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公元1812-1885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湘军著名将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官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总理衙门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后世对他评价比较高。梁启超先生称他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左宗棠的一生充满传奇：本是清王朝体制外人员，却从四十岁开始，靠事功进入体制内，至官拜宰相；他是地道的书生，做过私塾先生，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却以军功传世，年近七旬，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保住中国六分之一国土；七十三岁，组织“恪靖援台军”抗击法寇，渡海作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个打不败的将军之一（另三位是韩信、李靖、岳飞）。
湘阴左家，至左宗棠父亲这一代，已是七代秀才，但家境并不宽裕。左宗棠早年在城南书院读书，之后，也有在岳麓书院受教育的经历。二十岁那年，乡试中举后，后面的考试一次也没中过，虽然很不甘心，但生活还要继续，于是，返回家中从事农耕生产，闲暇时间教书育人，研读儒家经典，涉猎孙子兵法等军事书籍。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
公元1836年，受邀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此前，左宗棠曾“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自勉联。
左宗棠在世时，对书院情有独钟，且受益于书院，如果没有在书院担任山长的经历，就可能没有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左宗棠。正是在渌江书院山长任上，以诗文得到朝廷重臣陶澍的赏识，出任两江总督府四品幕僚。其后，曾国藩对左宗棠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从此，改变人生轨迹。
如此经历，必然加重了他浓郁的教育情结，因此，后来的左宗棠到处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包括曾数次将为他而建的生祠改作书院。左宗棠与书院密不可分的缘份，成就的是中国书院史上一段佳话。
左宗棠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他的思考根据也许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湘阴左氏这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当时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左宗棠曾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上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人格不健全，社会上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左宗棠传家之训：“耕田读书，勿使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好子弟，唯读书与耕田不可辜负。”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他的四个儿子陪母亲去闽省亲，时左宗棠奉命移节西征，促儿侍母归乡。儿辈求训甚切，左宗棠书联以勉儿子：“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并嘱咐说：“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他还给左氏家庙题写了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嘱咐儿子孝威刊悬祠中，以示族中子弟。
左宗棠家规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一百六十三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勤俭持家”，提出“惟崇俭乃能广惠”。在他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赞他：“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
左宗棠一生钟爱读书，多次强调耕读传家。他家书中，多有教子读书做人的内容。他给长子孝威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精通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都是他当年引进的。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左宗棠在给孝威的信中指出，自己虽身居要职，但不想让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而是要他们不忘家族寒素本色，保持平民耕读之风。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他写信叮嘱周夫人：“家下事一切以谨厚朴俭为主。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他担心孩子们在城市闲居太久沾染了不良习气，所以让他们仍然回柳庄去耕田读书。
左宗棠以其言传身教，延续了左家耕读传家、知行并重、勤俭忠厚的家风。
身居高位后，家乡赴京找他谋事的人很多，他一一回绝后，自掏腰包送他们回乡，又担心老乡拿路费在京挥霍，于是，将赠银分成几部分，沿途领取。左宗棠一生都践行着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无论任职何处，都大力筑路、植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创办福州船政,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奠定了根基，创办了甘肃机器局、西安机器厂、兰州制造局和织呢局等。
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
左宗棠六十八岁时，便立下遗嘱“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他把多余的钱随手散去，除救济灾民和贫苦族人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
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
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由于自己为官，看到了为官的种种，所以，左宗棠在家训中还提出“读书不为科名”，因此，尽管他的子孙大多很争气，后代学者和名医频出，进入仕途的反而不多，官位较为显赫的只有四儿子左孝同、第三代孙子左念恒和第五代孙女左焕琛。左孝同曾任江苏提法使、布政使；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学者与名医中，左景鉴是外科首屈一指的名家，是我国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左焕琮是医学界道高望重的名医，曾经还给蒋介石的孙儿蒋孝慈做手术；左坚是著名生物学家；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左焕琛则是影像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对于左宗棠家族后代何以多出学者与名医，身为左氏后人的左焕琛归结为“爱国爱民与悲天悯人”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