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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喜欢周杰伦，不喜欢巴赫， 但不意味着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史航：您最近发布的“唐诺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我很感兴趣，你问，如果我们叫马尔克斯，你们叫马奎斯，马奎斯推荐一本书，和100万读者都是打榜一样票选的一本书，你会读哪本书？这个问题您先回答，我再说我的答案。 唐诺：我还是会选马奎斯告诉我的那一本。当然阅读多少有一个自由度是容许人稍稍任性，或者按照自己想要的来，毕竟有些时候有一个时间表。可是这里终究有一个界限，它并不是完全的相对主义，并不是台湾经常说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可以，这个事有时候永远存在，可是毕竟我们同时要知道这两者的不同。 对我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统计学的原因是，当你要收到100万人的支持，100万人的公约数，学过数学的人知道公约数是非常小的，三个数的公约数经常非常小，更何况100万人。100万人都能够接受、都说好的东西，毕竟整个我们的知识形成构成还是金字塔状。所以当你下到100万人的时候，通常不会是太深刻的东西。它可能有趣，可能非常的夺目，非常的繁华，但是一般来讲，除非有其他事情发生，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他生前在南美洲卖了500万册，这是非常奇特的，可能在图书史上、阅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大半的情形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100万本的书有它在大众上的意义，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在许知远的访问我也谈过这个问题，你可以说我喜欢周杰伦的歌，我不喜欢巴赫，但是你最好不要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毕竟每个专业，文学也好，音乐也好，有它的专业，专业不是百分之百客观科学的，有时候人的喜好、感受在这里面，可是它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规范，不能丢掉这些东西，要不然你就会掉落到纯粹的相对主义里面，变成所有东西都用个人的喜好来处理，那样的话，那个世界是扁平的，而且没有可以持续对话的可能，只有你喜欢、我喜欢，一翻两瞪眼，我并不认为应该是这样。 史航：同意。我在想，100万人都喜欢的东西，如果说有趣，也不会特别的有趣，因为它是被稀释了100万次的有趣。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人，非常大众点的偶像，他甚至都不够独特，不够记忆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一个读书人，你可能认识，止庵。 止庵说到一件事，他说我们经常说有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比如琼瑶、安妮宝贝，这叫畅销书作家。但还有一些人，像曹雪芹、张爱玲、马奎斯，这不叫畅销书作家，虽然卖得好，他们叫书畅销作家。这两者有区别，书畅销是我写一本书很好，于是它卖得好，而畅销书作家是我写的时候就想卖得好，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很关心的也是马奎斯会推荐什么书，虽然我不知道他推荐这本书大陆是否引进、是否有翻译，但是我好奇的原因是，我真的很八卦，要比你八卦得多，我想知道他的眼光里是什么？比如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所以有谁提到格林我都很感激，我是最早在《番石榴飘香》那本书里看门多萨跟马奎斯谈到格林，这让我很激动。 重读有必要吗？ “你没有刷新世界纪录，但你刷新了个人记录” 史航：我觉得马尔克斯、马奎斯对我也有很多种奇妙的影响，不仅是《百年孤独》这些小说，我也有一个跟阅读有关的故事，我有一次看他在散文里讲的一个故事，我在这里用不到一分钟时间把它讲出来。 在英国跟阿根廷的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阿根廷的士兵给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要退伍回家，妈妈说很欢迎你，儿子说我能不能带一个战友回去？那也一样欢迎。我这个战友有一点特别，他在战争中受了伤，所以他只有一只眼睛、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他也没有家可以回，我可以带他一起回咱们家吗？妈妈说，儿子我很爱你，但你要是带这么一个怪物回来，你会伤透妈妈的心。那个儿子说，妈妈对不起，我知道了，你不会见到他。然后他挂了电话就自杀了，因为那个人是他，他只有一个眼睛、一条胳膊、一条腿。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在于说，有时候我们跟人说这是别人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一个作者写的东西是他自己，我们读的时候也就移形换位找到了自己。 所以我是想说，有时候你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是十年之后我发现其实是我的故事，只是我十年之后才醒悟那是我的故事，这就涉及“唐诺问卷”的另外一个问题，重读一本书有必要吗？ 唐诺：当然了，我看陈丹青说他不会用“必要”这两个字，而是说他总是在重读书画。“必要”可能有一个强调，有一个期待，只是一个词而已，并不是命令，因为在阅读的世界尽量不要有命令。我是这样觉得，主题是回归到人的记忆。 有人问我记忆里有没有你因为阅读而唤起你深刻记忆的东西？我说倒没有这么戏剧性，而是在阅读中间经常使我重整了我的记忆。我发生的事可能当下并不知道它原来多重要或者对我影响这么大，当我在阅读中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记忆，我觉得最好的事情是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你弄懂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不止是阅读，对我来讲生命经验就是这样，事情发生当下你并不一定理解，因为有些时候事情并不是一个点，詹宏志有一个比较土的形容，他说事实像一个大海怪，它的头在这边，尾巴可能在几百公里以外。它只是在发生中，它并没有结束，所以很多时候是你要到日后才懂。 我觉得阅读不会跟我们这样的生命经验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很多书你是多年之后才懂，或者多年之后再读的时候才懂，因为一来你可能比原来自己读书的时候变得更好。另外一个是记忆的重要性，你可能读进去了，你记得一个故事，记得几句话，但是它进入到记忆里面，跟着你生活，可能经过了岁月时间，忽然有一天才恍然大悟，才懂得它。 当初我写《阅读的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想要说清楚但是没有完全做到的是，我很想传达一个东西是，有些时候记忆记得的东西非常重要，这个悖反了我们这代人，因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时候，从学校、家庭、社会都要求你背诵太多东西，所以对背诵有一种敌意，有一个抗拒之心，所以经常你会觉得为什么要死背东西？因为你要灵活、你要活用。不，你要理解，不是你让它发生它就发生。 记忆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是，当一本书里你记得三分之一，四十之一，记得一段，记得几句，事实上它在你的生活里，等于是你带着它不断的重新阅读，你会在某些时刻想起它，在睡梦里，甚至在无意识中间。 我的意思是说，重读这件事可以指的是我们把一本三年前读过的书从架上拿下来再重新看过，但是更多时候它自自然然发生，是在记忆里不断的翻阅、不断的完成，而且因为当你重新想起它的时候，通常总是有相互呼唤意义的一些东西来触发它，所以经常是当你想起它的时候有一种打开，有一种发亮的感觉。 所以重读跟记忆，跟人记得书的内容，并非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东西。事实上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里，它在某一个我们重新理解的、打开的意义里，它是相当接近，相当是同一个东西。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是这样想。 史航：是的。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想起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能存吾记忆中方为吾生命之真，其在吾记忆之外者皆非我生命之真。”这话说的很让人安心，因为很多网友问我说，老师我读的书记不住怎么办？我说没关系，那些不是你生命之真，你记得这点才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很多民间故事，经常一个人去一个宝藏中间，但最后由于贪心，由于命运捉弄，什么都没有拿到，当然最后可能就是衣服缝里夹了一个金豆子，你最后只有这个金豆子，就剩那一点，可怜的那一点记忆留给你。我不知道你做什么样的梦多，我经常梦在旧书店里找到一堆没有听说过其实也是我虚构的书，然后赶紧交钱，但永远在排队。后来过了几年我想，再做这样的梦不要排队，直接抱着这些书跑，逃出梦境看能不能带出来，很少有机会带出来。其实一张纸都不可能带出来，因为是梦。 但那时候都想着这个是梦，但这个书要带出来，起码把书名记住。所以我们重读的时候就是要从手指缝漏掉的东西中，还有什么能接得住、兜得住的东西，这是宝贵的有意义的东西。 唐诺：书写者跟读者永远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对准，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多样性，各种年纪、来历、生活方式、所在的生命处境完全不同，所以没有一本书能够恰好对准你、你百分之百的接到不漏失掉东西。所以有些时候阅读很难讲，有时候有时机的问题。 有些书，我们听人家讲说这本书好的不得了，你非读不可，可是你读了没感觉，你甚至读过之后就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完全留不住记忆里。这在阅读是常态，因为有些时候它离你太远，太远有时候是程度的问题，有时候是异质性的问题，也许某种关怀、某种生活方式跟你的距离非常遥远，所以有些时候会接不上，这是阅读常有的事，这个是不一定的。 所以大半时候我们阅读一本书，能够深刻留在记忆里的东西永远是有限的，我觉得也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公认的一些好书、一些经典的书，为什么需要重读？我十几岁读它的时候，只是十几岁当时那个程度的我去读，所以只是当时的能耐能够捕捉到的东西，三十岁、四十岁之后，也许我的成长、我的生命阅历、我的眼光不同了，所以我重新看它的时候会看到当时我所不知道、看不到的，或者我看过进不来、没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较为有企图心的读者，我希望不是阅读，只是一个较为舒适、愉悦、高贵的生活方式，我还带着一点点较为强烈的企图心的读者，有些时候你可以稍稍强迫自己，甚至是有意的去记得一些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力解开它的东西，这可能是有意义的，可能三年、五年之后你忽然了解原来它是那么好。所以我自己生命经验也是这样，一本书可能读过三十次、四十次，如果是跟上一次不同，我就会蛮开心的，因为你心里知道原来我还是这样慌慌张张并不认真过日子，原来我还是在进步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并没有停顿，并没有滑落，这个对我来讲是重要的。 史航：所以重读有收获，你没有刷新世界纪录，但你刷新了个人记录，每次刷新一点点你都是冠军，而且古人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条路你走了一段回头看才是一条路，要是走一步就回头是看不见什么的，只能看到影子。 我前段跟人聊起第一次发表成铅字的文字是一个书评，1991年写《鹿鼎记》的书评，那时候我喜欢《鹿鼎记》，但那时候喜欢是因为高中的时候这本书老师不让看，是禁书，但到大学一年级，因为我读戏剧学院，它变成必读书的第一本，这个飞跃太惊喜了，于是我放肆的读，然后写书评。但是到现在我重新再读的时候，我从前觉得欢乐的《鹿鼎记》现在看来满纸悲伤。 我最近在网络上经常跟好多网友吵架，怼人，我后来想起《鹿鼎记》中的一个小人物，你可能不容易记得。在第五卷的时候，韦小宝带着所有的太太往南走，在运河里船被凿沉了，天地会的一个香主（广东的），叫舒化龙，他以为你是满清的狗贼钦差大臣，我要谋害你。后来发现原来你是我们的领导人，是舵主的时候，他戳瞎了自己一只眼睛，留着另外一只眼睛说我要看着你带领我们反清复明。 韦小宝吓坏了，你好端端戳瞎自己眼睛干什么，你给我好大的（道德绑架）压力，我要是不反清复明对得起你那只眼睛吗？你后面那只眼睛还得一直盯着我干这件事，可老子一辈子不是为这个而来的，所以他想我要跑路了，我受不了，不跟你们在一块了。 舒化龙这样的人在网络上有很多，不管台湾、大陆、香港、国外、海外，只要是网络就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会说唐诺你解释完《左传》，你应该再写一本关于《史记》的书，要不你会让我很失望，我用一只眼睛看着你写《史记》，他把你的人生给规划好了，这样的人挺可怕的。你发现所有在网络上见过的让你生气或者感动的人，在金庸的小说里都有，越重读越会见到这些人。因为我是彻头彻尾的金庸迷。可能你有你的某一个世界，你在那里可以找到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人，不管是马奎斯给你的，张爱玲给你的，或者是谁给你的，肯定有你的一个经典的小宇宙。 只卖出500册的畅销书： “如果我还有100个读者，我觉得我能写下去” 唐诺：因为我自己到相当年纪才算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写作，写的相当晚，因为自己写的东西原来就比较冷，常常被朱天心讲说你就是太冷。所以我始终对大众这件事情没有企图心，也没有信心，我跟我儿子两个人，他大概遗传我，有点接近亚斯伯格人，在群众之中，在人多之中，总会感到不自在，就好像朋友嘲笑我说现场只要有三个人谢材俊就会浑身不安。我最近在下一本书里有一个题目碰到这个问题，我很喜欢的，认为是神之书的，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 史航：我们叫《论美国的民主》。 唐诺：对。它的上卷出来的时候，这个家伙太厉害了，才三十几岁，这本书当时火了，在整个欧洲巴黎爆开来。但是我查历史资料，你知道它卖多少本吗？当时畅销书是500本，把整个欧陆掀起来。这个数字对我来讲太有趣了，因为从编辑来讲，按照历史描绘的那样一个畅销模样，在台湾一定是20万本以上，在大陆我估计可能要100万册才会有那样的销路。 500册基本是一个失败的数字，甚至是不能出版的一个数字。为什么同样是人，同样是书，500本能够畅销？所以我自己在最后讲说，我们知道读者有很多是善意的，也有买错书的，也有被人家忽悠的，被出版社介绍文字所吸引的。大概在我的生命经验里，最常涉及广告不实的，基本上是书。食品、汽车、药品不敢这样。你看书的腰封，常常跟内容不符的实在太多。 大概我自己在海峡两边，我会觉得有多少属于我的读者？如果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是500个的话，我常常会觉得，除了一些善意的，甚至是带着尝试的，甚至是错误的读者以外，100个、200个人对我来讲可能是很舒适的数字，而且也会激励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我甚至会这样想，这其实是很奢侈的东西，因为读者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你跟他素昧平生，你这样书写，他能够接听得到相当程度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当然可能比较夸张，甚至想到《圣经》里面说的，耶和华当年认为这个城只要有五个义人，我就不用天火击毁它。如果我还有100个读者，在主观的意愿上我觉得这个书写是有意义的，我自己可以写下去。 所以刚才你谈到的那些东西，我比较不熟悉，因为网络宽阔的世界对我来讲相对是不熟悉的、陌生的，大概也因为当它来临的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太大了，所以在这方面我就跟丢了，大概是这样。 史航：明白。说到网络，我今天在新浪微博搜了一下《阅读的故事》，因为最近拿到理想国这本书的重印本，我搜索了这五个字之后看到有人写说“《阅读的故事》居然重印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这可能是你的100个读者之一，而且它希望有101个读者，所以希望重印，是100之外再有新的读者。我想到美国有一个电影，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叫做《杜斯先生》，一个男扮女装的故事，老片子。 唐诺：我们叫做《窈窕淑男》。 史航：导演自己演了一个剧作家，他很傲骄的说了一句话，我以后开一个剧场，只在下雨天开放的剧场，我倒要看看有多少观众。晴天好天不开，下雨天你得冒雨来看我的戏，我看看这样的人有多少。这个当然是非常讨厌的傲骄，但也是谨慎的、慎重的选择的感觉，到底有多少是我可以面对的人。 《窈窕淑男》 唐诺：这里当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比如杨照或者道长也是我佩服的人，他们设定的比我宽，他们设定的读者比我多，在这里就有一种交换。我以前也谈过这个话，他们可能有一块没有办法像我这么韧性，他们可能有些事情不能追下去，可能有些东西不能多谈。他们把较大的意义放在启蒙的意义上，作为知识的传达者、解释者、翻译者、诉说者。 这样解释好了，当年佛经从西土来到中国，我们可以把它划归成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抄经，在那里研究，比如文世宗是干嘛的，穷尽佛法的意义，那是少数人。但另外一个，我想办法把它编成歌谣，编成颂经，让众生即使不懂都可以跟着，也许在这里可以得到某些东西。 我自己曾经的工作，当时我在出版社做的较多的是引荐、解释工作，但是我后来慢慢离开这个，心理也不免有些忐忑。所以相对来讲，某种程度，我也会非常敬重像杨照、梁文道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某种程度要牺牲一部分自己对于深刻的、远方的东西的向往，而把那个时间跟心力，比如把这本书多10个人、多100个人、多500个人能够碰到它、读懂它，那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每个书写者终究有权力选择他的书写方式、他的路。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怕引起误解在于说，好像只有这种比较孤傲的、比较怕群众的书写，好像另外有一种高度，或者有一种不一样的位阶，我觉得不全然如此。甚至在某种人的进步意义上来讲，可能梁文道、杨照做的比我好多了也说不定，这是我诚心诚意的想法，只是我自己选择的，毕竟到了一定年纪，我觉得能够解释的东西差不多了，剩下的时间也许让自己试着走走看某些路，既然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你总是要这样才觉得甘心吧。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还是敬佩他们。 史航：我听起来很像是《赵氏孤儿》，两种选择，君任其难，我任其易。文道你们去做艰难的事情，做成英的事情，我这个老公孙做简单的事情，容我偷懒韧性一下。我觉得作者跟读者就像是一个电梯，如果我们是京剧中的大武生，八杆靠背旗都插着进电梯，基本只有我一个人进，很难再容纳别人，一两个人跟着。但如果我把靠背旗一杆一杆拔掉，旁边就可以站一圈人，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赵氏孤儿》 我还经常遇到一个跟大家沟通时候的问题，我在网络上经常遇到陌生的网友，要求我给他开一个书单，你要推荐我读什么书。我知道开书单是非常让人耻笑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样做？万一他因此而读了。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引用了你的一句话，别人找你要书单的时候，你说的那句话很漂亮，你说你要读的下一本书就在你现在读的这本书里。这个话说的非常漂亮，如果你现在没有读书，我不指望你会读下一本书，因为你没有这一本书。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愿意给人开书单的人，还是拒绝开书单的人？ 唐诺：介于这两者之间吧，有时候不得已，但是我大概都会附带说明。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不止是我，而是每个书写者不同。类似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种比较文学性的，他不意识到阅读，而是在自己文学的创作，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提到的书经常有他的当下性跟他个人的特殊意义，比如他很推荐弗吉尼亚·伍尔芙，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可是她对马尔克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讲说她教会我怎么处理时间，所以对他的书写具有独特的意义。 所以我的意思是，有些非常一流的作家推荐的书单，你会觉得奇怪他怎么这样？因为他是很个人的，那个事情刚好解决了他某一个当时的需要，或者刚好频道对上。你如果看《番石榴飘香》，他这次认为是最好的书，跟下一次说最好的书完全不一样，可能是两本书，当下他可能觉得格雷厄姆·格林或者福克纳，下一次可能答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他并不是作为阅读的引荐者，而是纯粹作为书写者，这个通常有非常深刻意义的，因为对我来讲，他会说到这个地步，这个书一定在某个程度上有一个东西启发了他，或者使得他说了这个话。但是像米兰·昆德拉，本来就有习惯深思写文论，会比较聚焦在阅读这件事，而不是个体意义，所以他开的书单经常有公共性，会意识到公共部分。 这个书单对我来讲永远有一个困难在这里，因为那个数量永远是我很难处理的东西。比如上次到上海思南书店，他们要求我开五本书的书单，我后来也开了，但我解释说那是你们问我问题，当下那个下午浮上我心头的五本书，它并没有多特殊的意义说是最好的五本书。我目前在书写的为什么要读的书里，大概选了24本书，也是用比较任性的方法，只是此时此刻我在台北拿着笔，面对着稿纸，我所理解到，甚至哪本书在这时候让我想到、触动了我。 人类累计到现在，书单当然没有办法说到无穷尽，你要找300本、200本一流的好书，值得读的书，那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对我来讲一直有这个困扰，我这样安慰自己是在这里，就算它不周全，就算它是当下选的书单，但是你不会觉得有危险，是在于它真的值得一读，不管从金钱的代价，从时间的代价，从心理的代价，我不会有那种害了别人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讲，尽管我不太愿意开书单，但是毕竟这个也不会真正形成我的困扰。 《何时是读书天》 去线下书店买书的理由 史航：咱们现在聊了很多，直播中也有一些网友的提问，我们分享几个问题。有一个网友说，现在因为疫情去线下书店的人更少了，请问相对于网购，为什么要去书店买书？ 唐诺：也没有为什么，毕竟有些时候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或者是购物习惯所连接的东西。但是如果硬要讲的话，书店毕竟有一个殿堂的意义。也许内陆这个事情比较少，毕竟马克思是无神论的，但是在欧洲来讲，你进教堂，比如旧教天主教有一些仪式，有一些祷告，你进到那里头有一个部分是让你把自己整肃起来，好像你把自己的内心弄干净，把精神集中起来。 在欧洲的教堂所有的设计都处理声音、光线，让你进入到那里有不同于生活里较随意、较唯唯诺诺的那个自己。毕竟书可高可低，它也许是我们乐趣、我们消遣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不止如此，它也揭示了一些高远、一些动人、一些惊心动魄的东西，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进到书店的氛围，生活里你并不是实时能有那样的状态跟书接触，它可能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书的另外一个面向，也许比较郑重其事、比较认真、比较庄重的一面。 我并不很在意逛书店，可是我大概会感觉到它毕竟有这个意义。所以你的服装、你的行为、你的神情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思维，中国《礼记》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我大概只能想到这个，至于说书的来源，不过是取得书的手段而已，这里并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我倒没有要夸张实体书店或者网络购书两者之间有什么太大优劣，怎么方便买到书就用那个方式来就好了。只是偶尔去到书店，毕竟整体书的世界的构成，可能会给你一些生活里并不一定常常有的感受跟图象。 《书店》 “书的回答对我来讲永远比现场的回答 要忠诚，而且要准确” 史航：如果有机会向某一位作家问一个问题，你会问谁？问什么问题？古今中外的作家。 唐诺：我看到多抓鱼里蒋方舟他们几个人在聊天，有一个回答是不会问，我大概属于不会问的那个人。不知道，我比较相信书，比较不相信本人（笑）。我曾经这样说过自己，书写时候的我比生活里碰到的我更好一点、更聪明一点、更象样一点的人，好一点点，因为在生活里我的思维没有办法这样专注，我没有办法这样投入。我当然知道很多亲临现场，你可能看到某一个你心仪的书写者，你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这个我完全不怀疑，甚至不一定是人，比如我在奈良有一个小博物馆里，有一次去到那边看到日本大作家所有的手稿全部在那里，而且都是他最好的一本，像三岛由纪夫的《天人五衰》，川端康成的是《雪乡》，谷崎润一郎的《春雪》，当然你会有一种特殊的当下的感受，我也知道那个是可贵的。 但是对我来讲，如果纯粹从自信上来讲的话，书的回答对我来讲永远比现场的回答要忠诚，而且要准确，这也是多年来我为什么努力拒绝用语言说明，因为在语言里头，我每次接受这样的方式，回去总要后悔一阵子，我会觉得自己在说什么，怎么会这样东跳西跳没有焦点，讲的这么不准确，但在书写的时候你可以一再的把它微调到你认为此时此刻我所能够做到的最好、最极致。所以我真的是很满足于这些伟大的书写者愿意交出他们的手稿变成书来看。 我到英国去，除非是刚好碰上，并不会特别去找比如狄更斯的故居或者干嘛，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乐趣，而且也是有意义的，但我不是这样的方式。我也是属于不知道怎么问问题的人，尽管我现在年纪大了，可能这个年纪已经不太适合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记得曾经年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长者，看到我自己觉得了不起的作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大概是属于这样的人，不足为训。 史航：我这一点跟你略有不同，因为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一个人。我非常同意你说的，任何一个作者在他的文字里已经知无不言，而且言无不尽了，如果你觉得还有问题，那是你没有读完，他已经说完了，所以你再问他好像没意义。但我想问这个人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利用历史的时间差，我要问的这个人是鲁迅周树人，我要问他的问题是，你知道周作人后来的事情吗？你怎么看？你怎么想？因为这是他生前没法知道和写的问题，这是我的牵挂，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我太喜欢的人，所以有一种很心碎的感觉，或者叫我很八卦，我只是想到这个问题，这没有什么讨论的，只是临时想到，不证明什么，有一种感慨。 唐诺：尤其回到历史来讲的话，毕竟历史容易湮没，有些东西当然会有的。比如如果我们有机会见到的话，我很好奇子贡后来怎么样了，尽管《史记.货殖列传》有讲到他的生平，还是很想知道当年他的老师过世的时候。 史航：他在守墓之后他干嘛了？ 唐诺：对，他看到那些传经的师弟们，他自己在想什么？有很多这类的东西，当然是有的。我原来把它说的比较简单，好像现在活着的这些了不起的作家，你会问想他什么，如果狭义来讲的话，我大概属于讷讷不能言的人。但如果是历史的话这就有趣了，因为你很想知道那些掉落的东西，那些应该发生而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蛮好玩的。 有些时候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好处，我说的倒不一定是大家所谓的套路、所谓的穿越小说，而是因为这样的企图，其实他形成一个思索，有些时候会引发书写的可能性。我自己当初写《眼前》，读《左传》的时候，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历史湮没了，可是你还是努力想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还是想弄清楚。当你努力去找一本书而找不到的时候，最后结局是你写出那本书，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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