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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前，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十分巧妙。我们知道，《老张的哲学》从头至尾带着浓厚的京味儿，铺展开的也是一幅地道的老北京风情画卷，读来充斥在读者耳畔的也是老北京特有幽默带来的笑声。但是，它的诞生地却并非在国内，而是在与北京隔着 8 小时时差的英国伦敦。老舍是在 1924 年的夏天登上赴英国伦敦的航船，此时，正好赶上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波留学潮。 不像第一波留学潮由政府主导，不仅难以征集到留学生，而且留学生归国后也大多比较倒霉，即使幸运如从英国回来的严复，坐拥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高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不得不加入科举考试的大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科举考场上不知洒下了几把辛酸泪。第二波留学潮则要波涛汹涌得多，也自由得多，它发轫于五四运动，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对新的科技、文化、观念的追求，让公费与自费留学不断升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已汇成一股热潮。所以，在“东渡”或者“西渡”的航船上，“中国面孔”并不鲜见。在这些并不鲜见的“中国面孔”中，老舍的这张面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他又实实在在的特别，因为别人是去留学的，他却是去讲学的。虽然说，清代就有中国人出国讲学的先例，然而当时这个群体的人数实在稀少，未尝不可将老舍列入出国讲学先行者的行列。 既然是先行者，哪怕你还年轻，也必须得忍受点什么，譬如寂寞！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教员的日子，给予老舍热情拥抱并常来探望的彼时伦敦闻名遐迩的雾霾天，并没能像神奇地激发印象派莫奈的灵感一般，神奇地点燃老舍的文思，拥有正常思维的老舍显然对这种“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的雾霾生不出一点儿好感。不过，“你讲什么你自己明白，我讲什么我自己明白”的语言环境，却大大刺激了隐藏在老舍基因里的老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因子。寂寞的环境、思乡的情感、苏醒的幽默，以及图书馆里浸泡的日子，让老舍决定拿起笔写点什么。 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拿笔以前，我总得有些画稿子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上有小说作法这类的书，怎办呢？对中国的小说我读过唐人小说和《儒林外史》什么的，对外国小说我才念了不多，而且是东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梦话。后来居上，新读过的自然有更大的势力，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可是对外国小说我知道的并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好吧，随便写吧，管它象样不象样，反正我又不想发表。况且呢，我刚读了 Nicholas Nickleby （《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 Pickwick Papers （《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这就决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张的哲学》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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