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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民，而不是新民。这是第一课。 亲，就是爱，就是仁，就是好恶，就是安百姓。 为了让心中生出一个一，一定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 同时追问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不是固执己见。 儒学作为一门学问，自孔子向前沿袭，再自孔子向后发扬，经历了许多人。这许多人留下的著述，对于这学问的建立和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便成为所谓的儒学经典。所谓经典，一则是大浪淘沙，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二则是对于学问的宗旨和原理，有不可或缺的支撑或完善作用。亦即你拿掉这一点，这个学问就会立马出现缺陷，出现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而那些非经典的东西，大概的特点则是被包括在经典当中，且有错的成分。亦即：非经典讲的事情，经典一定是讲过的，且更为精当、朴素、简洁而具有丰富的可阐释性，却不会对尚不可知、尚不确定的部分进行讨论。当然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讲，从学问的成长而言，非经典的价值不可忽略，无数不知姓名的普通人的价值亦不可忽略。经典产生于非经典，这又是一条真理。包括王阳明学问的产生，在其背后，也有无数人艰难困苦的前期探索。只是他所处时代对这一学问的积累程度以及他个人的天赋忽然碰撞在一起，便有了他的学问。 儒学经典到底有哪些？通行的看法主要是所谓的“十三经”以及对于其的评注和解说。主干为“十三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实际上，这13种文献最终获得“经”的称号，也是经历了时间的演化与时代的变迁。比如汉代，只有“5经”之说，唐代开始有“9经”，五代时有“11经”，南宋时正式出现“13经”。所以对于“经”的内涵和地位的认定，也是后来学者在对于学问的理解之上，所作出的符合学问特点的一种安排。比如在某一个时代看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实都属于《春秋》的“传”，亦即对之的解读。在某一个时代而言，《礼记》《孝经》《论语》《孟子》也不过是对于“经”的解读，称之为“记”。但是到南宋，从《孟子》列入“经”从而形成“13经”，意味着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认为就儒学的完整性、严密性、自洽性而言，这13种文献应当是最能反映这一门学问整体面貌的最佳组合。 但是就学问的学习和传播而言，这13种文献依然太多。如何对经典再次“经典化”，不仅是在尊崇传统的意义上，更是从梳理学问的角度，再次将其学问的宗旨进一步凝练，从重要的文献中再次提炼最重要的文献，又是经历了一番探索。南宋期间，《礼记》当中的两篇文章，一是曾参所写的《大学》，一是子思所写的《中庸》，开始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成为了当时学者尊崇的最重要的儒学经典。他们认为这四种文献合起来，可以包含儒学当中最重要的精神，亦可代表从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再传到孟子的这样一个儒家道统。到了朱熹手里，依据二程的观点，朱熹做《四书集注》，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四书》。 《大学》全文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被称为《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大意是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扬人与生俱来的光明之品德。止于至善，意即达到至善之境界。而中间“在亲民”这一句，朱熹在《四书集注》里的解释却是“亲”这个字，应当做“新”字解。“新”的意思就是革其旧。所以《大学》的三纲领从逻辑上理解，朱熹认为应该是：大学教人的方法，应该是自明其明德，然后推己及人，让别人也去弃旧图新，进而止于至善。 但是王阳明对此持不同见解。王阳明一生试图恢复《大学》之古本，在学问上反对朱熹对于《大学》的解读，其中一个关键处，就在于对“在亲民”的理解上。所以这一节，当徐爱问到此，王阳明也是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实进行了剖析。该节大意是：徐爱认为朱熹将“亲”字当做“新”字去理解，在《大学》一文的后面部分，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支持。于是问王阳明，既然你觉得朱熹的看法不对，这个“亲”字就应该按照“亲”去理解，而不是按照“新”字解读，是否也有依据？王阳明于是在文法的逻辑上，以及大学原文后文当中拿出许多支持“亲”字的句子出来，给徐爱进行了说明。而其中最具创造性，也最具力量的一段话，是提到了对于《论语》当中孔子一句原话的解读。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王阳明对于这段话中的“修己以安百姓”，明确的提出：孔子所说的“修己”就是《大学》里的“明明德”，孔子所说的“安百姓”即是《大学》里的“亲民”。 （王阳明一生最擅长的，莫过于打通经典，使之互相印证、互相支持，进而达到两种效果。其一、使得各种经典能够在互相串通的过程中，再次萌发出非常新颖别致的味道，触动人心；其二、能够在创造性的解释当中，将各种经典的精神和宗旨非常紧密的收拢到自己学问的主线上来，为我所用。钱穆先生曾说，宋明理学到达王阳明之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在于无论如何，似乎总是二元论的。要么讲“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要么讲“尊德行，道问学”，总不能拿出一条更为切实、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一”出来，一个是打通内外，一个是打通物我。“敬义夹持”、“明诚两进”、“尊德行，道问学”这种说法带来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之于外物，还是求之于内心？同时亦会造成方法论上的问题：究竟具体的修行，应该是在致知一边下功夫，还是在修养一边下功夫？而王阳明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他所创造是一种高度自洽的一元论的学问。他的“致良知”一个话柄，就将“敬”和“义”合为一体，亦将“尊德行”和“道问学”收归于一处。这样一来，原本总是存在先后、存在偏重的两个话题，就完全成为一个话题了。因为在王阳明看来，“格物”和“致知”，“敬”和“义”，“尊德行”和“道问学”，根本上都是一回事。） 而他在这一节中，就是将《大学》和《论语》中两个独立的关键点给彻底打通了。并且使之成为了支持自己学问的论据。 那么现在我们再分析，尝试着看看这其中的原因。《论语》中的原文大意：子路问怎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认真工作的人。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仁爱亲人。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有说：修养自己，仁爱百姓。但是这一点，恐怕尧舜也做不到吧。 以上一段话，反映出儒学的一个主要精神传统，那就是认为仁爱一定是分层次分远近的。所以君子的三个层次，首先是修养自己，让自己达到敬人敬事。再进一步，如果还能去仁爱自己最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自然就更上一层楼。但是如果还有更深远的追求，那就是进一步继续向外扩充开来，去仁爱百姓。而与此同时，儒学的另一特点，即在于讲功夫，不讲效验。所以很多《论语》的译本当中，将“安人”、“安百姓”理解为“使得亲人安乐”、“使得百姓安乐”，其实已经有些偏离儒学的意思。因为这是效验，不是个人用功就一定能够得到的效果。（安人是一个人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使人安，却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的效验。） 所以再次回到《大学》，先不说王阳明在这一节当中其余的观点，但就从儒学一贯的传统，讲功夫不讲效验，求诸己而不求诸人这一层意思上来讲，窃以为“亲民”就比“新民”更有说服力。“明明德”，发扬个人与生俱来的光明品德。这是靠修行，靠用功，求诸己的事。进而“亲民”，去仁爱更多的人，这也是求诸己的事。至于这“亲民”的效验如何，不得而知，或者还得看自身的力量和修养。再进一步是“止于至善”，达到为人的最高境界。这样一来，全文较为通达。但是如果将“亲民”换做“新民”，除却了这一节当中王阳明本人的剖析，最让人疑虑的则是：为什么一个“明明德”过后的人，就有了去“新民”的权力或者义务？如果是权力，这就多少带了点西方人所说的“knowledge is power”的嫌疑。如果是“义务”，又出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明明德”终究不是一种可量化衡量的境界，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明明德”了，另一个人也觉得自己“明明德”了，那么问题是——究竟谁应该去主导这“新民”的义务？岂不是依旧陷入了争夺话语权进而争夺名利色的反儒学的道路上去了？ 而最后再退一步说，就算是将“新民”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这里面尚存在一个“亲民”和“新民”孰前孰后的问题。仔细去想，先去亲近、仁爱一个人，然后才有使之改变的可能性。不然呢？难道我们能指望一个人在和另一个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前，首先有亲近亲爱之感之前，任意而又心甘情愿感恩戴德的让另一个人去“新民”？所以王阳明最后说“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这其中的“教养”二字，虽然也提出了教诲和养化的味道，但是却更多暗含着“仁爱”的意思。 【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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