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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1970年3月17日，咱们队友凌瑜，在小街医院病故离世了，他才刚刚23岁。 
凌瑜 在疆峰四队，我听到凌瑜死讯，心里猛然揪紧，一身臭汗匆匆赶到大勐龙，看见凌瑜蒙着白布单，孤零零躺在总场会议室墙角的桌子上，心如刀剜，泪水夺眶流下来。老同学还没来得及回北京探一次亲呀 !当时，不知谁跟我提起，能不能给凌瑜画张遗像，我止不住伤心，太难受，我画不了......就在几个月前，大勐龙与前哨农场交叉路口，我遇见凌瑜，他去场部办事。我和他说起我们一帮人探亲的情形，问他何时回京，路费不够可以帮忙。我知道，他把自己的工资寄给姐姐补贴家用了。他笑笑，姐姐让我以后少寄点，等钱凑够了再说吧。他挥挥手，脚步轻松，转身下坡，朝河边木桥走去。凌瑜在前哨十队当文书，可以说是他最轻松的一段日子。离开疆峰五队前，我曾从梯田带翻越几个山头，绕到十队去玩。记得付春生的母亲就在十队，老付的弟弟付秋生在此照顾老妈。1988年，在景洪，我到付春生李小云家，又见到老妈妈。提起凌瑜，她感慨说，凌瑜这伢子，太可惜了，他是累死的呀 !1968年，老北京知青五十五人到了东风农场，不久，凌瑜就成了五队猪倌。那时，凌瑜，刘青和我，同住一间茅草屋。喂猪是个劳累活，他的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每天天不亮，凌瑜就摸黑出去了。等吹起床号时，他常常扛根粗大的芭蕉杆，或是挑着两筐猪草，一头汗水满身露水地回队了。有时，他在伙房给炊事员张进辉孙宁帮厨，把莲花白菜叶冬瓜皮南瓜瓤和泔水，挑到猪圈去。有时，他抡斧子或抡大锤打铁楔子，帮着破柴火，再抱一些木柴去煮大锅猪食。切芭蕉杆，剁猪草，脱苞谷粒，把热腾腾的猪食倒进槽里。有时，起猪圈帮着把猪粪挑到菜地里。凌瑜常常提着马灯，很晚才回来睡觉。凌瑜初中获得银质优良奖章，高中是俄语课代表，他用蘸水笔写的花体俄文，典雅又秀美。凌瑜喜爱音乐，他总是眯着眼睛，把口琴吹得如醉如痴，外国民歌«西波涅»«宝贝»«鸽子»，都是他最爱吹奏的歌曲。我们星期天可以休息，可以去大勐龙赶街。凌瑜当了猪倌，很少有休息天，天亮忙到天黑，也难得悠闲地吹口琴了。1968年底，老北京知青分开的时候，孙宁曾问凌瑜，是否一辈子喂猪?他说，干什么都凭良心。我也劝他，调动一下，改变环境。后来，凌瑜去了前哨农场，和安歌塞外海南仲凯万京齐景西王惠民，号称八大金刚。当年，在前哨农场场部开完追悼会，我们用肩膀把凌瑜棺木抬到橡胶林地，他是埋在红土地里的北京知青。随后，刘青王惠民和我，来到前哨十队，搜集凌瑜的事迹。安哥说起1967年广州二中红卫兵阿干，曾给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写信，问及复课事宜，李冬民让凌瑜回信。由此，他们书信联系不断，广州同学来京，凌瑜热心接待，一直到凌瑜去云南插队。广州同学得知，也想组织来西双版纳，结果最后他们去了海南岛。广州学生念念不忘凌瑜，十队的老同志深深记得凌瑜。作为任命连队文书，凌瑜对农场领导和连队老工人的破格信任，深深感动。重石般压在心头的出身问题，好像变轻了一点，他希望用百倍的努力，报答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和重视。凌瑜白天和队里工人一起上山干活，晚上熬夜搞好队里的统计文书工作，早上又提着马灯为大家念语录读报纸。尽管他很劳累，但精神上是轻松的。身心加倍的付出总会断链。那几天，凌瑜高烧不退，吃不下饭，又吐又泻，他还是顶着烈日，拼命搬运土坯盖房子，终致支撑不住昏倒在地.....当年在前哨农场场部，老北京知青女生默默地扎白纸花。老工人连夜为凌瑜赶制棺材，两寸厚的麦赞巴木料，潮呼呼还未干透，外面刷上紫红色油漆。凌瑜棺木没用拖拉机运，知青男生轮流倒换，硬是用肩膀把棺木扛到了橡胶林地下葬红土地，每个人的肩头上沾满了斑斑漆痕，犹如殷殷血迹。在追悼会上，我们看见，有一个姑娘哭得特别伤心。后来，我们悄悄问十队老工人，凌瑜有没有女朋友?老工人摇摇头，晓不得。我母校25中是男校，男生不善与女生交往，凌瑜更是内向压抑。但十队的老老少少都伸大拇指，非常佩服凌瑜。凌瑜的生命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在细菌病毒面前，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大自然需要敬畏，人的生命更需要尊重。回想当年文革动乱，莫须有罪状，凶狠的批斗，恶毒的侮辱，也会压垮人。生命得不到尊重，毋宁死，即便是老舍先生傅雷教授。凌瑜哥哥就近来农场办理后事，包羊皮的小木箱，只有几件破旧衣服，他的几本书送给队友留念。凌瑜的生命得到了尊重。五十年后，广州学生久久记得凌瑜的名字，我们还会深深地怀念英年早逝的老同学老战友。尤其是2020年，经历了新冠肺炎病毒的生死疫情之际，我们更明白了生命的尊重，更懂得了珍重生命。
▲知青墓坐落在龙泉公墓的西一区，与革命烈士刘德的墓为邻，上图第一排右起为革命烈士刘德、北京知青王开平、北京知青凌瑜。凌瑜是1968年2月首批赴滇的55名北京知青之一，在东风农场下乡期间因公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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