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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李伯谦先生为大家说古史观 一、当前对古史的质疑与评价趋势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历代思想家皆曾有所思考，但科学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的古史辨运动。  顾颉刚 （1893-1980）   傅斯年 （1896-1950）  郭沫若 （1892-1978） 即便中国学者孜孜以求，但是仍然面临诸多质疑。网络上对中国的古史研究有很多批评意见，并不完全是出于学术角度，而是有很复杂的背景。 1 对传世文献中的后代追述，尤其是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的记载如何对待，是论证方法中尚无解的。 2 后世文献的记载，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关系记载多有抵牾，也很难全面地表述中国早期发展的历史，对上古社会的形态认识也多有分歧。 3 欧美的大部分学者和部分日韩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夏朝、商代早期是否为真正存在过。信任文献则属于“民族主义”支配下的非科学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探源工程 =民族主义倾向&编年史主义倾向  罗泰  贝格立 对传世文献的关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背离考古学纯洁性、局限考古学研究的广泛可能 类似的论调在近年来十分盛行，这种说法在强调所谓考古学“独立性”和“纯洁性”的同时，否定了考古学复原古代历史和史料获取的核心功能与目的，割裂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同时，对传世文献不加论证和研究地忽视或者否定，这种研究态度本身就不是认真科学的态度。 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的学者要有学术自信，更要有定力，不能因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差异而迷失研究方向。 除了上述意识形态和方法论角度对古史传说的质疑外，还有一些是对上古史研究具体过程或具体结论的不同研究意见。 学术研究与探索的道路上，不同学者在具体研究时，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认识，这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不能因为有学术分歧而否定研究本身。 二、夏文化的相关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夏文化和夏代考古的研究，在断代工程期间，这一问题有分歧。但在随后的近二十年间较少被讨论。近年来，这一问题突然再次成为学术热点。其中固然有许宏、孙庆伟新研究争论的导火索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既往学术分歧的延续。 关于夏文化的讨论，最近的热点集中在夏是否存在，是否是“信史”，能否以现有的资料和方法论证和识别。以及对待夏是不是“有条件的不可知”或者夏是否仅是晚周以降文献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考古学界内部，并没有形成争议，反而是在非考古学者为多的知识界。  孙庆伟   许宏  中国早期王朝的研究，基点始于殷墟。 殷墟的发掘，使中国上古史研究，有了可以对其他遗物和 “古墟”年代、性质判断的依凭和“度量”。 夏文化研究“希望在于开辟新的史料来源”，必须以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为核心。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以前，二里头文化就已经被发现了，但当时，它被称为“洛达庙类型”。在当时，大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文化是商代的遗存。 韩维周 1950年韩维周先生发现了郑州有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存；1955年安金槐发现了城墙，由此开始了郑州城“隞都”说的探索。 郑州商城的城墙被确认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商代中期都城“隞都”。 1959年，徐旭生“夏墟”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考古所洛阳发掘队和河南省的文物部门立即进行了接续工作。 1 考古所豫西六县调查； 2 考古所对二里头进行发掘； 3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派出“刘胡兰小队”也在二里头进行发掘。 二里头工作队历任负责人 赵芝荃 （1960~1980） 郑光 （1980~1998） 许宏 （1998至今） 二里头工作队主要工作者 方酉生 殷玮璋 陈国梁 赵海涛 高天麟 张立东 对于二里头遗址，在1980年代以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这就是商汤所都的“亳”，也就是所谓“西亳”。 当时学术界将洛达庙遗址一类的遗物看做是早商时期的。同时，在文献上又有偃师是汤都西亳的记载。特别是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中期（即以后分为四期的第三期）发现有两座宫殿建筑基址以后，更认为这是汤都西亳时的实物见证。 对于这种说法，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者们其实内心是有不同看法的。 直到1970年代末，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夏代早期遗存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夏代晚期遗存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 直到1977年以前，没有人明确提出，二里头文化与夏代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都斟鄩有关。 早年我不敢以夏文化来命名二里头文化，是考虑到夏朝的有无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界大多主张龙山文化是夏文化，而我又没有任何论文发表。在此我不敢独树一帜，过早地提出全新的见解。 ——邹衡（2001） 对于二里头和夏文化研究的认识分歧，从1977年以后就开始正式形成了，大体而言，有几种看法： 1 二里头遗址偏晚的一部分属于“西亳”，偏早的一部分属于夏代晚期； 2 二里头遗址全部属于夏代； 3 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斟鄩”。 二里头发掘与研究的先辈 学者认识分歧如此巨大，但二里头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二里头文化以夹砂深腹罐和鼎为主要炊器。 夏代早期的遗存可能源自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 之间的过渡形态新砦阶段的陶器。 二里头文化典型器物分期演变规律： 1 中口深腹罐由折沿、矮鼓腹、平底到卷沿、瘦高腹、圜底； 2 圆腹罐由高领瘦腹到矮领圆腹，花边口沿作风由多渐少； 3 盆形鼎由深腹到浅腹。 卫星影像所见二里头遗址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和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斟（zhen）鄩（xun）。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在尚缺乏直接文字证据的情况下，探源工程目前尚无法对这一问题确证，但倾向于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晚期有可能进入了商纪年）。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和宫城城墙，从二期至四期修建的，无一例外，朝向都是北偏西。 1 从宏观聚落布局看，始建于第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都延续使用到第四期最末阶段”； 2 四期晚段，新建的6号基址，围垣作坊区的北墙得以加固，铸铜与绿松石作坊还在使用；均未见早于毁灭性破坏的迹象。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布局演变过程示意 非但建筑，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墓葬朝向也基本上也是北偏西。 另一个可以比较的例证，是二里头与商系统的祭祀用牲不同。二里头遗址的祭祀用牲，基本上以猪为主。 商系统的文化，以殷墟为起点向前追溯，有早商时期的二里冈文化和相当于夏时期商人的遗存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创造了一整套自己的日用陶器。 下七垣文化各类型人群则以鬲为主要炊器。 辉卫型 漳河型 保北型 随葬陶器以陶鬲为中心 刘庄M218随葬陶器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相同，方向也是北偏东。 洹北商城与殷墟遗址群平面图 郑州东里路河务局M6 三、如何看待古史传说，如何认识《五帝本纪》——上古史料的三个来源 史学或者史料的来源有三： 1 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系统； 2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系统； 3 从摩尔根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学人类学系统。 既往认为“五帝”的说法，是战国中晚期形成的，但这一说法的出现可能更早。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帝尧之后于祝” 《史记·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 近百年的考古学发展为中国早期文明勾勒了发展模式。 苏秉琦先生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古文化—古城—古囯、古国—方国—帝国理论，与传统文献对上古中国的描述有高度契合之处。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证据证明，而非证伪，传世文献记载的传说，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的发展历程，有其渊源，绝非想象和杜撰。 苏秉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古史未必是神话，传说也未必没有真相。历史的探索就是去伪存真的研究过程。研究需要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探索，不可带有偏见地轻易否定任何可能性。 历史研究，以往往往是分散、孤立的进行。口耳相传到文献记载的文献史学系统，未能很好的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考古学系统，因为发掘资料的零散，不能够较完整地反映历史全貌；社会学人类学系统，往往是借助近代或现存的文化人类学资料，其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史学研究的参考，而不能代替历史本身。只有将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够接近复原更真实的历史。 作者：李伯谦 感谢黄碧雄先生的大力支持！ 编排：李岩 代雨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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