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出土，远走瑞典，抗战前回国！安特生还回的四百彩陶在何方他曾经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八十多年后，笼罩在他身上的迷雾已经渐渐消散。而另一个与他相关的谜团，却更加扑朔迷离。他就是安特生，是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也是一位被误解的开路者。 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 ，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21年，他主持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来，到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马家窑遗址、齐家遗址、辛店遗址、沙井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址，就是安特生发现的。人们经常提到的，中国彩陶及史前文化断代分期的名词马家窑、马厂、辛店、齐家、半山等和安特生密不可分。安特生曾经先后三次来华，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中国生活了11年，他将中国称为第二祖国。 1925年，安特生在甘肃、青海等地结束调查后，将所采集的考古材料带回了瑞典。抗战前夕，分七次，将其中的一半文物归还中国政府。谁知，今天人们却找不到安特生归还的文物。那些稀世国宝究竟去了何方？ 今天，就让我聆听王海东讲述一段国宝故事。 仰韶彩陶来自西方？ 安特生能来到甘肃，完全是执着于学术的态度所驱使。1921年，他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后，中国史前文化的大幕也就慢慢拉开了。可是，安特生却陷入一个更大的谜团中，仰韶彩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在发现仰韶遗址前，安特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地质。说起来，安特生能来中国，完全是丁文江促使的。1913年9月，地质学家丁文江被任命为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在丁文江的建议聘请安特生来农商部矿政司任顾问。当时，安特生已经是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要辞去职务到中国来，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此时，在山西大学任教的瑞典地质学者埃略克?奈斯特罗姆，却支持安特生到中国来。这样，在埃略克?奈斯特罗姆的建议下，他才下决心辞去一切职务来中国就任顾问。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正式在农商部任顾问。此后这段时间，安特生在寻找铁矿中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时局不稳，寻找和开采铁矿的工作时断时续，他也兼做教学和带领学生实习的工作。安特生深深地喜欢上了中国，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热情地记述了在中国的美好记忆。这期间，他调查各地发现的石器，并进行了整理，撰写了《中国新时期类型的石器》一文，这是目前所知的安特生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仰韶村考察时发现了大量的彩陶，经过细致观察，他确信这是一处丰富的史前遗存，随后向中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写了发掘申请。这年10月27日，安特生对渑池仰韶遗址进行了发掘，由此确认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 安特生将仰韶的彩陶纹饰同中亚的一些彩陶纹饰做了比较。他认为两者非常相近。为何会这样呢？他认为中原地区的彩陶很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他决定继续西行，寻找彩陶。他提出彩陶西来等的判断，就是被国内学术界驳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尽管几年后，安特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至今余波未平。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严文明说过，安特生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就学术而谈学术，和政治没有关系。后来，随着出土材料的日益丰富，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逐渐销声匿迹。无论如何，仰韶文化的发现引发了安特生对中国远古文化的浓厚兴趣。 1923年春天，安特生带着队伍来到西北，在持续了18个月的考古考察中，他调查了大量的古代生物化石和人类遗迹，在陕西、甘肃、内蒙古、西藏等地的50个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 圆形陶轮是干什么用的？ 他们是从西安到兰州。这时，已经是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到了兰州，一切围绕着了解这座城市进行。他们在黄河边考察地质，乘坐羊皮筏子，逛逛市场。 人们曾经做过研究，安特生在陕、甘、青三地区的野外考古调查，大体是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范围内进行。他们先去了西宁。在西宁附近一个叫朱家寨的地方，进行了一次大型发掘，清理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这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这也说明他全力关注中国史前文化。随后，他们又在距离朱家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 天渐渐变冷，冬天来临了，他们不得不返回兰州，准备过冬。谁知，他们却在兰州有了意外发现。 安特生在兰州收购到了一批精美彩陶。他们向乡亲们打听彩陶是从哪里来的，当时他仅仅知道是在洮河沿岸。安特生决定在第二年沿着洮河做一次考察。1924年4月23日，他们离开兰州，沿着洮河一路考察。这是一次收获空前的考察，他们在临洮县城附近的洮河阶地，发现了灰嘴遗址和辛店遗址，以及马家窑遗址。在广河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和半山文化遗存。直到1924年7月中旬，洮河流域的工作才基本结束了。 安特生的工作非常仔细。细到了什么程度，说出来，有些人还不信。他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圆形的陶轮，这些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据我的了解，安特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费了一番周折。我曾看到过一张图片，画面非常普通，背景似乎是河边某个镇子，一排低矮的平房，墙边立着一个羊皮筏子。画面中的人物，似乎是羊皮筏子的主人。看起来比较闲，没有什么生意，正在用闲时间捻线，长长的毛线，旋转的纺锤，构成了这张图片的主题。这种纺线方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便于人们在行走中干活，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消失。 在安特生眼中，这是陶纺轮使用的细节。他专门拍下来，在一本书里将这种纺锤的使用情形，与出土陶纺轮放在一起做了比较。从图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进行研究时的态度。 回国400多件彩陶，去了哪里？ 在西北的50个考古地点中，安特生发掘出一大批彩陶和其他文物。当年，临洮师范的一些学生曾帮助安特生进行过发掘。其中一位回忆说，安特生当时将临洮大半的彩陶收走。他雇了30匹骡子，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发掘的东西驮到兰州。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中说，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片、陶器被运往瑞典。 长久以来，人们都在关注运往瑞典的彩陶。这些国宝的命运如何呢？在1924年10月考古材料运到北京后，安特生就提出能够按照此前中瑞双方已经达成的化石协议蓝本，对这批考古采集品也做同样处理。1924年12月31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给中国地质调查所寄来一份信函，代表中瑞双方官方认可，将人骨以外的大部分考古采集品，运到瑞典进行研究，考古采集品将被平分为两份，一份留在瑞典，一份送还中国。 瑞典东方博物馆保存的20封信件，记录了这一过程。安特生的想法是单纯将资料交给瑞典考古学家去研究的做法太不可取。必须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 瑞典退还文物共分7次，1927年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1936年，在南京地质博物馆，安特生目睹最后一批文物从瑞典运回到中国，他如释重负。如今，我们却找不到这批国宝的下落了。 有人推测，当时全面抗战即将爆发，国内学界主要目光都集中到了如何抢救故宫珍宝，似乎忽略了彩陶。在时局动荡中，这批珍贵的国宝神秘消失，至今下落不明。瑞典东方博物馆藏的彩陶有400件，按照这一数据推断，安特生送还中国的文物至少也在400件以上。 在当时还有一批甘肃出土文物命运令人唏嘘。在七七事变之前，故宫文物及北京图书馆的善本珍藏都已运往南京，而藏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后来，才被学者从日军的刺刀下转运到美国存放。瑞典还曾归还过一批中国文物，这就是西北科学考查团在西北采集的3000多件文物，按照协议他们被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带回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也回到祖国。 从安特生送回彩陶中，我们会发现国宝的命运是伴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运，国运兴则国宝兴，国运衰则国宝亡。 讲述人：王海 东著名彩陶鉴赏家 甘肃省彩陶研究会创始人 兰州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 王文元（兰州老王）原创作品。转发惠己利人！赞赏坚持动力！留言精神鼓励！ 欢迎朋友们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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