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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趺的缘起与流传

 收藏家宾彦红 2020-05-11

文章作者:王丹

在众多传世及考古发现的文物中,经常可以见到龟形或以龟形为器物基座的现象,发展至后代即龟趺。这种表现形式与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礼乐宗教制度等紧密相连。中国人对龟的喜爱与崇敬由来已久,深具渊源。可能与其上隆下平的外形、长寿的特点及其颇有出世之风的性格有关。龟常被想象成为传达上天旨意的使者,还被推封为鳞介之首与龙凤并称,即所谓“鳞、凤、龟、龙谓之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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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灵崇拜

从考古发现来看,从距今 8000—7000 年的贾湖文化,到其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均可见随葬有相当数量的龟甲遗存。这些龟甲分布在墓主人的身旁、脚边等位置。其用途含义,学术界虽有不同认识,但一般认为属于龟灵崇拜。还有一些墓葬中出土的玉龟、陶龟、石龟等被认为是实物龟甲的扩展及延续,其性质或与实物龟甲相同。在史前时代,先民对龟的喜爱具有跨时代、跨族属、跨地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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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历史时期,华夏先民对龟通神属性的利用莫过于灼烧龟甲占卜以测吉凶。如《史记·龟策列传》载 :“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考古发现的卜甲遗存最早大概可追溯到仰韶时代,其使用到晚商西周时达到顶峰,可以说诸事皆卜。两汉后虽此风渐衰,但一直到隋唐时期,宫中仍设有专用于占卜的“太卜署”。

除占卜外,使用龟形纹饰及以龟为形象的器物在各时期也很普遍。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龟形纹饰及铭文的数量多得几乎堪比鸟形,年代相当于商代的武夷山百越族船棺中出土木龟盘,及成都三洞桥出土战国铜勺上表现巴蜀文化崇拜的龟形图案,都可辅证这种龟崇拜广泛性的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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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起,龟形器物甚至成为高贵身份的象征,如《后汉书·宦者传》:“自曹腾说梁翼,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唐颜师注“龟鼎,国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即铸龟鼎以象征皇位 ;高品级官员的印钮铸成龟形,《汉官旧仪》记载“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緺绶,皆龟钮”,这种制度被后世很多朝代所继承沿用。龟钮玺印在考古发现中多有所见,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龟钮金印、扬州广陵王刘荆墓出土龟钮金印等,新近发现的南昌海昏侯墓也出土了一枚玉质龟钮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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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掀起了一波崇龟的小高潮,由《 新唐书·车服志 》:“ 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天授二年,改佩鱼皆为龟”,《旧唐书·舆服志》:“(贞观)五年八月敕 :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新唐书·狄仁杰传》:“俄转幽州都督,赐紫袍、龟带”可知,其时五品以上的官员皆需佩龟袋、吏者竞相穿着龟服、皇帝御赐功臣龟带。这种对龟的追捧应皆源自人们对龟通神、祥瑞且长寿的神秘向往。在我国古代文化中龟一直是品行高洁贤德的代称, 如《 后汉书·蔡邕传》有 :“龟凤喻贤人。” 这 种现象一直到元明以后才渐渐消逝。

龟趺的流传

用龟的形态作为器物基座,除了取其灵性外,也因为外形上龟背平,重心低,且能负重。东周两汉之时就开始出现以龟形为基座的香炉和烛台 ;在汉画像石中,仙人乘龟而行的形象也颇为常见,仙人或坐或立,而其所乘骑的神龟形象清晰可辨 ;另外考古还发现,汉晋时期的墓葬中有用小石龟或小铜龟作为棺柩支撑物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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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人们所熟知的龟形基座莫过于碑碣的“龟趺”了。碑的出现始于先秦,到了汉代,随着人们对祖先的祭祀由宗庙移至坟墓之前,墓祀成为祭祖的主要方式,立碑树碣正是在此时逐渐流行起来,其主要作用也变为记功勒铭。如刘熙《释名》曰 :“碑……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起初的碑趺形制为方趺,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资料是 1978 年发现于山东平度县侯家村的王舍人碑,其刻铭时间明确为“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原先被认为是东汉龟趺之例的四川雅安樊敏碑,后被证实其碑趺为南宋所易。

三国两晋时期,可能由于屡下禁碑令且薄葬之风盛行的缘故,所能见到的实物龟趺石碑也不多。但此时流行的陪葬谷仓罐上有很多龟趺碑碣形象出现,其上往往还刻有纪年、地点及一些吉祥的祝福文字。这些仿生的带着龟趺碑的明器谷仓罐说明龟趺在此时似已被广泛接受并使用了。《水经注》卷十六谷水“又东迳国子太学石经北”下引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下列石龟……”。陆机为西晋时人,也能证明其时已有龟趺使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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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继续受薄葬之风及北方游牧民族不封不树“潜埋”风俗影响,龟趺现存较少,但也偶有发现,如北朝有为纪念北魏文成帝南巡而立的石碑、北齐兰陵王高肃墓碑等。南朝因为皇室贵族一般聚族而葬,碑趺发现也相对集中,如梁代皇室家族墓诸陵前,均发现龟趺碑遗迹 。总体来说此时的龟趺所见龟的形象均较为原始而写实。

龟趺之制最早的官方记载始于隋代。《隋书·礼仪志》有“三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高不得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由于这条记载之前还有“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似乎这种规定北朝即已有。龟趺螭首成为品级的标志,且这种碑的形制标准成为定式,一直沿用到明清。

那么龟趺是龙子赑屃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查阅文献可知,早期“赑屃”一词是作为形容词或副词作力壮貌使用的。东汉张衡《西京赋》有“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三国时薛综注“赑屃,作力之貌也”,西晋左思《吴都赋》也有“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大鹏缤翻,翼若垂天”。“赑屃”显然也是与“缤翻”对应,指力大。北宋时官方编订的有关建筑规范的专著《营造法式》,其中讲述制作“赑屃鳌坐碑”的制度为 :“其首为赑屃盘龙,下施鳌坐”,可见赑屃是指碑首盘龙的状态,龟趺被称为“鳌坐”。大概由于赑屃常与巨鳌连用,或便渐渐作为其代称。

龟趺被称为赑屃是有其时代文化特点的,区别于以前的推崇至极,到了元代以后,龟被赋予了不好的意思,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自元始,民间“俗以纵妻淫行者为龟”,自此人们对龟便讳莫如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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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根据藏于泰山岱庙的历代实物龟趺的变化总结出,宋、金时的龟比较写实,元、明、清三代,龟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出现了兽耳、胡须和发髻,没有了腹甲等,龟渐渐有了龙的特征。大概自元始,人们对龟不再如神般信仰,承载功绩的龟趺也急于要从龟的形象脱离出来,可以看到与南北朝、隋唐时期比较写实的龟形象不同,元以后的龟趺越来越增加了神话色彩,即所谓的“龙头、鹰爪、龟背、蛇尾”。其名称也不能再称之为龟,而是有了专门的代称“赑屃”,明代陆容的《菽园杂记》云:“赑屃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后来的《本草纲目》也有:“赑屃者,有力貌,今碑趺象之。”大概记录的是当时民间的普遍称呼。

明孝宗时,据传朝臣李东阳为应对孝宗之问,结合民间传说及《菽园杂记》等内容杜撰出所谓的龙生九子的说法,后经其弟子杨慎丰富整理,遂有了《升庵集》中:“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龟趺作为龙子的身份并有了专门的称谓“赑屃”,这种说法更容易被各层人士普遍接受,遂逐渐流传并成了定式。

本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18年6月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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