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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战“疫”启思】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五大策略

 宋志刚k5lpi995 2020-05-14

总结抗疫大战中的经验教训,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更多思考和启示

文/于凤霞、关乐宁

新冠肺炎疫情是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在这场大考中,我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数字政府建设发挥出巨大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短板。总结抗疫大战中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更多思考和启示。

数字治理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目前,全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数已超5亿,省级行政区域均建设了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与移动政务应用,一半以上的单位已开通政务服务小程序。疫情发生以来,各类在线政务服务应用在疫情防控、便民服务、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务服务平台提供高效便民务。2019年开始运行的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包含疫情实时跟踪、同程人员查询、医用口罩、疫情24小时直播、疫情就业服务专区、企业复工申请管理等在内的三十余项功能服务。国家多部委积极出台措施,鼓励各地积极开展面向公众和企业的“线上服务”,最大限度保证疫情期间的政务服务效率。超过一半的省级政务服务部门推出相关措施,通过医疗、交通、公安、社区、城市管理、政务服务等各城市职能部门的整合,开展网上办、远程办、指尖办、电话办、邮寄办、预约办政务服务。各地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和移动App等自助终端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平台助力疫情防控精准施策。浙江省推出“一图一码一指数”的创新模式,以“五色图”展现不同地区风险程度、开展差异化防控。以健康码作为个人通用健康电子凭证、畅通人流物流,以“智控指数”作为衡量各地工作的重要标准、提高管控效能。湖北省构建了疫情数据可视化分析模型,通过对确诊人员的感染途径、不同传播途径的转化率等疫情动态的综合研判分析,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支撑。上海市数字防控平台基于医疗机构推送的新冠肺炎病例信息,对接公安、交通等平台数据查找所有疑似患者接触者信息,使街镇进一步对相关人员进行管理,提高防控的精准性。

各类复工复产平台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深圳市于2月9日推行凭码通行,短短20天,当地已开工复工项目就达1222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工率达94.21%,复工率在全国主要经济城市中名列前茅。杭州市建设的网上申报复工平台,推广使用健康码管理理念,短短几天通过复工平台提交申请的企业超过20万家,健康码申请人数突破1000万。健康码迅速在北京、广东、四川、云南、天津、贵州等近二十个省份陆续上线,覆盖广州、武汉、福州等300多个市县,并陆续实现多地“码”的互信互通互认。

疫情大考暴露数字治理短板

治理思维滞后导致已有技术平台应用不足。尽管各类政府信息化项目不断推进,但部分地区未能充分利用数字项目,仍然采用传统落后的治理手段,如采用口耳相传的方式报送疫情信息、通过入户摸排的方式调查人口情况,数字应用效果不理想,群众满意度不高。治理思维滞后于信息化建设实践是重要原因,这体现在原来很多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缺乏“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导致很多应用设计的便捷性和用户体验差。

政府部门内部数据共享水平低影响协同能力。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水平低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在日常管理中已有诸多不便,在突发疫情面前更为掣肘:部分地区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寻找感染者的同行乘客,基层重复填报雷同数据,重点人群跨省出行轨迹无法追踪,企业复工申请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等情况时有发生。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内部数据共享覆盖面不足,共享的质量不高,真正实现数据共享的应用也有限。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主观上“不愿共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制度和规则尚不明确,没有对各个部门数据如何共享、权责范围作出具体规定;配套机制不完善,数据接口标准、数据管理规范不统一,数据多头采集难归集等,在客观上为数据共享造成了阻碍。

社会关键数据获取不足影响应急管理能力。疫情期间,多地均出现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检测试剂等医用物资短缺现象,这反映出我国应急物资储备与资源配置体系的不足。因此,在社会应急管理过程中,关键数据的及时获取非常重要。造成社会关键数据无法及时获取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与企业间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充分的市场信息;生产企业在短期内难以掌握相关产业上下游信息,这些都会导致潜在产能挖掘不足;二是多数情况下数据获取仍采用企业上报、人工估算等较为落后的手段,缺乏技术支撑下的数据动态集成共享机制,导致效率低下、数据分散和难以共享;三是传统产业数字化基础薄弱,诸多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信息化基础薄弱,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严重偏低,也是难以获取关键数据资源的原因。

信息公开和数据开放存在短板。一是疫情发生初期,相关数据发布不及时、不透明,导致公众错判形势、没有对疫情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二是从疫情防控过程中开放的数据来看,存在开放力度不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如大量反映疫情特征的数据散落在不同的平台上,高度碎片化且格式各不相同,很难被直接用于开展研究工作或者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三是未能处理好数据公开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部分地区在发布防疫信息的同时,却泄露了感染者的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电话等个人隐私。

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的建议

一是要持续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不断增强数字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强化政府工作人员基于数据的治理思维,主动利用新技术手段提高行政效能。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用户思维,注重数字化应用的易用性、服务的高效性,吸收互联网小步快跑、迭代创新的发展理念,以用户体验、群众反馈为导向,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和应用设计。

二是要大力推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促进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政府数据融合,并加强对通讯、医疗、科研、交通、物流、制造等关键社会数据的采集,打造公共数据集中汇聚和综合智能分析平台。提高各类政府数据平台建设的统筹层级,在市级乃至省级层面进行规划,确保不同地区的系统兼容和功能融合。要健全法律法规,明确数据的权利归属、共享范围、使用方式、数据标准等具体要求,提高数据共享的程序性和规范性水平;注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数据共享对接部门,杜绝多部门、多级政府重复对接数据问题,避免为企业增加额外负担。出台数据共享标准或技术规范,有序逐步统一各部门、各领域数据标准,为数据融合提供重要基础。

三是要推进政府数据开放以及平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数据共享。加快建设公共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公安、工商、司法、征信等基础性数据接入,向社会广泛开放共享。完善数据开放机制,增强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可机读性、格式通用性,提高开放数据的质量。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在网络安全层面防止数据被恶意窃取泄露,并要处理好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探索研究政府与平台企业之间数据共享的制度规则。

四是要大力推进产业互联网建设。引导支持传统产业上云上平台,加强企业内部、上下游企业之间、跨领域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促进数据资源协同与共享,从而保障突发情况下政府对物资供需、全球产业链供给等情况的有效掌控。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应急状态下快速研发部署、供需对接和重要物资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大幅提高政府对于工业数据资源的管理能力,为突发事件下的关键物资生产调配提供重要支撑。加快5G、物联网、IPv6等下一代网络基础设施部署,推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为产业互联网发展和政府数字化建设提供新型基础设施支撑。

五是要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要把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提至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由政府发挥统筹、引导、协调的作用,加快形成与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各社会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统一决策、分工负责、运行有序的治理网络。一是要打造各类治理主体的沟通衔接平台,加强制度设计,研究和明确各方的权责边界;二是要充分利用平台企业快速高效的反应机制和技术数据的资源优势,发挥好其作为社会治理参与方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公共服务中进一步发挥市场力量,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和政企合作;三是要加强突发事件预判决策的跨领域专家队伍建设,吸纳不同领域专家参与应急事件管理的全过程,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提高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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