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狂人日记》的素材

1918年初，以倡导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而闻名的《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改组，由陈独秀主编改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同仁轮流编辑。为给《新青年》组稿，钱玄同走进了鲁迅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补树书屋。鲁迅听从老同学的劝告，放下埋头苦干的“整理古籍，研究佛学，搜集金石拓片”，改弦易辙，做起了小说，开始了他用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事业。1918年5月，鲁迅的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狂人日记》出色地把反封建旧礼教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中国新文学的光辉典范。

周作人在其晚年写的著作《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指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礼教吃人即理学杀人，意即形而上的吃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曾拜在章太炎门下学国学，章氏说他不服宋儒，批评理学杀人之可怕。短篇小说《祝福》里祥林嫂亦即死于礼教吃人，宋代理学家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鲁迅深深的认为当时愚昧麻木的国人更应该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狂人的生活原型是鲁迅的姨表弟阮久荪。他原是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后来到山西一带游幕。他置身于封建官场中，看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痛感自己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由于长期抑郁寡欢，阮久荪得了一种“迫害狂”的病症。为了掀翻封建统治阶级摆设的人肉宴席，鲁迅运用“杂取种种人，合称一个”的典型化手法，塑造了一个既有狂人病理特征又有反封建战士精神的独特形象。《狂人日记》的主题就是把魔鬼吃人与封建礼教杀人联系起来。“吃人”是比喻，它极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人们肉体上的屠杀和精神上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