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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国力强盛，版图广袤，奉行开放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积极活跃。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顶峰，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那么唐诗中是怎么表现当时的对外交往的呢？我用数据分析了《全唐诗》中的送别诗。挤出机 《全唐诗》是由清康熙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奉康熙帝之命, 起用当时已退居于扬州的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位翰林编纂的。该书收录唐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是迄今为止古典诗歌总集中篇幅最大、影响最广的诗集, 对于研究我国唐代的历史、文化、文学有极大参考价值，为此次数据分析提供了详实的唐诗来源。《全唐诗》有不同版本，本文以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为研究样本。 《全唐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对外交往，以及生产、生活等众多领域。其中，反映对外交往活动的唐诗有419首，本文将在丝绸之路背景下对这419首唐诗中体现的对外交往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 1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送别诗 在419首对外交往类诗歌中，送别类诗歌共230首，占诗歌数量的55%。 对外交往类诗歌占比图/作者绘制 为什么送别诗如此多呢？ 首先，送别诗这一题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出现，有近六百年的发展历史。然而，在唐代前送别诗始终处于萌芽阶段，直到初唐，随着初唐四杰“送序”的出现，送别诗在创作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出现了“送别诗”与“留别诗”的细致区分，进一步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用性，送别诗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 其次，由于古代交通、通讯不发达，“分别”是人生的一件重大事情，社会普遍重视送别，而且有别必相送，有折柳相送、饮酒相送、作诗相送等不同形式。无论是亲友分别还是官员外任，都需要作诗相送，并且从能否收到赠诗或是名士赠诗来评价此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人缘情况，特别是出京外任的官员如果没有得到名士作诗饯别相送，便会被人轻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送别诗的产量。 2 对外交往类唐诗与丝路节点城市/国家 唐朝时期，全国政治经济重心在西北一带，为维护国家统一，政局稳定，西北边塞一带成为国家军事边防重镇，因此位于西北边塞的丝绸之路对于唐王朝来说有着重要的政治、军事作用。丝路上的节点城市不光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唐朝设立在西域的重要关卡，相互之间有诸多政治或军事关联。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出现的节点城市有兰州（3首）、武威（75首）、张掖（6首）、酒泉（13首）、瓜州（6首）、伊吾（14首）、吉木萨尔县（18首）、托克马克（7首）、新疆鄯善（2首）、焉耆（2首）、轮台（24首）、库车（55首）、喀什（6首）、撒马尔罕（1首）、吐鲁番（8首）、敦煌（3首）、若羌（28首）、和田（8首）、广州（55首）等；对外交往类唐诗中出现的国家有新罗（68首）、日本（46首）等。 丝路背景下《全唐诗》对外交往类诗歌总览/作者绘制 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城市虽未完全出现在对外交往类唐诗中，但这些节点城市在对外交往类唐诗中出现的数量与节点城市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程度以及诗人是否到达该地基本成正比。 不过，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诗歌毕竟不是客观现实的刻板记录，有诗人想象的成分在其中，如皮日休《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中“飓母影边持戒宿，波神宫里受斋归”，作者主要想象僧人在归国途中，遭遇风浪危及生命之时，凭借法力，战胜风浪，化险为夷。 另外，丝绸之路沿线节点城市或国家在有些诗歌中成为某种艺术意象，不能坐实理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提到的“酒泉”在今甘肃酒泉，传说郡城下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但诗中重点突出的是 “酒泉水”这个意象。 丝绸之路节点城市与唐诗数量对照图/作者绘制 唐代陆上丝绸之路 1.中原路线：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瓜州 兰州：3首，古称金城。虽然兰州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镇，但由于仍位于中原地区，因此诗人较少会触景生情写诗留念。岑参的《题金城临河驿楼》、高适的《金城北楼》和马戴的《关山曲二首 一》，都提到了金城，这三首诗是诗人前往西域途中经过此地，有感而发所作。 武威：75首，古称凉州、武威。唐代的凉州，既指河西重镇凉州城，亦指以凉州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管辖下的河西诸州。东西方往来的使者、商旅、行人、僧侣、工匠等都要留驻凉州。随着河西节度和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设立，内陆大批将吏文士出塞入幕往来凉州，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岑参的《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等。有的诗人虽未亲身到过凉州，也根据听闻写了一些歌咏凉州的诗篇。此外，需要区别的是，《凉州词》，又称《凉州曲》，是凉州歌的唱词，是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不是诗题。 张掖：6首，古称张掖、甘州。唐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河西的国际贸易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张掖成为唐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场所。诗人前往西域经过或驻足此地时留下诗篇，如陈子昂《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等。 酒泉：13首，古称酒泉、肃州。酒泉，既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桥头堡，又是隔绝南部吐蕃与北方回纥联合的关键结点，兼具边塞和军镇的双重特点。酒泉边塞的独特景象和边塞战事，为广大文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如岑参《过燕支寄杜位》 “昨夜宿[祈]连，今朝过酒泉”。还有一些诗人一生未能到酒泉，但对酒泉充满想象和向往，也创作了许多与酒泉有关的诗作，如杜甫《饮中八仙歌》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中就有对酒泉的想象和向往。 瓜州：6首，古称晋昌、瓜州。瓜州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地处浩瀚的戈壁滩上，东邻玉门，西连敦煌，南望祁连，北枕大漠，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诗人前往西域经过或驻足此地时留下诗篇，如张祜《题金陵渡》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2.西域南道：敦煌——若羌——和田 敦煌：3首，古称敦煌、沙洲。敦煌市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党河和疏勒河下游最大的绿洲上，为“丝绸之路”西出玉门关和阳关的主要门户，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关于“玉门关”“阳关”诗作较多，而关于“敦煌”的诗作较少，皆为诗人前往西域经过或驻足此地时留下诗篇，如徐铉 《宣威苗将军贬官后重经故宅》 “天子未尝过细柳，将军寻已戍敦煌。” 若羌：28首，古称楼兰、石城镇。楼兰遗址在今罗布泊（即唐蒲昌海）近旁，而石城镇在蒲昌海南边。“楼兰”在唐诗中常常是一个意象，不是确指。但因为唐人将石城镇认作汉楼兰所在地，因此有些诗中的楼兰所指的应该就是石城镇，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 有些诗人没有到过楼兰，对该地充满了想象，因此也创作了许多与楼兰有关的诗作，如李白《出自蓟北门行》 “挥刃斩楼兰，弯弓射贤王。” 和田：8首，古称于阗、和田，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于阗是来往天竺的所经之地，有的唐诗提到了“于阗钟”，佛教法器名，即九乳钟，因从西域地区传入中国，故又称于阗钟，亦泛指佛寺之钟，有些与佛教有关诗歌提及，如灵一《静林精舍》“水击罗浮磬，山鸣于阗钟”。 3.西域中道：伊吾——鄯善——吐鲁番——焉耆——库车——喀什——撒马尔罕 伊吾：15首，古称伊吾、伊州。位于新疆东部，是新疆通往内陆的门户，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伊州没有地名的实指，更多是以此为名的曲子，如白居易《伊州》 “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 鄯善：2首，古称蒲昌。是丝绸之路上必经的城市之一，诗歌数量较少，多为诗人经过此地时留下的诗作，如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扬旗拂崑仑，伐鼓震蒲昌”。 吐鲁番：8首，古称高昌、西州。西州本高昌国，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十日，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护府（今吐鲁番东五十公里高昌古城内）。西州政治、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实指此地的诗较多，如柳宗元 《鼓吹曲辞 高昌》。唐诗对西州境内的景物描述甚多，也可说明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吐鲁番气候十分炎热，著名的火焰山就在那里，如岑参 《火山云歌送别》 。 焉耆：1首，古称焉耆。焉耆，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焉耆在诗歌中为实指此地，仅有一首诗，见于岑参《早发焉曹怀终南别业》一诗，而且是岑参在西域确实经过的地方。 库车：55首，古称龟兹、安西都护府。龟兹是安西四镇之一，安西都护府于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移至龟兹城（在今新疆库车），称安西大都护府，其统辖安西四镇，在丝绸之路上的军事作用最为重要，负责8个州。龟兹是乐舞之乡,唐代不少乐舞、乐器、乐舞艺人出于龟兹，因此在唐诗中更多的写到龟兹艺术，如刘商《胡茄十八拍·第七拍》“龟兹草菜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 因为龟兹是安西都护府治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其中除了少部分泛指之外，有的是指代龟兹的，如岑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 “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 喀什：7首，古称疏勒。疏勒，是西域南道和中道相会之地，从此地西行越葱岭可去往波斯、大食等国家。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唐诗中以此地作为绝域之地的象征，如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二首 二》 “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 撒马尔罕：1首，古称康居、康居国。康居是中亚古老国家之一。它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对东西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起过桥梁作用。它的政治、军事活动对周围地区也发生过影响。但由于路途遥远，许多诗人没有来过此地，因此留下的诗篇较少。康居最著名的是它的音乐，因此诗歌中提及康居多指音乐，白居易《新乐府 胡旋女戒近习也》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4.西域北道：伊吾——吉木萨尔——轮台——托克马克 吉木萨尔：18首，古称庭州、北庭、北庭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年)庭州改为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南路，最高长官为北庭都护。因为设立了大都护府，经常会有使节来往，但是管辖天山北路的北庭都护府在唐人心目中是遥远寒苦之地，极少有诗人到达这里，因此诗歌中 “北庭”多为艺术意象。岑参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他在北庭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幕僚，也正是因为这里的边远寒苦和独特的景致，他写下了大量关于北庭都护府的诗，如《北庭作》、《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 轮台：24首，古称轮台。中道上有汉轮台，唐诗中提到的多是位于北道上的唐轮台。唐轮台位于西州和庭州之间，其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岑参《赴北庭度陇思家》 “西向轮台万里馀，也知乡信日应疎”。 托克马克：7首，古称碎叶城。碎叶为受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安西四镇之一，但遥远的碎叶是诗人们足迹未至之处,因此唐诗中“碎叶”一词多是虚指和象征意义，如“胡瓶落膊紫薄，,碎叶城西秋月团。”(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六)、“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戎呈《塞上曲》)等。 唐代的丝绸之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通，期间虽有“安史之乱”发生，丝绸之路亦有道路变迁，但却从未中断。由于诗人们的足迹，一般地并没有越过葱岭，因此他们在西域的活动和创作基本上限于如今的新疆地区，他们诗中所反映的西域情况基本上也限于这一地区。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广州通海夷道 5.东洋航线：广州——新罗——日本 广州：55首，古称广州、南海郡。唐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外国商人云集。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正是因为广州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要塞，所以统治者格外重视，常常从中央派遣官员前来镇守，如杜甫《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贾至《送夏侯参军赴广州》等。此外，伴随着两地的逐渐发展，商业贸易也兴盛起来，吸引了许多人前往广州，有关广州的诗歌数量因此而增加。 新罗：68首。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是唐朝的藩属国，与同为半岛上的百济、高丽相比，早期的新罗发展较慢，后来，新罗实力大增，逐步取代了百济和高丽。新罗自古以来与中原王朝就有着历史渊源。在唐朝的不同时期接受唐王朝的册封，隶属于唐的管辖范围内。新罗派出留学生来唐学习，派出的使节时常请求唐朝给予一定的政治、文化上的帮助。他们积极吸收唐文化，回国后参与新罗实行的一系列改革。这些肩负着一定使命的使节来往于唐和新罗间，成为唐代对外交往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与唐人交往期间留下许多交往诗篇，如皇甫曾《送归中丞使新罗》、刘眘虚《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等。 日本：46首。在唐代，日本被称为“礼仪君子国”，是与唐处于平等关系的国家。日本与唐的官方交往大部分靠日本派遣的遣唐使来完成，很少有唐人访问日本，主要因为前往日本路程遥远，容易遭遇风浪危机生命，而民间交往主要以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为主，遣唐使与日本僧人在与唐人交往期间也留下许多交往诗篇，如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李白《哭晁卿衡》等。 3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情感解读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感是诗歌创作的中心，是诗歌创作的根本动力，也是诗歌之所以打动人的内在原因。诗人们进行诗歌创作，将自己的内心真实情感外化为诗歌语言，以此来彰显诗歌中特有的情感内涵。” 唐代对外交往类诗歌中的情感表达多样，为研究方便，将其划分为三大类：积极倾向情感、消极倾向情感、无倾向情感。其中积极倾向情感主要包括建功立业、勉励之情、喜爱之情、赞颂之情等；消极倾向情感主要为思乡之情、离愁之情、怀才不遇、感时伤世之情、反对战争、讽刺等；无倾向情感主要为叙事诗和哲理诗。 下方的情感表中，“红色小人”代表积极倾向情感，“蓝色小人”代表消极倾向情感，“绿色小人”代表无倾向情感，“红蓝色小人”代表诗歌中兼有积极倾向情感和消极倾向情感。 丝路沿线节点城市诗歌情感图/作者绘制 1.积极倾向情感 从该情感表中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红色小人”数量较多，以积极倾向情感为主，该时期诗歌普遍展现诗人建功立业、豪情壮志的雄心。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朝代，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开放，文化上贯通中外，由此造就了唐朝文人对国家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唐代统治者的对外政策基本上以“华夷如一”为主，这种开阔的外交视野同样使唐朝文人以身处唐朝为傲，在诗歌中彰显其万丈豪情。如王之涣《凉州词二首 二》“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虞世南 《從軍行二首 二》“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辉”，高适 《送李侍御赴安西》“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桮中” 。 2.消极倾向情感 （1）“国破山河在” 从该情感表可看出中唐至晚唐时期“蓝色小人”数量较多，以消极倾向情感为主，原因为：一方面西方大食国的兴起，与唐军交战，唐军大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动摇；另一方面，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军队内迁，西域边防空虚，吐蕃趁机而上，侵占陇右地区，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就此完结。 “国家不幸诗家兴”时代的盛衰变化在诗人心理上造成强烈的失落，热切的仕进欲望被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回避现实、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成为这一时期诗歌主要感情倾向。除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琐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以及对战争的反思，民不聊生的悲悯之情和对和平的渴望。 如“中原祸作边防危，果有豺狼四来伐”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 缚戎人》；“今日登临须下泪，行人无个草萋萋”吴融 《岐州安西门》；“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戎昱《塞上曲》。 （2）“始信人间别离苦” 古人一般都有安土重迁的观念，由于官职调动或是从军、逃避战乱等原因，诗人需要前往边塞、南下岭南或是送别他人，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不灵通，西域、岭南这些地区有着与中原不同的地理因素，加剧了贬迁、离别之感，使得离别之情更加浓郁、凄苦。“相见时难别亦难”，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离别、不舍之情。 如“惟余两乡思，一夕度关山”郑锡 《千里思》；“地偏毛瘴近，山毒火威饶”刘言史《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海北蛮夷来舞蹈，岭南封管送图经”张籍 《送郑尚书赴广州》。 4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胡文化内渗 盛唐时期，得益于丝绸之路，新疆、河西等地得到了唐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有力保护，中外、汉胡之间的民族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十分繁荣的地步。在中原汉文化对外影响大大加强的同时，西北的外族文化也给汉族文化以巨大的刺激与影响。 1.胡乐胡舞 胡乐、胡舞通过丝绸之路的传入已经融入到唐人社会活动当中，常见于宴会之中，是唐人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在唐诗中亦有所体现。 如：“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颻转蓬舞”白居易《胡旋女》；“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 《唐人宫乐图》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胡乐、胡舞元素/作者绘制 唐人恢弘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创造了有利于中外文化交融的环境。在唐朝宫廷十部乐中，除了清商乐和燕乐，其余八部都是外来乐曲，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的内渗和唐文化的兼收并蓄。此外，这一时期，大量的外国乐器传入中原，比如曲项琵琶（波斯国）、竖箜篌（波斯国）、羯鼓（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等等；唐玄宗亲自编制的著名的霓裳羽衣舞也是在吸收借鉴外来舞蹈的前提下创作而成。 在开元年间，唐陇右经略使郭知运把凉州曲谱进献给玄宗后，迅即流行，便有诗人依谱创作《凉州歌》、《凉州词》，以抒写边塞风情。这体现了唐人以毫不介怀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消化和创新的盛世魄力和大国风范。 西域音乐、舞蹈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对我国文艺的发展起过相当积极作用，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 2.胡食 发达的交通也便利了饮食的交流传播，胡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大地。胡食，从汉代时就开始源源不断传入的异国风味，在初、盛唐时期得到更进一步的传入和融合，这在唐诗中也有所体现，图八将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胡食元素进行了统计，常出现在唐诗中的胡食主要包括葡萄、羊肉、牛肉、骆驼肉、苜蓿等。 如：“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南唐顾闳中/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胡食元素/作者绘制 5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的它国来访 唐代《西客使图》/出自：章怀太子墓 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引起北方人口南迁，西域失守，造成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为了能继续进行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唐朝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唐代造船、航海技术的提升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发展提供了条件。唐代海船以船身大、容积广、构造坚固、抵抗风涛能力强、适于远航而著称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也正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为新罗、日本人前往唐王朝学习与交流提供了便利。 对外交往类唐诗中有关新罗/日本来访的诗歌数量/作者绘制 在上图中，黄色代表初唐时期，红色代表盛唐时期，草绿色代表中唐时期，深绿色代表晚唐时期。 其中，与新罗有关的对外交往类唐诗主要分为六类： 皇帝间赠诗（如：唐玄宗的《赐新罗王》、真德女王的《太平诗》等）； 官员间赠诗（如：李益的《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皇甫曾的《送归中丞使新罗》等）； 文人间赠诗（如：刘昚虚的《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沈颂的《送薛文学还日东》等）； 隐士间赠诗（如：无可的《送朴山人归日本》、马戴的《送朴山人归新罗》等）； 僧人间赠诗（如：法照的《送无著禅师归新罗》、贯休的《送新罗僧归本国》等）； 新罗相关的唐诗（如：薛瑶《谣》、窦巩《新罗进白鹰》等）。 与日本有关的对外交往类唐歌可分八类： 皇帝送别使臣（如：唐玄宗的《送日本使》等） 唐官员送别日本使者（如：徐凝的《送日本使还》、刘长卿的《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等） 唐官员送别日本僧人（如吴顗的《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孟光的《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等） 唐官员送别日本友人（如：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储光羲的《洛中贻朝校书衡》等） 唐文人送别日本僧人（如：胡伯崇的《赠释空海歌》、刘禹锡的《赠日本僧智藏》等） 双方皆为僧人（如：栖白的《送圆仁三藏归本国》、贯休的《送僧归日本》等） 送别唐人（身份未知，如：贾邕《送萧颖士赴东府得路字》、方干《送人游日本国》等） 诗歌中提及日本的（如：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李白 《放后遇恩不霑》等） 1.文人与僧人的交往 从图十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文人与新罗僧、日本僧之间交往类诗歌数量最多，文人和僧人的交往既是兴趣所使，又是唐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类诗歌在唐代中后期大量出现。“士大夫和僧人结识交往，是世俗友谊的补充和世俗生活的点缀，积习所染，竞相仿效，成了一件十分时髦的事。反过来，僧人和士大夫接近，一方面能获取一些实际利益，一方面借赋诗抚琴邀得名声，充实生活，无疑是一件高雅的事。” 如“遥想到时思魏阙，只应遥拜望斜晖”（陆龟蒙《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几夜波涛息，先闻本国钟”（张乔《送僧雅觉归东海》）。 2.佛法学习 唐代佛教发展迅速，长安和洛阳作为当时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宗教活动中心，吸引大量的新罗、日本僧人前来学习佛法，与此同时，不同国籍的僧人因相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使得他们之间的来往更加密切。 3. 唐和新罗的交往 唐和新罗之间的交往类诗歌在晚唐形成一个高峰，在诗歌数量和诗歌内容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唐后期，在唐廷逐渐接受儒家文化的新罗人，从原来的长安、洛阳等地区逐步扩散到东南沿海地带。外交事务也逐渐由以往的中央集中处理走向了地方藩镇职权干涉，由此出现更多的新罗文人和唐隐士交往的情况。”
新罗来访者和唐朝诗人关系图/作者绘制 4.唐和日本的交往 “由于遣隋使和留学生、学问僧等带回了优秀的中国文化, 大大引起了日本上层阶级，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钦慕，日本皇朝需要学习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法律、教育、典章、礼仪等各方面制度经验，用以强化其统治。因此入唐以后，日本皇朝无论在人数上，出使准备上，越行设备上，都一次比一次以更大的规模派出遣唐使团。”
日本来访者和唐朝诗人关系图/作者绘制 “文化交往丝绸路 唐诗重现中外情”。从传媒视角重新审视唐诗，唐诗连接起古今、中外等不同时空中的诸多地点、人物、情感因素，发挥着古代文本的媒介连接属性。上文的分析是对诗歌文本在丝路语境下进行的可视化转化与解读，同时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社会镜像功能的当下重构。 引用文献 1.吕媛.唐代赴岭南送别诗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15. 2.靳勇编.诗经[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3.贾君琪.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诗歌的内容与情感[J].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6):68-71. 4.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15. 5.百宁. 《全唐诗》对外交往类诗歌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6:27. 6.顾忠国.从唐诗看唐朝的中日文化交流[J].嘉兴师专学报,1982(01):64-69. 参考文献 [1]百宁. 《全唐诗》对外交往类诗歌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6. [2]柴剑虹.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01):53-60. [3]乔乔. 《全唐诗》中的胡食[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 [4]吕媛. 唐代赴岭南送别诗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5]石云涛. 唐诗中的丝绸之路西域道[C].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和县人民政府.“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新和县人民政府: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0:160-173. [6]孙占鳌.唐代酒泉边塞文化兴盛的原因[J].发展,2014(12):50-52. [7]燕晓洋. 唐代丝绸之路馆驿诗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8]阳飏.风吹瓜州[J].档案,2016(09):29-36. [9]朱瑜章.试论唐诗中的凉州都市文化[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1-7. 作者 |樊蓉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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