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 | 我们的爸 （节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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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爸

（节选四）

汪朝

雁过留声机｜ 第081期  ｜ ✍作者  汪  朝   ☊主播 瀚   冰

大约从70岁起，爸每年都要作一首自寿诗或写一篇有关老年的文章。据我看，他很不喜欢老年。一次一家老年报的记者来采访，问了一些问题。他冷不丁地说：“我看现在社会上对老年人照顾过多！”妈在一旁也笑吟地说：“ 老年人很讨厌。”那个记者一定莫名其妙。

1995年初，爸准备做个疝气手术。不料住院一检查，。发现他的肝功各项化验指标都不正常，大夫劝他日后好转再做。多年过量喝酒终于引出了严重的后果。在此之前他的精神已有些萎靡，住院时带了纸笔，结果一个字也没写。回家以后，他开始戒酒，吃中药，变得动作迟缓、表情呆滞，什么都没兴趣。他很少写文章，也不大画画，饭也不做了，连每天下午出去买菜、遛达的习惯也取消了。林斤澜叔叔让他主编一套《国风文丛》，写一篇序，他不但找不到送给他看的材料，而且压根忘记有这回事了。我曾见他从下午三点钟到六七点钟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里，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也不开灯，就这样一个人呆坐在黑暗中。我们很悲观，觉得老头儿这回完了。

1995年底，妈在夜间突然跌倒，不省人事。爸在半夜才发觉。叫我们回来后把妈送到急救中心，后又转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家里的生活一下失去了平衡，我们每天川流不息地往医院跑。想到爸也需要照顾，又赶快请了一个小保姆。不久，汪朗在单位分到了房子，与妈在蒲黄榆的住处调换，我们搬了家。

搬家以前，因为妈一直在住院，我们收拾东西完全放开了手脚。见什么扔什么，处理了很多东西，光是书和杂志就卖掉三大麻袋。爸虽然一向不问家事， 也被我们这种破坏旧世界的压倒气势弄得直愣怔。家里乱糟糟的也写不了东西，爸居然自己收拾起抽屜来，把他认为重要的书稿信件打成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他准是怕我们问都不问就给他扔掉。

新居宽敞明亮，爸有了一个正式的书房。我们买了新书柜，还把爸历年从各处带回来的小玩意儿摆上，作协又送来“个大画案。林斤澜叔叔一进屋，嚯然喝道：“嘿！老头儿发了！”爸的精神好了一些，开始在新书房里写字、画画，又像原来一样，坐在沙发上，直眉瞪眼地构思。

我们新搬的家在南城的胡同里，每天早上这儿有个早市，从阳台望下去，挨挨挤挤的都是菜摊。人多得不得了。这一带居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因而可以接触到最朴素平实的生活。爸每天拎个脏兮兮的菜篮去买菜，饶有兴趣地四处看看。买菜以外。他还买过其他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个三块钱的放大镜，一尊一块钱的香炉（当烟灰缸），一对儿不知多少钱的小瓷罐，有一次还抱回一个玻璃鱼缸和用塑料袋装着的两尾金鱼，放在妈床头的茶几上给妈解闷。

爸经常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对方是什么人，他也弄不大清楚，有请便去。最糟糕的是有一次被人拉到某企业去，人家连汪曾祺是谁都不知道，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两个字！我们很生气，怪他不自重。后来再琢磨，其实他是寂寞。妈卧病在床、只能时时呼喊他，或说些简单的句子，有时脑子还有些糊涂，没法跟他认真地谈话了。一对老人，哪怕吵架也是交流。爸需要有人说话、聊天。爸老盼着我们回家，盼着屋子里有些生气。我有时候中午回去，他特意做了炒鳝丝、荠菜拌熏干、雪里蕻蚕豆，等我吃饭。当时我很奇怪，午饭哪用得着这么丰盛？后来才深有体会，一家人，只有坐在一起吃饭才是人间烟火，才有家庭气氛。回想这大半生，我们实在没能为父母做什么。连多陪他们说说话、吃吃饭都做不到。

妈病倒以后，我们整天驻扎在医院，忙得团团转。除了找个小保姆照料爸的生活以外，完全忽略了他。一次回家，刚好碰到爸参加作协会议回来，花白的头颅慢慢地从小车开着的门里冒出来，时值隆冬，他却只穿了一件夹大衣。我看了有点心酸，过去他出门都是我帮着打理行装的，现在也顾不上了。一次偶然发现爸的脚有点肿，突然想起一句以前听过但没太注意的话：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有点紧张，抽时间陪爸去看病。一路上，他走得慢极了，我耐着性子尽量放慢脚步，他还是远落在后面。我火了，过去拽着他的胳膊说：“你怎么走那么慢呢？快点走不行吗？”爸一面勉强跟着我走，一面不服气地说：“不慢呀。”快到医院门诊部时，爸一下甩开我的手，挺起身子往里走，我觉得怪可笑的：老头儿还挺好面子！门诊的郝大夫跟爸认识多年了，说话很直：“哟，你怎么成这样了？你有多久没来看病了？赶快去做几项检查！。爸出来直嘀咕：“我怎么了？成什么样了？”看完病，我们在医院门外准备过马路，一个老人拄着拐棍迈着极碎的小碎步踢踢突突地在人行道上走，好像启动起来停不住似的，有点滑稽。我和爸相视一笑。爸说：“其实我也能那样走，可以快点，我不愿意。”我先生随爸去医院，爸悻悻地问他：“汪朝嫌我走得慢。你说慢吗？”我先生安慰他：“还可以，爸，不算慢。”爸看着路边墙内盛开的木槿花说，木槿的花期很短，可开的时候非常热烈。日本的樱花也是这样，也是这种瞬间的灿烂……

1996年12月前后，爸陷进了那场关于《沙家浜》著作权的官司。这件事对他精神和身体上的打击非常大，大到超出家人和朋友的意料。近些年，爸被捧得很高，听到的都是赞赏和恭维，他已不似过去那么出言谨慎了。于是，他的“不合时宜”把自己送进了一个圈套。他接上海某报记者的电话时，我就在隔壁，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但听得出他的话不大妥当，有些偏激，口气也很不客气。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忽然变成了对方的证人，把他的话作为证词，并加以利用大做文章。名人的名誉官司，使得各报刊都纷纷炒作或转载。爸完全被弄糊涂了，他不懂新闻媒体到底要干什么，本来很容易弄明白的问题忽然一团槽！他没有打官司的准备，只好被迫停下写作去查阅有关的法律条文。但这实在不是他的所长，他说得并不错，他是个“法盲”。值得一提的是，自始至终，爸没有对原作者的遗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也没有附和我们气愤之极的偏激言辞。

爸的情绪很不稳定，几乎夜夜失眠。我们劝他少吃安眠药，对肝不好。但他没办法，睡不着。在外人看起来，这件事远不如“反右”“文革”那么严重，而他却难以承受。他一向顾惜声名，淡泊名利，出版社出书，刊物约稿，他从不问价，有时稿酬低得令朋友们吃惊，他都无所谓。现在被泼上这么一瓢脏水，又无人诉说，真是郁闷至极。毕竟，他已经是个77岁的老人了。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妈病倒了，不能分担和排解他的难处。妈是家里的主心骨，她的作用是我们无法替代的。

1997年5月11日晚，爸突然消化道大出血。约半年前，爸已查出因肝硬化导致的食道静脉曲张，医生警告他吃东西千万得注意，如果破裂会很危险。现在终于不幸而言中了。爸的出血量大得吓人，但很镇定，他交代我们，通知太湖笔会退掉机票，为作协画了幅迎接香港回归的画，让人来取。还向汪朗承认，在四川喝了白酒，超了量。次日，爸才住进高干病房。主任向家属交代病情，虽然目前看上去还好，但要有思想准备，如果再次出血就危险了。医院为爸请了两个特护，日夜护理，片刻不离。

第二天一早我去病房，爸神志清醒。由于出血太多、脸色有些苍白。特护说，夜里躁动，要起床，有时说胡话。爸很不习惯让人这么服侍，老觉得不安。他不愿意总躺着，老想翻身，不时自己用手整整枕头。护士长来查房，吓了一跳：“汪老，您动作轻点，可一定得注意！”橡胶三腔管从爸的鼻腔一直插到消化道，充气压迫止血。爸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只通过输液治疗和补充养分。他口干舌燥，很难受。每隔一会儿就恳求特护开恩，用注射针管在唇边、舌面上滴一点水。爸看看我说：“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逗得特护直笑。这一年夏天来得早，望望窗外晴朗的天，爸问我：“外边的人是不是都穿短袖了？”病房的被子很厚，我问他：“你热吗？”他摇摇头。摸摸他的手，我不由一惊，他的手和胳膊是凉的！从小，我就熟悉爸温热的手掌，冬天把冻得冰冷的手放在爸的热手里，又舒服又踏实。我安慰自己，失血过多，输着液，又不活动，等恢复了就好了。

爸的脸色慢慢缓过来了。我向医生询问病情，医生的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向我解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闲下来，我们还跟特护聊聊家常，开开玩笑。爸问我：“杏是不是该下来了？”我随意回答：“下来了你也不能吃，大夫肯定不让。”他不情愿地想了想：“不让吃，那就吃桃吧！”

不知为什么，爸这次发病虽然来势凶险，我却并不是很慌，我老以为，他一定长寿，能活到八九十岁。我们所以没有惊动很多人，是想让他好休息一段时间，等恢复了再让朋友们来看他。

5月16日，我一早去病房，爸已经醒了。特护在给他洗险。我用电动剃须刀给他刮胡子，他乖乖地闭着眼睛，好像挺受用。病人不吃东西，没有太多的事可做，我准备先去上班，下午再来。刚要走，爸忽然说：“老这么躺着也不是事，你下午把我的眼镜拿来，再带几本书。”我到单位，还没和同事说几句话，医院的电话来了，叫家属马上去！我立刻给哥哥姐姐打电话，手抖得怎么也按不准按键。同事急得叫道：“把电话号码留下来，你快走！”我恍恍惚惚地骑上车，恍恍惚惚地爬上医院的楼梯，恍恍惚惚地看着十来个医生护士团团围着爸的病床抢救。主任过来告诉我，爸突然之间血压、心跳都没有了，现在心跳恢复，血压还上不来，很危险，抢救需要锯开两根肋骨，问我是否能签字，两名外科大夫已经在等着。话没说完，主任又被人叫走了。姐姐、嫂子、先生、姐夫都仓皇赶来，呆立在走廊里，只有哥哥外出采访，一时找不到。又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停止了。

爸老早说过：“如果我不能做事了我就死掉！”他不喜欢无所事事的老年。可他一直在写、在画、在思考，发病当日上午，还有一个来访的记者请他写字，画画。他这么决然地拔脚就走，是不是太早了，太快了？！

约一个星期前，我中午回家，带了单位刊物一篇传真过来的稿子，字迹不清楚，让爸给辨认一下故宫藏品的部分。爸告诉我，是展子虔的“游春图”、三希堂所藏伯远帖、快雪时睛帖和中秋帖，还有石涛的“高呼与可图”、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等。爸看看我，叹了口气，大概觉得也无可救药了。上班的路上，我还轻松地想：“爸在就是好，有什么不懂的一问就行了。”怎么也想不到，才过几日，便天人永隔。

电话终日不断，唁电一沓沓地送来。我坐守家中，冷静而木然地应对这一切。幸好妈不很清醒，否则怎么可能瞒得住她呢？江苏《新华日报》一位记者打来电话采访，她问，汪老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文章，家人是否稍觉安慰？我突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说：“这些对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了……

至今，我还觉得对不住那位记者，没能让她完成这篇报道。可我说的是实话，对于我们来说，汪曾祺就是我们的老头儿，我们的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