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造像石造像是一类十分常见的佛教遗物,与金铜佛一样也有大型和小型两种类型,一般大型雕像都有着大型背光,上有浮雕的群像,如佛传内容,可能源自于造像碑的传统;而小型石雕像大小与金铜佛差不多,但雕凿不如金铜佛和大型石雕精细。小型石雕像与金铜佛的功能可能相仿,都是由个人捐资供奉在寺庙里的。 今天所见石像数量多于金铜佛,并非表明它的使用比金铜佛广泛,很可能只是由于石雕无法像金铜佛一样回收再利用而已。传世和考古所见的大型和小型石雕像数量都很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型和风格的转变也反映了佛教信仰的转变和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大型石雕像中最常见的是造像碑,一般是高1至3米的长方形石碑,每面皆刻有小龛,龛楣上常有复杂的装饰,龛内则浮雕单体佛像或佛像组合,龛外一般还有浮雕的佛教故事内容,当然也有供养人姓名及发愿文。这类造像碑可能是北方村社的宗教团体(邑社)捐资修造的,在献祭或巡行等宗教仪式中展示,用作无力建造寺庙的乡村佛教徒的宗教中心。 王静芬老师认为将佛教造像与中国传统的石碑形式结合,代表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东汉时期的石碑一般是代表正统儒家传统的纪念碑,用于纪念一些重要敕令、事件或用作丧葬碑刻,一般没有图像。精英阶层对佛教的接受是石碑得以在佛教里流行的关键因素,表明佛教在中国获得了认同,直到七世纪的唐代,石碑才恢复到它的最初用途,只有刻铭而无图像。目前所见的造像碑大部分出自前述三个北方佛教中心,其中山西造像碑兴起较早,最早的一通造像碑是现藏山西省博物馆的王黄罗千佛碑,出土于长治盆地，高1.82米,仅正面刻像,正面下部凿一主龛,半圆形龛楣上雕成双龙形,上有飞天及植物形柱头,龛内刻一坐佛,双手作禅定印,主尊两侧各有一协侍苦萨,皆手持枚;正面上部还有一小寔,内凿一坐佛,碑面其他部位刻出千佛27排小型龛,各有一尊禅定坐佛。发愿文表明此碑是由王黄罗等一百余人出资建造的,这些供养人可能属于以地域为基础的宗教团体。 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的翟干姜等造千佛碑也出自山西,以山西典型的砂岩雕凿,高1.96米。碑的正反两面题材和构图类似,即主嘉内为释迦摩尼,上部小内为弥勒菩萨,其余部分为密布的千佛嘉。主龛佛两侧有协侍菩萨及一对皈依佛教的外道,龛下还有一个矮人。此碑纪年铭文不清,推测造像时间为正光二年(521年)。 陕西的造像碑大部分出自长安周围地区,最大的一批藏品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被陆续收藏于耀县博物馆(或称药王山博物馆、耀县碑林)。这批造像碑可能大部分出自长安以北的耀县及邻近地区,一般有纪年,大部分属六世纪,包括北魏、西魏、北周和隋。造像碑高约1-1.5米,在风格和内容上相对简单和保守图案以线刻为主,碑面顶部开浅龛,下面是铭文和供养人像,在雕刻技术和艺术性方面不能与大域市造像及大型石窟相比,反映了乡村地区的特征。这批造像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道教碑或佛、道混合碑,佛道碑在构图和人物造型方面非常相似,反映了佛道的融合以及佛教信仰的民间化。 除了山西、陕西、河南等平原地区盛产石质造像碑外,偏在西北一隅的河西也是造像碑制作的一个中心。河西最大的一批造像碑来自麦积山石窟,共18通,现存于麦积山最大的洞窟一133窟内。石碑一般高1—2米,靠墙而立,因此大多只有面刻像,皆没有铭文,根据造像风格被断为北魏后期。除了上述造像碑外,北方地区还流行一种介于造像碑与单体石雕像之间的过渡类型,即有着大型背光的高浮雕石像,一般在背后线刻佛传故事或千佛内容,这种造像最早出现在五世纪初期北凉统治下的河西地区,后经北魏传播至整个北方地区。 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有一件此类石造菩萨三尊像,有北齐河清三年(564年)纪年,高2.27米,石灰岩加彩,主尊菩萨为立姿,天冠由三片半圆形叶饰组成。大型背光的背面和侧面满布千佛塞,造像呈典型的北齐风格。 现存更多的石像是小型石佛,一般是与金铜佛一样被供奉在寺庙的,由于便于收藏,所以留传至今的实物较多,常见于考古发掘的北方居址或窖藏中。中古时期的几次著名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会昌年间)以及更多的朝代更替动乱都可能导致小型佛像(包括金铜佛和石佛)被仓促埋藏,因此,考古学家获得的窖藏佛像不但能提供关于佛像本身的信息,而且还有助于探讨相关的寺院兴废的历史。 1954年在河北曲阳发掘古修德寺遗址时,发现了2200多件石佛像,其中247件有明确纪年,纪年范围在北魏正光元年(520年)至唐天宝九年(750年)之间。皆为小型佛像,高20-30厘米,制作不如大型石像,也不如金铜佛像精致,但造像风格与其他类别的造像保持一致,从北魏到唐代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趋势:北魏时期的主尊主要是释迦和弥勒,后来逐渐被阿弥陀佛取代,菩萨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如北魏时期的菩萨占35%,东魏时期占75%,北齐时期占82%,到隋代则占了93%;造像风格从修长向矮胖发展,袈裟由厚重至贴体薄衣发展,衣褶逐渐简化,面相由悲悯庄严向亲切慈祥发展等。 曲阳一向为华北石雕艺术的中心,此遗址还伴出有很多佛像的半成品和石料,可能正是一个石佛像的制作地点。这些佛像制作精细程度不够,菩萨像较多,可能表明它的信众群体主要是平民。此外,阿弥陀佛的增多,表明当时净土信仰的逐渐流行。
如一件北齐造像上以红、蓝、绿、赭、黄、黑等色绘画,画面中出现了中亚胡人的形象。北齐造像是这批青州石像里最具特色的,突出表现是薄衣贴体、衣纹简洁,制作精细,佛装均着U形领袈裟,菩萨则有布满周身的网状璎珞,这些特征与北魏时期的中原佛像差别较大,其中原因可能与南朝梁武帝(502-549年在位)奉请天竺佛像、高齐的反汉化政策等都有一定关系。 山东地区是此类小型石造像发现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无棣窖藏出土的北齐造像共7件,大理石制作,排列整齐,显然是有意埋藏的,可能是北齐被北周攻克之时埋入的。除了窖藏外,更多的是一些零星发现,如山东诸城发现过近200件造像、临沂发现过太和元年的石像、济南发现过一尊四面造像,每面皆有一嘉,嘉内一坐佛,前述博兴龙华寺造像中除金铜佛外,也有小型石像。山东以外的其他北方佛教中心也制作过大量小型石佛像,造像风格基本与本地的金铜佛、造像碑或石窟造像保持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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