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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名满天下的大师吴冠中，让无数人为之景仰。一个是祁连山下的寒门学子梁雄德，苦苦追求艺术。 吴冠中先生是20世纪中国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他历尽坎坷，苦恋家园，在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中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2010年6月25日，吴冠中先生在北京逝世。在吴先生91年的岁月里，培养了无数学生，也留下了无数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故事。 梁雄德是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1981年，年仅24岁的梁雄德正在张掖民乐电影公司画电影海报。一天，梁雄德冒昧写信给吴冠中先生，信中表达了他热爱艺术想跟随大师学画的愿望。从这封信开始，吴先生和这位甘肃学生之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梁雄德讲述了他和老师吴冠中先生的故事。 就在我不抱希望时，却收到了吴先生的信 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我初次和吴先生交往还是在1981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我是张掖地区民乐电影公司的美工，主要职责就是画电影海报。正是改革开放伊始，被批判与禁演的影片全部解放，电影院十分红火，我每周要画三四张大海报，非常忙碌。 一天，我收到一封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寄来的信，写信人是我中学老师，他告诉我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将在新疆举办一个为期半年的美术培训班，讲课的有吴冠中、张仃、邱陵等大师。知道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不得了，心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也要抓住。 可是，仔细一想人家在新疆举办学习班，而我是甘肃人，也不搭界啊。没有办法，我只好先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我说，我是甘肃祁连山下一个偏远山区的美术爱好者，听说先生应邀去新疆讲学，我欲赴疆追随先生学习美术。信寄出去了，有没有回音就难说了。我每天依旧按部就班画着电影海报。大约一个月后，门卫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吴先生委托他夫人写的回信。信中对我求学的勇气和热情给予肯定，又说学习班是新疆方面主办的，鉴于费用问题，怕我此行劳民伤财，影响我的学习热情，不能带我去。 其实，我当时已经和新疆方面联系好了。新疆负责学习班的人正是我学习绘画的启蒙老师林峰。收到吴先生的信我就明白了，只要新疆方面同意，他并不反对。只担心新疆之行困难重重会影响我的情绪。吴先生没有想到我已有内线。就这样，我下决心去了新疆学习。单位自然不给我请长假，我只好先请10天假，然后让家人以各种理由续假。 到新疆后，进了学习班，我才发现这个班非常不简单，老师都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大师级人物，张仃、吴冠中、邱陵（给鲁迅画过像）、刘巨德等等。 吴先生是个纯粹的艺术家，批评从不拐弯抹角 对我来说，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再说了，我基本算是偷跑出来学习的，回去，单位上要不要还两回事呢？压力就是动力，学习自然分外认真刻苦。因为有了前面的信，吴先生对我这个学生也有了印象，也知道我追求艺术的痴情。 先生对我很关注，班里共有50多人，每次画完先生都要拿我的画作为示范，进行点评。通过一次次点评，我的画技不仅大有长进，而且也真正认识了吴先生。 吴先生是个很纯粹的人，就画论画，评画向来直言不讳，从来不拐弯抹角。他评画往往一针见血﹑直指心性，不合适的地方直接指出来，十分真诚。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跟随先生参加一位师兄的画展。当时，这位师兄已经是博导了，带着一帮研究生，很是牛气。画展开幕后，他特意请先生点评，先生依旧是直言不讳，当着师兄学生的面，将他画中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先生只为艺术负责，不给任何人留面子。当然他完全是出于对学生的真爱。他也鼓励学生对他的艺术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吹捧炒作，更反对沽名钓誉。 这次讲学，成了新疆美术界的重大事件，先生不仅讲课，还为新疆美协作学术报告，对困扰美术界几十年的实质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如内容和形式，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等等。先生关于矫正中国美术发展方向的言论，就是在这次演讲中首次发表的。在新疆，先生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有《高原人家》、《松和瀑》、《高昌遗址》、《白桦林》、《交河故城》等名作，《交河故城》后来流入市场，创下了4000多万元的天价。 新疆白杨沟是我们去学习风景画的地方。每到写生地，先生总是先带学生走遍山前山后，高处低处，沟里沟外，全面观察了解形貌特征，然后才让我们散开，各自寻觅写生题材。先生把这种独特的方法叫做巡猎和觅食，寻寻觅觅培养和锻炼你猎取美的慧眼。后来，我从美院毕业时，先生给我赠送了一幅水墨画《雪山和老树》（又名《霸王别姬》），就是这次写生时先生寻觅到的题材。 那是一棵倒在戈壁滩上快要干枯了的胡杨树，远方是白雪皑皑的群山，枯枝在地上，映成一个奇特的影像。先生围绕着这棵巨木老树转了好几圈，忽然他激动了起来，大声喊道：“这就是英雄的霸王，抑或是史前的恐龙，英雄倒下去了，霸王别姬！这不就是向往中的英雄形象吗！”先生边喊边把这棵倒地的大树认真地描绘下来，抓住了心中瞬间的灵感。1986年我快从美院毕业了，到先生家请先生为我作画，以作留念，先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几个月后，先生写信给我说：“画已经画好，有便，人来，请取走。”直到几年后，我才从先生家取来了那幅画。一看画我就明白了先生的意思，霸王的肉体虽然倒下去了，但他的精神永存，灵魂不死，艺术创作就是要寻找这种精神内涵。 先生一眼认出了我，说，我知道你，你是甘肃的吧 6个月后，我从新疆回到民乐，批评铺天盖地而来。电影公司专门为我举行了批判会，我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给予痛批。会上我专门做了检查，保证以后一定老老实实工作。 批评归批评，但我内心总觉得这次新疆之行收获颇大。画技有了大幅度提高，朋友圈子也大幅度扩大。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参加明年（1982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招生考试，我一边画电影海报，一边悄悄准备。 那时，像我这种情况参加考试，必须要单位盖章同意才行。这对我而言是一个最大的难关，领导肯定不会同意我参加高考的。我只有另想办法，机会终于来了。年终，我拿着书写完的一摞奖状，到财务室去盖章，我趁机在奖状中夹了一张白纸，将公章盖上了。后来几经周折，我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考试，同时考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西安美院，最终我选择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开学后两个月，中国美术馆举办毕加索画展，我想吴先生一定会参加这个展览的开幕式。我就等在美术馆，果然我遇到了先生。先生一看见我就说，“你别说，我知道你！你叫梁雄德，是甘肃的吧！”看到先生还记得我，我异常兴奋。我对先生说，我已经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先生非常高兴地说：“真不简单，真了不起。”也许在先生看来，西北偏远地区来的学生能考上首都的大学是不容易的。先生一再强调，周末可以去他家。三年级时，先生给我们教油画人体，他把人体比作“长江”“黄河”，这是一般老师无法想象的启迪！给我们这一届带完先生也到了退休年龄。 1986年，我毕业后分配到了甘肃省博物馆工作。这时，先生才准备出版他的第一本大型画册《吴冠中画集》。我赴京出差被约定和同学高波（摄影家）去他家为他拍照，当时我带的相机是博物馆专业相机，我和高波就用这部相机给先生拍了几幅用在了画册上。那时，先生住在北京方庄的单元房里，画室仅仅有12平方米，大画都展不开，只好铺在地上画。就在这间狭窄的袖珍画室里诞生了无数杰作，也留下了我和先生的第一张合影。高波拍摄我和先生的合影，照片上，先生神采奕奕地和师母交流，我留着长发，拿着画站在边上聆听。 没想到，春节见面成了最后的诀别 先生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凸显出来的画家，在这之前，先生整整蛰伏了30年。可以说先生的成长和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他曾被误解，曾被排斥打击，历尽苦难才造就了他的不朽。先生的创造精神在历代画家中前所未有！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生的作品就逐渐为新加坡等地的收藏家们所追捧，还应邀到新加坡、英国等国展出。 先生非常勤奋，经常在过完年就收拾写生画具，准备出去。他也一再告诫我们不要放下手中的画笔，要到生活和自然中去。毕业这么多年，我在工作之余，总是寻找机会四处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990年，我有意为他写传记，并筹备个展。先生专门写信来，在信中谈到了他对个人传记、文集等出版的看法和想法。他认为，传记是历史的产物，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人的传记都是废物，浪费纸张。 今年春节，我去北京时，没有想到却意外地遇到了先生。那天，我在深巷画廊，这是先生经常裱画的地方，名字也是先生起的，言下之意是好酒不怕巷子深。知道先生来时无多，时间宝贵，我们这些学生基本上不去打搅先生，我想在深巷画廊或许能看到先生，果然如愿。这天，先生和我说了不少，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他这么快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永生了。
等我再次到先生家，先生已经故去。那天是6月28日，先生家中没有设灵堂，一个简单的小方桌用先生生前最喜爱的蓝印花布覆盖着，墙上挂着先生的黑白照片，底下是先生的《全集》一套，书脊上是先生的签名，桌前摆放着几束鲜花。先生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曾说，我活在我的作品里，想念我了，就到我的作品中找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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