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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 属现代中医萌芽阶段! 金栋按：何谓现代中医？ “现代中医则是在继承传统中医的前提下，吸取并采纳现代科技成果及西医学的某些知识，而融会贯通，合为一体的中医。实际上，目前中医临床已属现代中医范畴。所谓纯中医，从目前看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中医临床已非过去传统中医所处的时代背景，现代科技成果及西医的许多知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中医临床之中，如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制药学及病名（如高血压、糖尿病、肝炎、肾炎、心脑血管病、癌症）等。与此同时，患者对中医的要求也大不相同了。”（金栋.现代中医应五诊、望闻问切查，《健康报》2010-03-24） 实际上，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当属现代中医萌芽阶段。 中西医汇通思想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中西医汇通思想的出现，主要是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在医学领域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和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 近代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的人，一般认为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他在办洋务中，于光绪七年（1881年）在天津创办“北洋施医局”，聘请英人麦肯齐为医官，成为我国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他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医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成为近代关于“中西医汇通”最早的论述。 在近代，由于西方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和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一些中医学家承认西方医学有先进之处，也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努力探索发展中医学的道路，试图把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加以会通。从理论到临床、从诊断到方药，都提出了一些汇通中、西医的见解，并且不断为后人所继承，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学派，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代表人物如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张锡纯的“衷中参西”、恽铁樵的“新中医”等。 1、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 有一派的思潮认为中医传统的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是优于西医的体系。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西医体系中有些值得学习的内容，而学习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持住中医固有的体系，不至于湮没在西洋医学浪潮的冲击之中。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唐容川。他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的话，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认为中医已发展到“气化”的阶段，超越了解剖学的阶段。这种汇通是比较初级的，甚至可以说是貌合神离的。 唐氏主要活动于19世纪后半叶，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唐宗海《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其主张：(1)“折衷归于一是”建立尽善尽美之医学，(2)中西医原理相通，(3)重中轻西，厚古薄今。作为早期中西医汇通的代表，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近代医家，喜新者偏于西，泥古者偏于中，二者未将中外之书融合贯通，折衷至当。唐氏慨之，研精覃思，著此五种书，执柯伐柯，取则不远。”正是当时对唐宗海的评价。 2、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 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的汇通还没有深入到临床应用阶段。 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字少廉，著《华洋脏象约纂》一书(1892)，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他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他进行中西医汇通的具体内容是，注意脏腑官骸体用的研究。对中西医有关人体脏腑器官的形态、功用的学说加以比较，提出了哪些“宜从华”，哪些“宜从洋”的见解。关于脏腑官骸“形”、“体”的描述，朱氏多“从洋”；关于脏腑“气”、“用”的论述，朱氏多“从华”。 3、张锡纯的“衷中参西” 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他的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钝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不以中西之界横亘胸中，在立足我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张锡纯警重从临证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上来沟通中西医学。他为中西医汇通提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因字数受限，接下评论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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