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随笔：“三重证据论古史 一片赤诚为学人'——评《夏商周三代纪年》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一直是先秦史、考古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之所以长期研究而又难以获得普遍认可的结论，最大问题还在于研究资料的匮乏和研究理论的差异。在定论出现以前，“百家争鸣”其实要比“一枝独秀”更有利于学术进步。近日由张闻玉先生及其弟子合作编著的《夏商周三代纪年》就是比较有价值的一家之言。

该书由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全书分为“三代纪年”和“支撑材料”两个部分。“三代纪年”主要依据文献记载，详列夏、商、周各王王年，根据对不同材料的罗列、比勘，对文献中夏、商、周三代的王年进行整理归纳，其中，西周诸王年表还使用了青铜器铭文及天文学资料。研究资料总是年代越远，资料越少，因此，三代纪年的研究，是以西周年代的确定为基础的，“支撑材料”即以专题的形式讨论西周纪年中的相关问题。作为本书的最早一批读者，有机会较早地学习和了解张闻玉先生的学问，有几点浅薄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当然，有理解不当、认识不足的地方，则定是笔者个人学识所限，与本书无关。

通读本书，可谓精彩纷呈，现分别就天象、历术、铜器等方面的研究新义略述如下：

第一，对“月相定点”说的重申。研究西周纪年，铜器铭文中的历日记载是相当重要的资料，即所谓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的“二重证据”。铜器铭文中常见“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名称。但学界对于这些名词的认识，却又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两方即“月相四分”和“月相定点”。“月相四分”说由王国维先生所创，“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由于“月相四分”，一个月相能对应七八日之久，宽泛灵活，容易与铜器历日相配合，因此“月相四分”说自创立之后，从者甚众。

作为反方的“月相定点”说，则历史悠久、逐渐式微。王国维《死霸死霸考》开篇曰：“《说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䨣声。’《周书》曰：“哉生霸”。’此所引者，乃壁中古文。《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武成》亦作‘霸’。其由孔安国写定者，则从今文作‘魄’。马融注古文《尚书·康诰》云：‘魄，胐也。谓月出三日始生兆胐，名曰魄。’此皆古文尚书说也。《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汉书·王莽传》：太保王舜奏：‘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此平帝元始四年事。据《太初术》，是年八月己亥朔，二日得庚子，则以二日为载生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成魄。’此皆今文家说，与许、马古文说同。是汉儒于生霸、死霸无异辞也。《汉志》载刘歆《三统历》，独为异说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申之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质也。’”王氏对汉代月相解释的回顾，正可作为汉儒“月相定点”的一个例证。刘歆虽然独为“异说”，但其“异”主要是在“霸”、“魄”的理解上，其立论点仍然是“月相定点”。

沿至清代，俞樾作《生霸死霸考》一文，纠正刘歆之说，“惟以古义言之，则霸者月之光也。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以《三统术》言之，则霸者月之无光处也，朔为死霸之始，望为生霸之始，其于古义翩其反矣。”他申古义曰：“一日既死霸；二日旁死霸；三日载生霸，亦谓之胜；十五日既生霸；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夫月明生为生霸，则明尽为死霸，是故晦日者死霸也。晦日为死霸，故朔日为既死霸，二日为旁死霸。”

以俞、王二人同名的两篇《生霸死霸考》为代表，“月相定点”、“月相四分”泾渭分明。

今人尽管有董作宾、陈梦家、刘启益、李仲操等先生持“月相定点”说，但各家的定点也不尽相同，加之采用“月相四分”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影响巨大，因此，相比于“月相四分”，“月相定点”虽历史悠久，却逐渐沦为“非主流”。

学术的正确性与是否主流当然没有关系，《夏商周三代纪年》不盲从“主流”，而是重申“月相定点”说。张闻玉先生等人的“月相定点”说承自其师张汝舟先生，而又发扬光大之。书中专门考证吉日、月相，对俞樾、王国维、董作宾等人观点也进行了补正与纠正，从而使“月相四分”、“月相定点”的讨论更加明晰，各家学说的优劣长短也得立现。只有月相定点，铜器铭文中的月相和历日才能落到实处，这些记录时间概念的文字才有意义，否则，一个月相对应七八天，如非当事人，古人尚且难以把握，何况今人。另一方面，实际天象资料是可以印证铜器历日及古历推算的，书中采用了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中的实际天象资料，使文史研究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这就为“月相定点”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

第二，对古历误差的强调。古历常常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由古历的误差引起，误差越积越大，就会出现日食在晦的现象。张闻玉先生指出误差的原因是古代历法为阴阳合历，从而导致误差不可避免，他承师说，指出四分历误差为每年3.06分，从而揭示了天象与历日不合的根本原因。

发现3.06分误差只是其一，其二是充分理解和运用3.06分误差。这一点体现在本书的所有研究中皆能结合实际天象、文献记载与历法推算。用3.06分的误差解释了实际天象与历法推算之间的差异；又结合文献记载，解释了文献记载的差异。使读者不仅能够“知其然”并且能“知其所以然”。

第三，对铜器断代的研究。学界对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并不少见，郭沫若、唐兰、刘启益等先生皆有这方面的论著，比较集中的则如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等。青铜器的断代，有标准器、类型等多种方法，现在看来，诸种方法都存在优劣得失。张闻玉先生对铜器断代的研究自成一家，将铜器铭文历日、历术推演、实际天象结合，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标准器等法的粗阔。《夏商周三代纪年》中这一方法得到充分体现。在铜器断代上，本书的研究不拘于前人成说，而是自有系统，自成一家。书中纠补前人之说，提出《小盂鼎》非康王器而是昭王卅五年器；《曶鼎》非共王器；《师鼎》非共王器，应定为孝王器；《王臣簋》实为懿王时代之标准器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有翔实的天象资料、历日记载和历法推算做基础，论述严谨，证据确凿。如王宇信先生所言，张闻玉先生的研究法是“铜器断代研究新方法成功的尝试”。

一部好的著作，不仅要提供给读者可靠的、站得住脚的结论，更要提供给读者好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从这一点来看，《夏商周三代纪年》无疑是十分符合的。全书力求纸上文献、地下文献、天上文献的“三重证据”互证互补，从而得出可信结论，值得借鉴。

本书中关于西周王年的诸多观点也非常值得学界注意。对于武王克商的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111年、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57年等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则定为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三代纪年》中，张闻玉先生承师说，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关于西周中期诸王王序，《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千百年无疑义，现在的权威工具书上也是如此序列。张闻玉先生通过两周昭穆制度及对铜器历日的研究，提出了四王王序为“共、孝、懿、夷”，并对各王王年进行了梳理。此外，对于畯簋历日的解读和探讨等也是推陈出新，学术亮点纷呈。

学术著作由于专而精，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和理解未免吃力。本书的编著，旨在“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历史年代”，因此在此问题上也是有所注意。在章节设置上，先列“三代年表”，供一般读者使用，后列“支撑材料”供专业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三代年表”中，若能将诸王纪年的异文考辨过程全貌呈现，可能就更加完美了，如能再就“诸书纪年之同，原因为何？是否有承递关系？”、“诸书纪年之异，源出何时？原因为何？”、“文献之可靠性如何？”等问题解释一二，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当然，众口难调，不可吹毛求疵。另外，可能存在的手民之误实在不足掩瑜，不谈也罢。

学术界对于西周王年及铜器历日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目前为止虽无定论，但争鸣必将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这一点则毋庸置疑。张闻玉先生对于不同观点的态度也是开放的，据我所知，他就曾审阅过与自己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而最后的结论则是“可作为一家之言发表”。由此一例即可看出张闻玉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品格。如《夏商周三代纪年》前言所说：“有个良好的开端，群策群力，三代纪年研究将逐步走上正途，经几代人的努力而走向成熟，最终取得一个大家都能基本认同的结果。”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并为之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