和“下夷方”显然是两个不同概念。“下方夷”是族类的称谓；而“下夷方”的“下”为动词，“夷方”为夷居住的地方，是地域概念非族类称谓。“下夷方”，又称“走夷方”，在云南是一个含意很清楚的语汇。“夷方”泛指夷人居住的地方，主要指红河（建水、石屏、蒙自以南）、西双版纳、临沧、德宏等地区，这里居住着哈尼、拉祜、傣、布朗、佤、景颇等族类。不仅是大理有“下夷方”的说法，昆明、建水、石屏、蒙自、保山、腾冲等地都有“下夷方”之说。“穷走夷方，急走厂”是云南不少地方谋生的“口头禅”。而《华阳国志》中的“上方下方夷”，很明确是生活在云南郡的“夷”。把“下方夷”解释为“那些居住在海拔比较低、气候炎热、潮湿地区的居民，其中有傣族，也有其他民族。”把“上方夷”解释为“那些居住地区海拔高、气候凉爽的民族就叫‘上方夷’，其中有白族、彝族，也有纳西族、藏族。”由于与《华阳国志》的原意不同，很难令人信服。 还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是：“上方下方夷”仅仅是云南郡（相当于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居民，不能将其范围扩大到丽江、迪庆、普洱、临沧、保山等地。 2 何谓“上方下方夷” 中国古代史籍多以上为北，以下为南。《汉书·翼奉传》说：“上方之情，乐也。……下方之情，哀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上方谓北与东也。……下方谓南与西也。”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大多以北为上，以南为下。古代以北斗七星谓君主帝王的象征，民众向北朝拜帝王。君主帝王通常坐北向南。左为东，右为西。臣民在下，即南方。北为上，南为下，左为主，右为辅。中国古代地图也是以北为上，以南为下。今天的世界地图同样是以北为上，以南为下。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是以北为上，以南为下。上缅甸为北方，下缅甸为南方。北印度为上方，南印度为下方。 洱海地区大都以北为上，以南为下。龙首关在北，称为上关；龙尾关在南，称为下关。白族语中，南北二字借用汉字，一般不说南北，而以上为北，以下为南。有时则以头谓北，以尾为南。坝子的北方称坝头，坝子的南方称坝尾。坝子又称甸，甸头指北方，甸尾指南方。“上方、下方”指地理方位。“夷”不是专指某个族类的名称，而是泛指非中夏的族类。“上方下方夷”应该指居住在云南郡南部的夷人和居住在云南郡北部的夷人。当然，所谓上下与北南不是绝对的正北正南，而是相对的大概方位，不必拘泥。所以说：“上方谓北与东”“下方谓南与西”；也就是说上方指北方与东方，下方指南方与西方。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特别强调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是要说明，云南郡的居民组成和族类分布格局到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洱海区域的居民是昆明。他们“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7]昆明是一个以游牧为特点的族类。直到唐代初期，昆明还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距京师九千里。土歊湿，宜粳稻。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8] 从洱海区域考古发现中我们推断还有洱海人。 大理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始于1938年11月，当时吴金鼎先生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教授之命，与曾昭燏、王介忱到大理调查古迹。特别注重“史前遗址之寻求”。[9]他们发现的史前遗址所在，“多为山之缓坡，每址包含四五台至十余台不等。每址居民散处各台上，不相连接。大概当时居民，同一血统或同一部落者，散居于同一山坡上，每家各就其住处营其附近之农田。”“在发掘各址中，均发现纺轮、纺坠等物，证明纺织技术在苍洱文化早期即已发达。”《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的资料表明，在史前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不是游牧的“昆明”，而是农耕的族类。吴金鼎诸先生谨慎地推论，南诏文化与史前文化有“承袭”关系。他们没有判断创造史前文化的居民族类，表现了严谨学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72年春，宾川白羊村农民在农田建设时，发现一个新石器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云南省博物馆于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发掘了290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发现了房屋遗址、窖穴、墓葬，出土大量石器、骨器、角器、牙器、陶器、谷物、果核、动物骨骼等。白羊村遗址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十四测定，距今3770±85年。也就是说，这是公元前1820年左右的文化遗址。[10]云南省博物馆认为：“白羊村遗址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与饲养家畜的社会经济。从出土大量的磨制生产工具分析，当时的农业已较发达。遗址中发现贮藏禾草类的叶子、谷壳粉末的窖穴23个，表明粮食作物已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整个遗址的文化堆积较厚，房屋遗迹较小而颇密集，近旁又发现储藏粮食作物与生产工具的窖穴，说明白羊村遗址是一处长期定居的村落遗址”。[11]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它确定洱海区域存在较为发展的农耕文化。与《史记》等文献记录的随畜迁徙的昆明人大为不同。 其后，1993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永平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在永平新光发现了房屋遗迹和灰坑、火塘、沟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器、陶器。新光遗址出土了石磨盘、石刀、石镰等农业生产工具。 1957年３月底到４月初，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做抢救性发掘，出土大量石器、陶器、角器、骨器、铜器、谷物等。 1978年４月云南省博物馆再次对海门口遗址进行发掘。确定剑川海门口遗址已有家畜和家禽的饲养。对农作物遗骸的鉴定表明，海门口的农作物主要是稻谷，分为籼稻和粳稻。[12]肯定剑川“海门口遗址属于青铜时代初期无疑。”“虽进入青铜时代，但仍大量使用石器。”“上承新石器文化，下启青铜文化。从这个遗址，我们可以看到红土高原上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阶段的情况。”[13] 198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阚勇研究员等在剑川鳌凤山等发掘古墓。“鳌凤山土坑墓的时代大致在战国末至西汉初期”[14]“从鳌凤山土坑墓的埋葬情况和出土的器物看，彼时已有固定的公共墓地和家畜猪、羊等，还有初具规模的青铜冶铸业与纺织业，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定居生活。”[15] 1964年３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祥云大波那发掘清理了一座木椁铜棺墓。“从随葬器物上看，家畜和家禽模型所占比例较大，其次则为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生产工具以锄类为最多，一部分有使用过的痕迹，可以证明是实用物；生活用具中有杯、樽等酒器出现，此外还有‘干栏’式的房屋模型。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已处于比较定居的农业社会。”[16]1977年６月，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在祥云大波那村联合清理一座木椁墓。其文化内涵，与1964年清理的木椁铜棺墓相近。这座墓同样显示了定居农业社会的特征。 在洱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和重视。阚勇先生问道：“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又是哪个定居民族在洱海地区活动？”这是在看到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后大家都会想到并提出来的问题。 阚勇先生的回答是：“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中，农业经济最发达的正是‘滇僰’。他们即是古代滇国的主体民族——僰人。楚雄万家坝所出土器物多属金属农具。祥云大波那所出器物以锄类为主，少许尚有使用痕迹；生活用具有杯、尊等酒器；铜制六畜模型中之猪、鸡只能是农业民族的家畜、家禽。由上推之，洱海地区的僰人业已跨入定居的农业社会。”[17]僰人不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居民，他们原先居住在岷江流域，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到晋代后才逐渐迁到洱海地区。[18] 汪宁生先生认为，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３世纪庄蹻入滇以前云南地区分布着很多部族，统称“西南夷”，分属两种经济文化类型。一种是“椎髻”民族，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定居生活；另一种是“编发”民族，过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游牧生活。 张增祺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洱海区域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一种是以梯形石斧和半月形石刀为主的农业文化；另一种是以有肩石斧为主的游牧民族文化。”游牧文化是“昆明蛮”创造的，农耕文化则是“斯榆蛮”创造的。从文献上考察，“昆明”与“叶榆”“斯榆”同为一个族类，其分布区域、文化特质基本相同。不过，张增祺先生提出洱海地区的居民应该是与“昆明蛮”不同的另一族类，的确是富于启发的新思路。 1995年６月，来云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日本留学生林谦一郎在他提交的博士论文《白族的形成及其对周围民族的影响》中提出：“目前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明显反映的，我们只能认定‘古代洱海人’是洱海地区土著的定居农耕民族。”“‘古代洱海人’即古代洱海文化的主体民族，就是白族族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19] 林谦一郎的论文提交同行专家评审时，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肯定。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没有人对他的这个创新看法提出异议。作为答辩委员会的委员，马曜教授认为林谦一郎关于“洱海人”的提法是一个重要的发明，也是研究白族形成问题有突破性的创见。 1995年，马曜先生在《论大理文化——兼论云南文化中心的变迁》一文中在谈到《滇文化的源头——海门口青铜文化》时还没有论及海门口文化是什么人创造的。[20]2001年７月马曜先生出版《大理文化论》，将《论大理文化》列于卷首作为《代绪论》。在《滇文化的源头——海门口青铜文化》一节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把距今4000年的白羊村新石器文化和距今3100年的海门口青铜文化初期的居民，称为‘洱滨人’，他们创造了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是最先长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21]马曜先生研究白族历史文化多年，主持撰写《白族简史》，[22]写了大量关于白族史的论著，至此，提出“洱滨人”创造了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是最先长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的观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展。这个观点显然得益于林谦一郎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后马老在《洱海和滇池地区的原始社会》一文中，也把“洱滨人”定为“居住于洱海和川滇境内的白族先民”。[23]我们赞同马老关于“洱滨人”是最先长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的观点。不过，我们认为把创造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的居民称为“洱海人”更适当。“洱海人”是洱海地区最早的居民，就是白族最早的源头。他们很可能就是唐代洱海区域的“西洱河蛮”的先民。 到晋代，洱海地区，不仅有土著的洱海人、昆明蛮，还出现了从西向东前来的哀牢。 唐代初期，洱海区域居民有哀牢。樊绰《云南志》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24]南诏首领异牟寻自述其祖先渊源于永昌哀牢，当可确信。故《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及云南地方志书多有蒙舍祖述哀牢的记录。 唐代初期，洱海区域的“六诏”中，有蒙雟诏。蒙雟诏在蒙舍诏北面，与蒙舍诏“同在一川”，[25]比邻而居。《王仁求碑》说：“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26]“蒙雟诏，即杨瓜州也”。[27]疑蒙俭当为蒙雟诏主。《姚州道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说，逆贼蒙俭是“浮竹遗胤，沉木余苗”。[28]又《姚州破贼没蒙俭等露布》说蒙俭“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29]认为蒙俭是九隆，也就是哀牢的后裔。蒙雟，可能以雟辅得名，其诏主姓蒙，与蒙舍同姓。以此推知，蒙雟诏的居民当与蒙舍诏的居民一样，同为哀牢。 哀牢原是澜沧江以西的族类，后逐渐向东迁徙。《南诏野史》说，蒙氏细奴逻“自哀牢避难至蒙舍，耕于巍山。”[30]《纪古滇说集》说，“邻有禾些和者，嫉欲害之，习农乐奉母命，夜奔巍山之野。”[31]这是关于南诏起源的故事。这个故事透露哀牢从澜沧江以西的永昌故地逐渐向东迁徙的原因：哀牢的一支因为族类间的矛盾冲突而远离故地迁到洱海区域来。哀牢为永昌“濮”中一个较大的族类。因此哀牢又称“濮”。[32]《汉书·地理志》称礼社江为濮水，漾濞江为北濮水，当与濮人在此居住有关。从濮水、北濮水的称谓，我们不难发现哀牢在此居住的线索。东汉永平十二年（69）设置永昌郡管理楪榆蛮和哀牢蛮。楪榆蛮居住在洱海区域，哀牢蛮居住在澜沧江以西广大区域。蜀汉把永昌郡中以昆明（楪榆）为主要居民的７个县分出来单独建立云南郡，永昌郡所领８个县的居民以哀牢为主。其中博南（今永平）、比苏（今云龙）两县在澜沧江以东。到晋时，澜沧江以东的漾濞、巍山、云龙、永平诸县都已有哀牢居住。蜀汉时，“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33]这里所说“濮民”就是哀牢。这是用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组织地把哀牢强制迁到云南、建宁郡。自此以后，洱海地区的哀牢有较大增长。《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永昌郡传》说，“云南郡，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知哀牢已成为洱海区域的主要居民之一。《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说：“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34]濮，即哀牢，在洱海区域的经济中，也占有较重要地位。《华阳国志·南中志》的永昌郡传载“九隆故事”，并说，“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35]昆明不是哀牢，当然不会以九隆为祖。所说南中“昆明祖之”，是昆明地区的哀牢祖述九隆，因此诸葛亮为其做哀牢图谱。蜀汉时期，洱海区域已有哀牢建立的部落，部落首领当是哀牢王族的后裔。蜀汉时洱海的哀牢部落是否发展为蒙舍诏，史无明文记录，但很有可能。蒙舍诏自言其先本哀牢，他们当就是从澜沧江以西逐渐东迁的哀牢部落的后裔。哀牢九隆神话在洱海地区广为流传绝非偶然，它与哀牢从澜沧江以西迁移到洱海地区定居有密切关系。到晋代，哀牢已成为洱海区域的居民。他们分布在今巍山、南涧、漾濞一带。到唐代初期，他们已是洱海区域的主要居民之一。 汉代，僰人主要居住在滇东北，是三国时期朱提郡的主要居民。到西晋时期朱提郡的僰人或西迁洱海区域，或南下交州（今越南）。 促使僰人迁徙的原因很多。[36]最主要的原因是南中地区大姓间在朱提地区的争斗与厮杀。朱提地区成为他们角斗火并的主要战场。当地的一般汉人和僰人无法在战乱中安定地生活，只好迁徙。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东汉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两晋南北朝。在西晋太安年间（302～303年），朱提地区爆发了一次大的纷争。夷帅和大姓的势力“愈强盛，破坏郡县，殁吏民。”太守的军队连连失利，当地的“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37]朱提地区的“晋民”大规模地逃离战乱纷扰的朱提地区。所谓“晋民”，当包括当地的汉和僰。 朱提地区的僰人在西晋以前多见于记录，南朝以后就不再见于史籍。唐代的记录，朱提地区已全是东爨乌蛮了。汉晋时期，朱提郡是南中文化发展最高的地区，有“宁州之冠冕”的美誉。但是到唐代初期，这里已是无跪拜礼节，语言不通的蛮荒之区。显然，原住的僰和汉基本上迁离此地，大量移居洱海地区。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梁建方奉命征讨松外蛮，追犇逐北到西洱河地区，看到这里“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38]尽管他们“自云其先本汉人”，但是已不被中夏的官兵所认同，而把他们视为边裔的别种族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有汉姓，而且语言“大略与中夏同”。因此，“其先本汉人”，当不能全看作是“自云”，应该说是事实。只不过，他们著籍洱海区域甚久，已经成为土著居民，多少有些“蛮夷化”了。 《云南金石目略初稿》据采访著录1921年在祥云高官堡出土的一批晋砖，有的砖上有“五和”二字，有的有“太康八年王氏作”字样。1955年11月，在姚安阳派水库工地发现西晋早期古墓，墓砖有“泰始二二年”“咸宁元年吕氏作”“咸宁四年中大夫李氏作”“大吉羊”等字样。祥云、大姚出土的晋砖上的“王氏”“李氏”“吕氏”等，就是汉姓。从所记年号知为晋代早期文物。这些有字晋砖为墓葬用砖，可推知墓主人在姚安、祥云地区生活的年代当更早。至迟在三国蜀汉时他们已在这里定居落籍。 初唐时，洱海区域的汉姓见于樊绰《云南志》等文献记录不少，主要分布在今祥云、大姚、姚安、大理凤仪等地。[39] 初唐时期，居住在洱海区域的中夏移民的后裔，见于纪录虽少，但实际人数不少。他们移徙到这里的时间已相当久长。从文献中的片段纪录，可推知他们大部分分布在洱海的东西两岸、洱海以南和以东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大理、宾川、弥渡、祥云、姚安、大姚等地。 中夏移民来到洱海区域的时间和方式亦不可详考。洱海区域是古老的蜀身毒道的枢纽，往来的商贾、游客淹留于此不归的不会没有。两汉时，中原王朝多次派兵到洱海区域作战，并经过洱海地区渡过澜沧江到永昌地区征讨。在战争中当有一些士卒役夫流散逃亡而在此定居。蜀汉时期，诸葛亮率部南征，经过今大姚、姚安、祥云诸地，在此招抚当地“蛮夷”，设置云南郡。诸葛亮虽然没有在此设置屯戍，移民屯垦，但不可能不留下少量人员在此管理。 从晋代洱海居民成分的增加和分布格局的变化，我们对《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云南郡有“上方下方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上方夷是洱海最早土著居民昆明人与洱海人。他们聚居在洱海上方（北部）；下方夷是东汉末期三国晋代迁移到洱海的哀牢、僰、汉姓，他们聚居在洱海下方（南部）。 “上下方夷”与“乌白蛮”。汉晋时期文献对云南族类多称为“夷”。到唐代则多称为“蛮”。晋代洱海地区土著居民，昆明与洱海人称为“上方夷”，外来的哀牢、僰人、汉姓称为“下方夷”。等到唐代，云南诸族有“乌蛮”与“白蛮”之分。究竟何为“乌蛮”？何为“白蛮”？历来有不同解释。这是一个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弄清“乌蛮”“白蛮”的含义，对于了解唐前期洱海地区的族类，探讨白族的起源和形成，具有关键作用。 方国瑜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说法不同，其原因在于不加区别地把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混同起来，认为所有‘乌蛮’是同类，所有‘白蛮’也是同类，其实不是固定的称谓，而是任意取名，不同情况用相同称谓强加解说，就不能切合实际了”。[40]可是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不少学者依然持“乌蛮”是彝族，“白蛮”是白族的意见。他们就像方国瑜先生所说，以一个“乌”字就得出“云南的彝族同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了以彝族为主的南诏国”的荒谬结论。他们“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何况这一个字的含义都还没有弄清楚呢”！[41]为此，我们有必要将方国瑜先生的正确观点再作深入的阐述。 唐代的乌蛮与白蛮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含义。这里主要说洱海区域的乌蛮、白蛮。 乌蛮包括昆明蛮、哀牢蛮、磨些蛮诸部；白蛮包括青蛉蛮、西洱河蛮、云南蛮、弄栋蛮和汉姓。特别要强调的是，土著的洱海人，在唐代称为西洱河蛮，或河蛮，他们是洱海区域白蛮的主体。乌蛮分布在蒙舍（今巍山）、蒙嶲（今漾濞）、浪穹（今洱源）、邓赕（今邓川）、施浪（今剑川）、越析（今宾川）等地。白蛮则分布在渠敛（今大理凤仪）、勃弄（今弥渡）、云南（今祥云）、青蛉（今大姚）、弄栋（今姚安）等地。乌蛮主要从事游牧业，他们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具有游牧民族“尚战死，恶病亡”的剽悍之风，各部均有胜兵数万。白蛮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耕种的方式与收获的产量与中原地区大体相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富庶的蜀川（今四川）相当，已是人众繁多、生活殷实的富裕地区。白蛮社会尚无世袭的大酋长，数十百户为聚落，各据山川，互不统率。白蛮的语言与汉族大体相同，所以说其发音最正。乌蛮中除蒙舍蛮与汉语接近外，其他都与汉语有所不同，如有的名称与汉语叫法不一，“四声讹重”。白蛮的服饰与汉略同，住房上栋下宇，也悉与汉同。白蛮诸部中的大部分人有姓氏，如杨、李、赵、张、董等，皆为汉姓。白蛮人死后３日内埋葬，依照汉法建筑墓穴。乌蛮不行墓葬，人死后３日焚尸，其骨灰埋掩在土壤里。 洱海地区众多的蛮夷，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大小而区别为乌蛮与白蛮，在经济、文化上与汉族接近的称之为白蛮；反之，则称为乌蛮。白蛮的生产方式、语言、姓氏、服饰、葬法，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只是在某些风俗习惯上仍保持着“蛮”的特点，是介于“蛮”和“汉”之间的族类。乌蛮则是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保持固有特点，受汉文化影响较小的蛮夷。 上方夷不是民族专用名称，而是泛指居住洱海北面的古代洱海人与昆明人；下方夷也不是专用的民族名称，而是泛指从外地迁来的哀牢、僰、汉姓等族类。唐代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也不是专用的民族名称，是以不同族系的社会文化类型区别为乌蛮与白蛮；“蛮”是南方、西南族类的统称，不是具体族类的专用名称。乌、白二字所要说明的是：同一族类中不同集团间或同一地区族类间，社会经济文化的高低差异，风俗习惯的文野区别，华化程度的深浅。白蛮的社会经济相对进步一些，乌蛮的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一些；白蛮的华化程度深一些，乌蛮较为稳定地保持着本民族的固有特质而较少改变。因之，“乌蛮”和“白蛮”也是泛指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们共同体的泛称，不是具体族类的专门名称。 3 上方夷下方夷的融合与白族的形成 晋代的上方下方夷，到唐代演变为乌蛮、白蛮。 唐代初期，洱海地区部落、酋邦林立。较大的酋邦有６个，称为“六诏”。这六诏是：越析诏、施浪诏、邆赕诏、浪穹诏、蒙雟诏、蒙舍诏。蒙舍诏（在今云南省巍山县）在诸诏之南，称为“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诏先后征服了西洱河地区的白蛮诸部，取代了“白子国”，并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这是唐朝分道经略，以讨吐蕃的重大成果。实现了唐朝破吐蕃，靖边寇的愿望。为嘉奖南诏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廷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册封他为“云南王”，并给他的４个儿子加官晋爵。 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利用滇东爨部的动乱，挥戈东进兼并爨部，与唐朝发生激烈冲突。天宝年间，唐朝先后派鲜于仲通、李宓征讨南诏，结果皆以失败告终。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退出云南。南诏以洱海区域为中心，北夺巂州、西开寻博（传）、东收曲靖、南控景东，统一整个云南地区。 贞元十年（794），南诏弃蕃归唐，在洱海边的点苍山神祠与唐朝使臣举行盟誓。异牟寻面对天地水三大自然神与五岳四渎之灵，率文武大臣发誓：“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南诏管辖的诸赕首领，“愿归清化，誓为汉臣”“永无离贰”。唐廷册封异牟寻为“南诏”，即“云南王”，赐“南诏印”；以南诏统领的疆域设置“云南安抚使司”，政区长官为“云南安抚使”，由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南诏由云南安抚使节制。 贞元十年后，在南诏当权派的大力倡导下，汉文化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南诏每年派数十成百的学生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几乎每一个南诏首领都认真学习汉文经典。王室成员与各级官员“不读非圣之书”，南诏统治者主动学习汉文化，大力提倡和推广中原的汉文化，使汉文化成为唐代云南文化的主流。汉文化在白族的形成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自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进入封建领主社会。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睑（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县古城）、大釐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在十睑（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僰、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使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晋代的“上方下方夷”的称谓早就消失。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立，自号“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读“邦”，意义也相同。封、邦、与僰读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睑（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与历史上的“僰子国”有密切关系。“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 白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有洱海人、昆明、哀牢、西洱河蛮（河蛮）、僰、汉姓等等。在晋代这些族类按照地域的不同分为土著的上方夷与外来的下方夷。唐代则按文化的不同分为乌蛮、白蛮。到贞元十年后，他们都融合为同一个民族。 白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多个族类在洱海地区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过程。“上方下方夷”则是白族形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从汉代的“西南夷”到晋代的“上下方夷”，再到唐代的“乌蛮”“白蛮”，直至白族的形成，说明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在白族史、云南民族史的研究中，“上方下方夷”被忽视、被曲解。我们期盼对“上方下方夷”的初步研究，能对白族史、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4 余论 依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我们知道在先秦与秦汉时期，云南洱海区域有两个大的土著居民。一是以游牧为主的昆明，二是以农耕为主的洱海人。到晋代，洱海区域形成“上方下方夷”的格局。上方夷居住在洱海北部区域，为土著的洱海人和昆明。下方夷居住在洱海区域南部，为从西边迁来的哀牢，从东边迁来的僰、汉姓。 “上方下方夷”是云南族类迁徙与交融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上承两汉西南夷，下启唐代“乌蛮”“白蛮”，是白族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把“上方下方夷”的问题辨析清楚，就不能正确地阐明云南各民族来源、迁徙、交融的历史，也就不能科学论述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的历史。“上方下方夷”既是洱海地区族类众多的标志，又是众多族类逐步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体现。“上方下方夷”说明不是单一族类建立了南诏政权，而是诸多族类推动南诏统一政权的建立。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建立推动了白族的形成和发展。南诏、大理政权始终是天下一统不可分离的中国整体历史的一部分。 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的形成与云南和族类的交融，为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明王朝在云南广设卫所，移民屯田。明代200多年间，汉族迁到云南的移民，附着于土地，世代相袭，从“寄籍”变为世代定居的“土著”，从外来的客户变为本土的主人。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云南人”。“云南人”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极大的历史意义。 从汉代的“西南夷”到晋代云南郡的“上方下方夷”，到唐初的“乌蛮”“白蛮”，到南诏、大理政权时白、彝诸族类的交融、直至明代“云南人”，就是云南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发展，形成一个整体的历史。云南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轴是族类多源、文化多样、文明趋同、政治统一。这就是辨析“上方下方夷”的学术价值所在。 按：作者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婧，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原文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丁存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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