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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如今30多年过去了，它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当年的样板戏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呢？ 不久前，曾任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岳逢春先生给我们讲述了他亲历的“样板戏”故事。岳逢春人称“老岳”，虽然年纪不算太老，但“文化资格”却很老。岳逢春16岁接触文化，以文艺事业为业，以文化工作为生。从学唱样板戏的“戏娃子”到兰州市文化局艺术科科员、群众文化处处长，再到市委宣传部文教处处长。与文化工作结缘40年，老岳经历了兰州文化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与兰州文化发展历程“零距离”接触的人生道路。老岳有写笔记、记日记的习惯，从1970年至今，兰州文艺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所记录。可以说对兰州文化界了如指掌。 这次就让我们跟着老岳重温一下当年兰州人大唱“样板戏”的往事吧！ 突如其来的选拔中，糊里糊涂成了演员 我学“样板戏”是从1970年开始的，这年夏天，根据“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的“最高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学唱样板戏的高潮。 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整天无所事事，经常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胡侃乱吹，常常夜不归宿，大人早把我们烦透了。8月的一天，在家睡大觉的我被叫到“三七中学”（今兰州27中）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省上要办“样板戏学习班”，市上也要办一个，演员主要从各个学校挑选，消息还说，如果学得好，说不准还能到东方红广场主席台上露一手呢！ 我在学校的宣传队里唱歌跳舞搞朗诵，会唱几段样板戏选段，也算是有点艺术细胞吧，但从来没有演过京剧。可对这次选拔并不怯场。父母也不怎么反对我去参选，对家里人来说选上选不上，总算忙了一件正经事。第二天，我在工人文化宫参加了样板戏选拔，考试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最后稀里糊涂地就通过了。 1970年8月28日，我在工人俱乐部（今隍庙内）的“兰州市革命样板戏学习班（业余）”报到了，我的工龄就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了。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牢。 三个月，一群生瓜蛋子上演了《红灯记》 上班十几天，就接到了市上送我们去宁夏京剧团学演《红灯记》的消息。让我们担心的是，学习时间只有3个月。对我们这些没有任何戏曲基础的“生瓜蛋子”来说，要在3个月内学会《红灯记》，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在银川学戏的日子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可谓是“痛并快乐着”。那时，我嗓子正在变声。不仅唱不出“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的高音，就连大段的唱腔我也唱不出来，自然也失去了扮演李玉和的希望。最后，团里给我分配的角色是“松岭根据地交通员”和耍大刀的八路军战士。 唱戏最重要的是基本功。为了练好基本功，我们经常昼夜苦练。一天，我出人意料地创了个奇迹，在鬼使神差下完成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团身前空翻”，结果引起了军代表的关注，这一下我成了练功“标兵”，享受了剧组的“大字报”表扬，大字报中说我打破了戏剧表演的教条主义。没有想到，第二天，我再翻“团身前空翻”时，却砸在了垫子上，岔了气。可见，打破教条主义的代价是很大的。 练功虽然辛苦，但我们都才十五六岁，相对而言集体食堂的伙食还不错，能够吃饱饭，辛苦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日子过得很快，3个月眨眼而过。该汇报演出了。“我”跳下火车，步履踉跄地冲到舞台上，在“路基”上亮相，然后一个“吊毛”（京剧行话，即鱼跃前滚翻）翻下台阶。虽然我们突击练习了3个月，但基本功还是不行，结果跟头翻过去了，人却“咚”的一声砸在戏台上，简易戏台在颤抖，我也痛得直皱眉头。观众在台下瞎起哄：“这个‘交通员’的身手可不怎么样，难怪摔晕在铁路边上了。” 尽管如此，当大幕落下时，后台却一片欢呼。我们创造了个奇迹。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创造了奇迹的是宁夏京剧团的老师们，他们在3个月内，就教会了我们这些“生瓜蛋子”的中学生如何上演一出京剧大戏《红灯记》。 拿筷子指挥乐队的姚指挥 我们学戏时，无人敢公开谈论京剧的传统剧目，更不敢比划身段动作。这都是“封建主义的毒草”，是碰不得的。我们只能谈样板戏，学样板戏。 指挥乐队的古筝演奏家姚怡德连指挥棒都不敢用，因为“指挥棒”有修正主义的嫌疑，西洋乐队的那种指挥棒早都被红卫兵投入火堆烧了。每次演出时，他就拿着一根筷子指挥。演奏高潮时，姚先生也不敢像现在的指挥家那样摇头晃脑地陶醉一把。尤其要小心的是，每当演员唱到“主题词”时，姚先生辅助指挥的左手必须像“托起一轮红日”那样，做出“上扬”的手势，以表示无限的崇敬。 我们虽然学艺七八年，但没有学到什么真本事，就连《断桥》、《三岔口》这些基础戏都不会。文革后，要恢复上演传统戏了，结果《三岔口》里的“任堂惠”，整个就是“杨子荣”加“陆长海”；而《断桥》里的“许仙”则绝对是“参谋长”的翻版……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演出的《红灯记》还算是成功的，也受到了欢迎。 1971年的春节，我们是在赶场中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是到“甘机厂”慰问演出，那次，吃得特别好，会餐时，有红烧肘子、清炖鸡、糟肉、玉兰片炒肉、西红柿炒鸡蛋……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所少见的，满满一桌子大鱼大肉，让我们头一次享受演员的特殊待遇。我记得，有个同学一口气就吃了17个肉包子。 演砸了“海根” 招来13条意见 《红灯记》之后，我们又去宁夏京剧团学了《智取威虎山》，后来又从江西省京剧团学了《平原作战》。1974年冬天，上海京剧团把电影故事片《南海长城》改编成了京剧《磐石湾》，一炮打响，迅速走红。我们也“跟风”排演了《磐石湾》。 在《磐石湾》我的角色是甲组“三排长”和乙组“海根”，这和我的想法正好相符。“海根”这个角色比较重要，相当于《铁道游击队》中的鲁汉，唱念做打样样不少。我也下工夫学了一阵“海根”，台词身段都会了。尽管我非常渴望上台演“海根”，但我知道乙组很少有机会登台演出。 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第二年春天，去白银演出，一次练功翻跟头时，主角“陆长海”没掌握好要领，栽了下来，一颗门牙也碰断了。这样主演自然就无法登台了，临时决定演“海根”的演员顶上去演陆长海，我顺位就接演“海根”。我虽然练了一阵“海根”，可没有排练过几回。那天，突击排练了一下午。晚上演出时，我稀里糊涂地就上场了，云里雾里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演出结束了，同事们给我提了13条意见。我逐条记下，进行深刻学习领会。至此，这才知道演好主角并不容易。“海根”这个角色我先后演了五六场吧，一场比一场演得好，最后才有了点样子。 回顾我演样板戏的生涯，海根算是我演过的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 不想演戏了 想考大学了 1975年，样板戏学习班升级为兰州市青年京剧团。此时，剧团把一部分有“潜力”的演员送到天津戏曲学校和云南省京剧团培训。留下些没有“潜力”的人，在我带领下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在五七干校，我们每天坚持练功，或在麦场上踢腿下腰翻跟头，或到山头上去喊嗓子，大家都想着和出去学习的人比个“高低”。正是麦收季节，我们早上练上一阵，就提着磨好的镰刀下地了。 尽管大家练习得很认真，但心里都惶惶不安，总想找些事情。一天，几个同学捉住了一条“野狗”，大家三下五除二就把狗吊起来，弄死了，然后剥了皮，把肉送到了伙房。晚饭时，师傅做了一大盆香气四溢的红烧狗肉，一个同学还跑了几里地提回几瓶果子酒，我们大吃了一顿。谁知第二天早上，狗主人找来了。我是演员队长，和狗主人会面的事情就落到了我头上。面对狗主人咄咄逼人的追问，我坐在宿舍大通铺上，不慌不忙地问：“你家什么阶级成分？”狗主人立刻矮了半截，不敢答话，悄悄卷起狗皮，默不作声地走了。 “四人帮”被打倒后，“样板戏”自然也就结束了。我已经二十多岁了，要考虑自己的出路了，就拼命读书学习。幸运的是，那次在干校劳动中认识了一位国学宿儒，在他的引领下，我在读书和写作的道路上迈开了步子。1980年8月，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兰州大学夜大录取，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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