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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式转向是什么

 龙泉清溪 2020-05-14
像力后的综合不仅不再是是感性和理性分裂后的填充物,而是在超越感性和理性对立中表明自己是世界的统一构成原则,它真正实现着第一版先验想像力综合的那个隐秘渴求,并忠实地贯彻着和扩大了它的原则。没能清楚地认识第一版这种意向综合原则及先验还原本质,恰恰是康德在第二版中背离先验现象学的萌芽的基本原因

  三

  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演绎解读的关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命题:(1)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学的颠倒,直观和概念关系的逆转;(2)必须区分先验逻辑学倾向形式逻辑学倾向,区分范畴(Kategorie)和意念(Notion);(3)先验想象力为感性和理性共同之根,为时间性。第一个命题提供了先验演绎的基础并规定了其基本方向。而通过第二个命题的区分,我将进一步说明海德格尔眼里先验演绎的核心概念、任务及进程等问题。第三个命题说明的是先验演绎的深层理论根据和最后目的,但这是通过对第一版先验演绎的综合理论的分析得到的。分别说明如下:

  一,直观不是低级认识,相反是认识的首要基本特征。尽管海德格尔将先验感性论开篇叙述的直观的直接性思想误读为直观在认识中的优先性,但它的根本证明存在于康德接下来提到的直观的有限性思想中——人类的直观是有限直观,不是无限直观。无限直观是创造对象的直观,而人类直观是有限的,有限对象性的根源在于人类直观的接受性中:人类直观依赖于已然上手的被直观之物,只有被接受之物向直观自身显现,才能有人类的直观。有限性是人类知识的本质,知识的有限性不能到知识的可错性或不精确性等中寻找,那些有限性仍是派生性的,派生于直观的有限性。直观的有限性植根于人此在的生存有限性之中,它既证明了知识的有限性本质,同时也证明它何以是知识的首要基本特征。

  传统逻辑学把知识定义判断,进而归结为概念,直观只是达到概念的手段,所以知识是直观的思维,其根基是概念,概念在那里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当康德认为对直观的阐明是先验感性论的任务,而纯粹概念属于思维,对纯粹概念的澄清属于先验逻辑学的任务时,他仍未能完全摆脱传统逻辑学的影响。所以当康德在知性中寻求那个知识最高统一性时,“逻辑学由之获得感性论不能与之相比的优先性,然而另一方面正是那个直观在知识整体中表明为首要本质”。[22]康德因此陷入自相矛盾当中。直观作为知识的首要特征意味着概念优先性的终结:概念是为直观服务的,而非直观为概念服务。直观的优先性必然要求先验感性论的优先性,通过坚持康德隐含的直观相对于概念的优先性思想,海德格尔颠覆了先验逻辑学和先验感性论主从关系,先验感性论不再是先验逻辑学的准备,先验逻辑学反过来是为先验感性论服务,以先验感性论为取向的。

  二、在概念分析论中,海德格尔清楚区分了概念的范畴和意念的不同。概念是普遍表象,康德的意念用于指来源上与经验概念对立的纯粹概念,“纯粹概念就仅在知性中有其来源而言(而不是在感性纯粹形象),就叫作意念”,[23]其内容既包括理念,也包括范畴。意念是是纯粹概念,内容是自发知性的统一性表现出的各种不同方式,形式为抽象性。范畴是意念的一种,也是知性的统一性方式。但范畴和意念不同首先在于它是反思概念。反思构成经验概念,通过反思人们比较直观对象并抽象出其普遍性,经验概念产生是反思的结果。然而在反思普遍性前,必须有一个“原初统一性”指导此普遍性,它在反思中是先行把握和先行带入目光中的,这个“原初统一性”就是作用于反思的知性范畴,而不是与经验内容无关的纯逻辑意念,范畴通过规定经验内容构成经验知识。然而范畴和经验直观内容的相关性本质上仍取决于它和先天直观的相关性。康德的范畴构成先验对象的思想,说明范畴具有构成先天知识的能力,但它只有预设和先天直观内在关联才能做到这点。范畴因此构成先天知识,直观是知识的本质特征,范畴必定奠基于直观中并为其服务,范畴的(先天)对象相关性就是范畴对纯粹直观的本质依赖性。虽然范畴的内容像意念一样来自知性,是统一性形式,但这种形式化的内容只不过是“原初内容”的“形式上的先行规定”,“原初内容”正是被康德称为“超验内容”的东西,[24]它就是纯粹直观。因此范畴在形式上虽仍来自知性,然则内容最终源自纯粹直观即时间性。割去与纯粹直观的联系,就是意念,它是范畴的逻辑形式。

  范畴是先验演绎核心概念,什么是先验演绎的问题现在才能得以回答。总的来说,海德格尔对先验演绎的任务有三个不同的规定:第一,先验演绎的任务是对纯粹综合基本结构的分析;二,它的任务是对超验性(Transzdenz)的澄清;第三,对范畴的存在论本质的揭示。[25]对先验演绎任务的不同表达分别反映了不同的理论目的:首个任务是先验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化和集中化,知识先天可能性问题是存在论知识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存在论知识问题又表现为先天直观和范畴的纯粹综合,这个表达是区域存在论式的;其次、澄清“超验性”意味着澄清此在的基本结构,“超验性”常被表达为“主体的主观性”,但它不是指传统形而上学中那个与世界相对立的主体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在主体中先天规定的使主体和客体相遭遇的”的结构。[26]它涉及到此在存在论结构问题,对于主体的直观和范畴结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点,第二个任务是基础存在论式的。第三个任务是最符合康德原问题的,它也是三种规定的中心,因为一方面,就范畴自身内含有与先天直观的关系而言,是内在性的纯粹综合问题,另一方面就超验性是“客体性的先天构成性”而言,构成超验对象的具体范畴是超验性的“本质”。

  在先验演绎中,海德格尔看到康德在先验逻辑倾向和形式逻辑倾向之间的摇摆,这种摇摆是和混淆范畴和意念的本质区别密切相关的,“纯粹理性概念对于康德时而是意念,时而是范畴”,其结果是在先验分析论尤其在先验演绎中 “康德没能成功地说明地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区别。”[27]先验逻辑是有先天直观内容的逻辑,形式逻辑和它之间的“斗争”已经表现在形而上学演绎中,当康德企图利用形式逻辑判断表“形而上学阐明”范畴的起源时,范畴完全被看作了逻辑学的意念。在先验演绎范围内,它首先表现为对范畴演绎任务的错误理解,先验演绎的任务被表述为“合法性问题”,这尤为引起了海德格尔的不满。在海德格尔看来,合法性表述是对先验演绎任务的严重扭曲,由于将范畴和其直观内容分开来,范畴不仅被形式化了,而且这个所谓的形式化了的先天被看作同样与直观相隔绝的主体所有物。借用法学的“合法性”概念,现在是一个分裂的范畴在向同样被分裂出去的、完全能自我产生对象的直观要求那个“合法性”,它们的存在论关联消失了,它们成了“现成物”。在同样意义上,海德格尔拒绝使用“概念有效性”概念,而宁可使用“概念客观性”。

  第一版演绎中的从下到上进程是海德格尔所唯一欣赏的演绎进程,因为首先它是从直观向着范畴开展演绎工作的,以直观为出发点的必要性已在直观的优先性中得到了说明。其次正是由于这个进程是从直观开始的,先天直观和范畴的本质关联才得以保留下来,范畴才得以成为范畴。但从下到上的进程由于从知性和范畴开始演绎,范畴的直观相关性并未被保留在视域中,知性是纯粹逻辑的同一性,范畴成了意念。海德格尔遗憾地看到,那具有形式逻辑倾向的第一版演绎从下到上之进程,在“《批判》第二版演绎中被作为唯一和排他性的道路保存了下来,至少就其主要目的是如此,甚至更为彻底和更为系统化地加工了。”[28]康德陷入了更严重的形式逻辑主义之中。

  三、范畴尽管被看作超验性的本质,但对范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仍是客观性的,也就是说它局限在如何构成先验对象的问题上;而另一方面,对范畴的演绎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范畴和直观内容这种内在关联是如何可能的,这要求重新回到超验性问题中去,回到此在的深层基本结构中去,这就是先验想像力的综合理论,它是被康德当作经验心理学内容错误地抛弃的东西。

  在第一版演绎中康德曾把想像力和感性和知性相并列,称为第三种能力,它是感性和知性的中介。什么是想像力,“想像力(是)一种直观能力,并且是在没有对象在场的情况下。”[29]海德格尔注意到,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的这个定义包括两个方面:它是直观,但却是不束缚于存在者在场的直观。在后者意义上,它是构形(Bilden)能力 ,在直观物不在场时,它创造和构形图像。就这种构形完全不依赖于存在者在场而言,先验想像力是生产性的想像力即先验想像力。先验想像力构形的不是直观对象本身,这只有无限直观能做到,它构形的是先于看直观对象前的那个“看法”(Anblick),这个“看法”本身是图型意义上的图像,是直观对象时的那个客观性视域的“看法”。就 “看法”先于一切经验对象而言,它是自发性,就其本身是图型图像而言,它是直观。

  这个意义上的先验想像力是感性和知性之根,是纯粹直观和范畴的共同本源。纯粹直观不是被动接受对象的经验直观,而是对象由之被表象的方式。在这个先于对象的表象方式中,它“使出现”某对象,但是这个“使出现”的直观形式本身是先于对象被构形的,它从哪里被构形?回答是源于先验想像力。康德认识到直观形式本身作为统一性,是综览(Synopsis),这种综览的根据就存在于先验想像力的综合中。在知性中,任何一个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意识,实体和因果性这样的概念只不过是“我思实体”或“我思因果性”而已,而“我思”作为统一性或“第一范畴”不是别的,它正是从自身出发表象统一视域的前构形,它因此来自于想像力。海德格尔宣称,例如前面第二部分已经提到的想像力的综合“先于”知性统一,就证明康德已经具有了这样的想法。先验想像力不是知性,相反,“纯粹知性自身就是想像力,它不是自有的东西”。[30]

  第一版主观演绎中的三重综合理论更深入地说明了这一点, 它不仅证明了先验想像力是感性和知性之根,而且证明的先验想像力的综合是时间意识的来源。三重综合不是三个综合,而是同一个综合的不同方面。 “直观中把握的综合”中,它也被称为“综览”,我必须区分时间才能区分对象,纯粹把握的综合正是将时间本身作为一个个现在区分开的,这个现在、那个现在、以及所有现在毋宁说是在纯粹把握综合作为直观的综合一个个构形出来的,纯粹把握的综合具有现在时间性。“想像力再生的综合”存在于“直观中把握的综合”之中,如果再生的综合不把那些流逝的对象现在再生出来,就不会有时间意识的系列,纯粹再生的综合正是把那些流逝的现在作为过去构形出来的想像力综合。“概念中认定的综合”中似乎是没有时间问题,但是要确认那个再生中的过去就是直观中曾把握的“现在”是同一的,但这个同一性仍产纯粹的原初综合,它是对一个前两者整体性的先行预期和先行具有的筹划,它就是未来。纯粹想像力的综合就它是构形时间,使时间绽出的能力而言,不仅具有时间性,而且就是源初的时间。

  通过康德时间是内感官,而内感官激动自身的断言,海德格尔宣布,时间作为纯粹直观是不须借助任何外在的现成之物而实现的内在“自身激动”(Selbstaffektion),它作为先验想像力,借助于自己构形出来东西而自身激动。这就把时间和先验统觉联系了起来,时间构形是纯粹自我的本质结构,内在激动从纯粹自我中产生,“时间相对于‘我思’不再是分裂的和不相等的,它们是同一物。”[31]我思不是别的,就是那个“我能”,即源初时间。在指责康德自我无时间性的同时,海德格尔又企图将这种无时间性的根子理解为时间。

  这里达到了先验演绎的顶点,也达到了辩证法的顶点,纯粹直观,范畴(自我作为第一范畴)、先验想像力不是在演绎运动中不是证明它们原来是同一个东西么?通过先验想像力,海德格尔在康德哲学中再现了《存在与时间》的此在的时间结构,而先天直观和范畴、还有“我思”不是别的,正是从时间的筹划中 产生的那个解释学意义上的、前主客体经验的领会的先结构。直观形式和范畴正是在先验想像力中,解构掉了其古典认识论含义及其所带来的认知对立,而在更源初的 先验想像力所建构的深层生存诠释学情景中统一起来:直观形式是先行把握,知性(Verstand)范畴乃是先行领会(Verstehen)。

  海德格尔正确地注意到,在第二版演绎中,先验想像力不仅被置于形式知性之下,而且它的本质也被偷换成了知性,想像力成了知性的别名。随着先验想像力的实际消隐是形式逻辑的全面统治。自我、范畴、想像力、甚至还有直观都逻辑学化了,它们服从纯粹逻辑原则的统治,从而使第一版先验演绎中,出于对经验心理学的恐惧,对人和心灵的先验考察,因而是对此在基本结构的考察消失了。康德的所谓的第一版先验演绎的模糊性正是诞生有决定意义的存在论动机的地方。由于从先验想像力面前“退缩”,第二版中康德哲学的确获得了逻辑上的“清晰性”,但却是以丧失真正洞见为代价的。

  四

  在以胡塞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来解读康德哲学的过程中,我并不关心胡塞尔对康德的解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以及他对先天、综合和理性等概念的使用如何误解了康德,也不关心海德格尔在解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过程中的著名的“诠释的暴力”倾向,这种倾向造就了为一个严谨的康德学者很难认同的大量文本误读。但值得重视不是误读本身,而是它提供的批判地反思康德哲学的机会。

  先验哲学的动机成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解读康德先验演绎的基本原因,无论他们对先验哲学动机的理解有多么不同,第一版先验演绎还是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汇点,这个交汇点提供了一些具有本质意义的共同结论

  什么是在先验演绎第一版和第二版间具有决定区分作用的东西?第一版的先验想像力及其综合是一个标志,它既标志着质料和形式、直观和概念之间鸿沟的填充,也标志着在相关认识能力上,感性和理性、受动性和自发性间二元区分的破除。海德格尔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这种二元论原则”是“不充分的”。[32]胡塞尔通过他的现象学也实际上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但是它实际上是两个任务,因为对他而言,先验性和先天的区别是纯粹主体和本质的差别,所以这两个任务是分别是由综合即先验构成理论,以及本质直观学说担任的。

  康德不能忍受第一版的经验心理学,从而在第二版中造就了逻辑学的支配地位,没有看到先验心理学的可能。第二版中的先验自我学说在两个方面极端化了,一方面先验统觉在经验中几乎完全成了空洞逻辑原则,另一方面由于与感性的分离又使得那个“我”成了不可见的东西,或者说物自体。但是,这门先验心理学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恰恰是决定性的东西,胡塞尔从先验心理学中发现了描述心理学的分析,海德格尔发现了此在的基本结构分析。胡塞尔使用先验统觉这个概念表明一个在世界中起构成作用的主体,这个先验主体的核心作为非时间性的在场,虽然不能被反思的目光所捕获,但却是一个原意识,一个可以直接意识的对象,它显示了一种更深层的非反思的直观原则。对于海德格尔,自我是通过“在世界之中”结构显示的,因为没有和世界分离,它“完完全全显而不露就是不可思议的”。[33]

  直观在康德那里实际上是低级认识行为,它是接受性,绝非自发性,它本身受理性规定。对于胡塞尔,由于直观原则是构成胡塞尔现象学“原则之原则”,是最基本的意向性,它有着意义构成能力,甚至连理性自身只有获得直观明见性才能成其为理性,直观是理性概念的内在结构。海德格尔认同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并实际上把它理解为有限此在和世界遭遇的方式,直观存在论含义是它在认识中成为首要基本特征的原因,范畴和理性为直观服务。这是为什么康德最终选择从知性和范畴开始演绎的原因,也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选择从直观开始演绎的原因,这两个演绎进程不同选择形成了第一二版先验演绎、第一版主客观先验演绎的重要区别。

  第一版先验演绎中先验想像力问题和时间问题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图型论中再次得到证明,第一版演绎因此同时触及现象学和基础存在论的最敏感的那棵神经,时间意识是现象学构成的最深层维度,也是此在最基本的存在论意义。无论它的意义在胡塞尔的主观认识上表现得多么的模糊不清,或者在海德格尔的解释中显得多么意图鲜明,仅凭这点,第一版演绎就实际上有着,对当今大陆哲学而言,远非第二版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重要意义。

  在第一版先验演绎中,康德发现了经验心理学,胡塞尔发现了潜在的先验现象学,海德格尔发现了存在论。

  [1]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胡塞尔全集》第6卷,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76年,第102页。
  [2] 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海德格尔全集》第25卷,维多里奥·克罗夫特曼出版社,法兰克福,1977年,第431页。
  [3] 胡塞尔:《第一哲学》第一卷附录XX,《胡塞尔全集》第7卷,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76年,第386页。
  [4] 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海德格尔全集》第3卷,维多里奥·克罗夫特曼出版社,法兰克福,1991年,第XIV页。
  [5]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苏尔坎普出版社,法兰克福,1981年,AXVII。
  [6] 亨利希(D. Henrich)教授决定性地反驳了那种将前半部分看作客观演绎,后半部分看作主观演绎的阿迪克斯-帕顿(Adickes/Paton)式观点,或者看作为从上到下路线和从下到上路线的艾德曼-弗里肖尔(Erdmann/Vleeschauwer)式观点(“康德先验演绎的证明结构”,载于《形而上学评论》第22期,第640到659页)。更新的观点请参考阿利森(H. E. Allison)的《康德先验唯心主义——解释和捍卫》(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书第7章。
  [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145/B184-85。
  [8] 同上,B152。
  [9] 同上,B133。
  [10] 同上,B3
  [11] 关于胡塞尔对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所做的其他批评,参见凯恩(I. Kern)在《胡塞尔和康德——对胡塞尔和康德及新康德主义关系的考察》(马蒂努斯·尼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64年)中第55到91页的考证。
  [12] 胡塞尔:《第一哲学》第一卷“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康德和这种哥白尼式倾向的意义”,第226页。
  [13]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第102页。
  [14] 关于康德道路在三条道路所具有的优势,参见凯恩,《胡塞尔和康德——对胡塞尔和康德及新康德主义关系的考察》,第195到239页。
  [15] 同上书,第152页;另请参考胡塞尔:原始手稿,F I 32(自然和精神, 1927年夏季学期)。
  [16]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第112页。
  [17] 利科:《时间与叙事》卷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和伦敦,1988年,第23页。
  [1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120注。
  [19] 凯恩:《胡塞尔和康德——对胡塞尔和康德及新康德主义关系的考察》,第248页
  [20] 同上,第261页。参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导论》,第106页。
  [21] 胡塞尔:《第一哲学》第一卷附录XX,第386页,参见凯恩:《胡塞尔和康德——对胡塞尔和康德及新康德主义关系的考察》,第252页
  [22] 同上书,第66页。
  [2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20/B377。
  [24] 参见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第252、288、290、301页等。
  [25] 参见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第70、76页;《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第305、314、322、328到329页等。
  [26] 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第320页。
  [27] 同上,第300到301页。
  [28] 同上,第406页。
  [29] 海德格尔:《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第128页。
  [30] 同上,第148页。
  [31] 同上,第191页。
  [32] 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第396页。
  [3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马克斯·尼梅叶出版社,图宾根,1993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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