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理专家眼里的武汉伤与痛：“整整46天，她晚上都开着灯、吃安眠药入睡”

疫情正在远去，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新冠肺炎患者会慢慢忘记防护服背后那张脸，防护服里的医生、护士也会继续回归忙碌的日常工作，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我们同事在回访字节跳动医务基金资助的战疫医务人员时发现，部分感染医务人员和殉职医务人员家属正在被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工作倦怠、社会适应等心理问题困扰着，疫情带来的阴霾仍未散去。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字节跳动医务基金联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正式启动医务心理支持项目“安心计划”，为基金资助的感染医务人员和殉职医务人员家属提供免费、持续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走出伤痛。

其实，“安心计划”已经试运行了一段时间。从3月份开始，“安心计划”负责人、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史占彪和他的团队已经为基金资助的部分感染医务人员和3个殉职医务人员家庭提供了心理支持。

“紧急救助生命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而疫情后的心理援助的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史占彪说，前期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战疫医护人员身上。如今不一样了，人们都要过自己的生活，复工复产复商正紧锣密鼓，人们注意力正在转移，这个时刻，医务人员内心的悲伤、失望、沮丧很容易发散并蔓延开来。”

史占彪和我们分享了他见证的湖北医务人员的伤与痛。以下是他的自述：

史占彪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或多或少是有悲伤、失落和遗憾的”

武汉解封第四天，我到达武昌站。这个时候那里已经很热闹了，给人一种生活已经恢复正常的错觉。直到我在车站楼梯口左边隔离区看到一群穿着严密的防护服、高度戒备的防控团队在往来穿梭，才清醒地意识到紧张的情绪并未消除。生活已经不正常了，但未来必须要正常化。援鄂的医护人员渐渐撤了，更危险的事情没了，接下来人们就要各自去处理自己的事了。我们以前说“悲痛欲绝”时，它只是一个形容词，但对真正失去亲人的人，失去就是永远没了。

我接触的医护人员案例中，有一个来自湖北某区县的女护士。疫情暴发时她怀着孕，挺着肚子坚持上班。刚开始大家都没有这个意识，防护措施比较差，她不幸被感染了。之后她父母先后又被确诊。她和母亲很快痊愈，父亲却不幸去世了。她非常悲痛，觉得自己在父亲住院期间没能给予足够关爱。她吃不下饭，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又只能强迫自己吃下去。痊愈后她在家待产，为了自己的孩子健康着想，想哭却不敢哭、也不能哭，怕情绪影响胎儿健康，整个人都像被强制压抑住了。她丈夫也是医生，当时仍在一线，她每天悲伤之余还在担心丈夫的安全。肚子里的小孩也是一个顾虑的来源，她接受了那么多治疗、拍了那么多CT，小孩还会健康吗？平时她就和妈妈在家，两人不敢谈父亲，只能捂住这个痛苦的来源相互哄着。

怀孕感染、父亲去世、丈夫在一线……她遭受的每一个痛苦，一般人都承受不起，更何况是几个痛苦叠加在一起？她甚至开始后悔自己怀上孩子了，她总觉得自己没怀孕还能去照顾父亲。我和她电话交流说，深深理解她的内疚，作为唯一的女儿，疫情特定时期，确实做得有不够的地方，可是作为至亲之人，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在我的引导下，她想起他们各自在病房里互相鼓励，去年为爸爸过了一个很难忘的生日，心情慢慢就好一些了。

我们得鼓励她把痛苦表达出来，她只有看到自己做过的、努力的和已有内心的力量，才能慢慢走出自己的阴影。持续的辅导过程中，她心情也会有反复，还是会遗憾和自责，这时我们能做的就是持续的、专业的陪伴，逐渐带来力量和能量。后来她的情绪慢慢平复，也意识到父亲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和宝宝的生命这三代人是一体的，爸爸在世最关注的就是女儿和没出世的小外孙，想到这顿时放下包袱、充满期待、更加呵护肚子里的宝宝了。

史占彪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有一个医生，自己在临床救治病人时，被感染了，随后家族里老人、小孩有五六个人都被传染了，医生的奶奶还因此不幸去世。家族里，相互之间都心照不宣，谨慎地表达。虽然没有明确的埋怨和指责，但这位医生觉得比挨骂还难受。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给亲戚们四处找床位。家里人一直希望医生多为家族人的健康长寿做贡献，没想到带来的却是老人小孩那么多人感染，这个压力一直堵在他胸口，压得他非常难受。他过不去的坎是：我是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被感染的，家族里的人让我承担责任，那又有谁为我来承担责任呢？

我还接触过一个被感染的女护士。她的问题不是失去亲人或是疾病引发的家庭关系恶化，而是对死亡的恐惧、伤感以及回到医院后遭受的歧视。她病情比较凶猛，进过ICU。每天在危重症病房醒来，今天左边没人了，明天右床空了，她太害怕了，被抢救过来以后她都担心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治愈后回家，她害怕看到病毒的一切信息，不敢看手机、电视，听到别人谈疫情新闻就特别紧张。她不敢关灯睡觉，觉得黑夜会把人吞噬掉，所以整整46天，她晚上都开着灯、吃安眠药入睡。

后来经过疏导，她逐渐好转，回医院上班。结果又有新问题出现了。一个小护士对她说：“大姐，你就别上班了，在家多休息会儿吧！”她说她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嫌弃。这种嫌弃也是很多医护人员面临的问题，我有十多个案例都是如此。有一些医护说回老家养病，曾经关系很好甚至是以前帮助过的人，都会避着他们。这让他们难过。我和他们分享，他们怕的不是您，而是病毒。你们医务人员都是战场上回来的英雄，而社会上的很多人，包括身边同事还在怯弱地恐惧。这位护士姐姐笑笑说，其实社会大众有所紧张恐惧也能理解，病毒确实比较厉害，很多原理还没有解释清楚，难怪大家误会。

疫情暴发时他们凭救死扶伤的感召往前冲，之后得病，却要自己承担很多生理和心理的后果。或多或少，他们都是有悲伤、失落和遗憾的。

“他们还要做平凡而朴素的工作”

4月14日，我刚到武汉某医院时，遇到一个提醒我口罩没戴好、防护服穿错的护士。逐渐熟悉后，她跟我说：“史老师，我好像也有毛病了。越来越冷漠了，不想和老公、孩子亲近，不想联系朋友，工作也觉得没意思。每天面对那么多的病毒，也搞不定它。我似乎比别人更了解病毒，可好像知道越多就越痛苦。这肯定不对的，是吧？”

其实，早在她教我穿戴防护设备时，我就注意到她的情绪了。认真负责里有一丝冷漠与失望。她虽然没有染病，但她在高度紧张的环境中工作了四个月。她是典型的一线工作者，去年12月下旬开始，就在该医院的门诊连续工作。任务多、风险大、时间长。她默默无闻，即便偶尔有一些好的评价，也很快就被淹没掉了。一月份时，家人曾劝她辞职，她看到别人都在坚持，也就留下了。她基本没休息，疫情紧张时，节假日经常还要值班，下班了回宾馆睡觉，偶尔才能回趟家。

从疫情出现到蔓延，她见过早期的匆忙、慌乱、焦急，那些有病的、没病的，都堵在她的门诊部。她对这些信息很了解，有多少人治愈了，有多少人没有抢救过来，她太清楚了。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她的脑子里就只有病毒，只有活下来的人数和没有抢救成功的信息，根本顾不上其它风景，可以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我们又聊了两三次。她的工作倦怠还是很明显。她看过很多心碎的场面，比如老人家跪在医生面前求床位等等，但那时病床紧张，谁也帮不上忙。这些事她提过一些，但也不愿意多说。她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太多的外出学习机会，为了评职称，还要琢磨怎么写点论文。

看着医院里贴着宣传画的黑、白、红相间的柱子，我用了一个比喻，不能像一个演员一样，入戏太深，而要像一个导演，把镜头从各个角度透视，既要看到黑色，还要关注白色，并且要适当注意更多彩色的风景。生活，有些不确定，会有苦难，但其实也是多样多彩的。

史占彪为患者做心理咨询

其实，在这场疫情中，像她这样基层的医疗护理人员在关键时刻做了很多事，他们有过光荣和梦想，可回到现实生活，他们还是要做平凡而朴素的工作。英雄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这也是类似于非典、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创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见过生死后，无法释放的阴影留在心底，慢慢地就会影响生活。家人会觉得他怪，他也会觉得自己怪，可就这么怪下去，一辈子也就这么着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就是这样，有特定的创伤经历后不敢这样、不敢那样，会留下深深的忧虑、害怕、紧张、失落和内疚。

以上就是我所接触的案例的典型状况：失眠、工作倦怠、封闭工作带来家庭关系疏远。而从更深层次来说，医护人员还面临着信念体系的变化。某些领导做得不到位，医护就会对医疗系统失去信任；病毒持续攻击人体，医生就会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产生恐慌与绝望。从线粒体到细胞、组织、胚胎、系统，脑血管有多少神经、人体有多少骨头……医护人员以前是很自信的，可是现在他们抓不住一辈子引以为傲的东西了，他们对病毒没有掌控力，所以他们也会因此有些沮丧。

总之，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未来去解决。十七年前非典时期，我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读应用心理学博士，当时也给小汤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做过减压辅导，但那时交流的层次很浅。现在灾后心理援助变成了一个更被大众认可的、有效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我们也希望能更好地帮助他人走出困境。

之后两年，我会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不断倾听、舒缓他们的压力。这需要时间、技术和人文关怀。关爱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并在医院设立常态化的心理疏导渠道，是现在很多医院正在进行和改善的工作。包括我们在武汉一些曾经收治过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为曾经付出很多、现在还在积极工作的医护人员设立“医护对话空间”，包括我们和字节跳动医务基金合作启动的“安心计划”，都是希望未来医护人员能感觉自己被理解、被珍视，能够逐渐走出阴霾。

这个工作，任重道远。

今天，“安心计划”正式启动。需要心理支持的基金受助人及其家属，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