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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的冬至来临。远在百里之外的我正驱车向家赶去。我想在冬至这天的暮色中，通过烟火与故去的亲人团聚…… 一路上，我的思绪不断，那如发黄的书页一样的陈旧记忆又在我的脑海中不断翻篇，少年的我和儿时的往事在我的脑海里迭起，我的内心如起伏的波涛，正在铺展一片可供我暂时打开这些记忆的空间…… 儿时的记忆里很少有节气的概念。一是因为自己年少，对四季延展出的若干节气没有固定明确的定位；或是少年只知顽皮，对于节气这个具有科学依据的物候概念没有足够的感知；二是因为我尚年少时,正值那场轰动全国的社会变革声势浩大地进行之中，很多历史的遗传作为一种腐朽的东西被一度禁止。因此，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不能像乡村的娃儿那样，可以通过适时接受节令和农事的熏陶来感知它们。曾几何时,年幼的我只知道四季的变迁是建立在气温意义上的：酷热就是夏天,寒冷就是冬天,至多会根据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各家各户准备年货的热烈气氛和家人买回来过年的鸡鸭鹅发出的高亢的声音判定冬天就是春节,春节就在冬天。而那藏在乍暖还寒的初春中的清明节压根不为我们所知，在寒霜加重，初冬到来的“冬至”我就更加没有听说过了。长大后才认识到，鲜明的物候现象是我们的导师，它能教会我们如何去判别春、夏、秋、冬，和包容其中的24节气。 对于不足十岁的孩子，一切都是神秘和值得探寻的。但是亡灵与清明及冬至之间的说道，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就是冬天和夏天的关系，根本没有在认识上产生必然的关联。自从爷爷去世我的胳膊上戴过孝布后，我便对死亡有了点滴的概念，也略感人之于亡者的尊重。 上世纪的1967年，父亲单位的一位木工师傅病逝了。追悼会上我得知那位师傅只有四十岁，江苏扬州人。他的去世在这个新组建的三线单位里是首例，因此一时在这个单位成了大事。全公司（除了不在基地）所有单位的职工都前往设在木工厂的追悼会现场，参加了那场规模很大的追思会。从那以后，“追悼会”的概念进入了我的记忆，我见识了为了纪念亡者而特设的场面。会上公司领导主持了会议，并将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一段话写入了致词中： “.......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那次追悼会对我来说，是童年走向少年的一个分水岭。之前无忧无虑的孩子已经知道了死亡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我甚至挤在人群中，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一直和所有参会的人一样沉浸在悲哀之中。看着亡者的妻子泣不成声，孩子头扎白布的样子，内心被强烈震撼到了。我从肃穆的场面感悟到了一种力量，一股想把死者拽回，但又无可抗拒的力量。是的，这股力量终究无法抵挡住死亡的隽永。随着会议的结束，亡者与他的棺木一起被抬走了。按照当地的习俗，鞭炮的一声声炸响之后，这个人将与我们永久地隔离。即便清明和冬至节也不再是记忆亡者的节点。时至今日，我再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文革中期，我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是我在社会动荡中用心和恐惧感受到的一种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听着密集的枪声作响，我已经懂得在窗台下躲避飞弹，懂得枪声之下会有死亡。那个时候，每次警报响过我都会想到什么人被穿弹了，哪家的叔叔或大哥倒下了。在我的印象中最先在武斗中倒下的是一位叶姓大叔。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正是因为他会使用武器，所以走到了武斗的最前线，甚至是一派的领军人物。恶战中，叶叔叔不幸中弹，丢了性命。为了纪念亡灵，那么小，我们就学会了做纸花。 大娘大婶们把各自深藏的手艺都拿了出来。各色皱纹卷纸，在她们的统筹裁剪下，打成各种纸样。这些纸样到了我们的手里，便挤折出了各式花样。就是这些各色的花儿为我的年少的记忆花丛增添了素色、肃穆的基调，产生的影响对我来说是一生的。 至今我记得叶婶哭软的身子。她蜷缩在床上，旁边的墙上挂着的一个相框上缀着白花，相框中的人身着军装，头戴军帽，脸上透着俊朗的气质，那就是刚倒在枪弹之下的叶叔叔。相框中的人，脸上带着微笑，与床上躺着，正处在痛苦之中的叶婶形成强烈反差。他似乎在说，我走了，没有痛苦；而叶婶那痛苦的样子分明在说：你走了，今后我和孩子们的日子如何过下去…… 叶叔的追悼会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如期举行。上百只花圈摆放在球场上。会场上挂着叶叔的遗像和追悼大会的条幅。大会进行中，他的家人有的哭晕了过去。会场的肃穆与激动的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的情绪中死亡和悲哀交织在一起。应该说从那天开始，我从反面接受了什么是烈士的教育，懂得烈士是要纪念和缅怀，是值得我们敬仰的。这样的教化在那个年代无处不在，正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接受了清明扫墓,冬至祭奠亡灵的教化.这些流于民间,只在文革”断弦”的民俗现象不能不说它具有强大的人文、伦理、文化等方面的承载力。它强劲的生命力犹如每年树叶生发，花儿盛开那样，自然而然。这些汇聚各种人文情愫的洪流，是在讲诉着无论何时，人类“根”“祖”意识不能丢失，人类感恩的情怀不能消却。因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就在于中华文化是建立在人文、伦理和道德基础之上的。 武斗中期，复课后，我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一次听大人和姐姐在说不少学生娃毙命于战场，姐姐的校友，一位初中女孩子就是在“前线”参战中倒在子弹下的。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混乱了，所有参加派别和武斗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所以他们也像解放军战士那样，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那位倒下的女生后作为烈士埋在了校园。诚然，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根本没有足够的的政治意识和觉悟去辨识自己参加武斗是错误的，她认定自己做的是正确的、光荣的，是重于泰山的。 女孩儿去世后，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很敬佩她，认为一个小女子都能献身“疆场”，真是女中豪杰。一度她就是学校的骄傲，同学们学习的榜样。她的墓前每天都有同学们前去拜谒和敬献花儿，她的勇敢确实从正面激励了同学们。不久学校开始停课，她的坟冢也逐渐荒芜，文革后期遂被迁出了校园。这一迁移意味着她的死轻于鸿毛。 文革结束，我已经升入中学。那会儿，我们每年都要在清明节期间徒步七、八公里前往县烈士陵园扫墓，祭拜先烈。这种追思纪念活动，一年年，一代代传了下来，是一种有形的教育，对于年少者的影响远比笔墨和书本的力量更强。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为人父母，直至教育起自己的子女来。革命的传统教育就这样自觉地传承了下来，如花园里的花朵，摘了一茬又一茬，而花株也在无形中根深、壮大了。 思想的传承不是直接单一的，而是需要被接受者在言传身教和不断历行中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清明扫墓或是冬至祭奠，就是中华文化传承中思想意识、民俗和文化等的一次次对接，那些不熄的香火熏染的更多是活着的人。从冬至那天摊贩忙于售卖冥间用品时与购买者几乎不还价，买完即走的身影可知这种民俗的力量在民间的强劲。每当我们嗅到空气中弥漫着香火气的时候，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烟火气，而不是烟雾对身体的刺激。因为我们已经把烧纸币看成是祭拜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了。（为了环保，人们已经有了少烧的意识了。） 在这样的节日里，大凡有亲人去世的，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心早就回到了居住地或是亲人的安息地。如果实在无法回来，他们必定会将这份心通过让亲人代替的方式来作个了结。那份心真诚到只有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才能了了他们的愿。因此在那几个日子里，人们的心里只有祭奠这件事，如同时钟正常走摆一样，不会轻易被它事耽搁。只有这样的事情忙完，人们才会如释负重，而且无论今天其他事情做没有或是做完没有，人们都会为自己的今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每年冬至这样的冥节过后的次日，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会有一堆堆如同属地一样，不大一片的黑色灰迹。它们是当晚在世的亲人通过青烟临时竖立的墓碑。一旦过了时日，将不复存在。当你看到一堆堆纸灰的时候，你不该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一家一族的事情，也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祭奠亡灵。深层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正在得以传继。 在我的人生中，目睹和听说了多位亲人的离世。在我的心里，他们的离去，如同每年的冬至到来一样，让我感到寒意无限、心灵悲苦。 很小听说长我三岁的哥哥不足五岁就因为疾病离开了人世。当时我刚出生在连云港锦屏磷矿的职工医院。那时正值大跃进年代，父亲和他们的单位从山东迁来这里建造磷肥厂，而我恰恰在那个忙碌的年代来到了人间。听母亲和邻居姥姥说，那个时候，哥哥病了，父亲忙于工作几乎顾不上家，母亲为了带哥哥看病不得已把刚一岁的我拴在板床的床头，一拴就是半天，不管我哭还是喊，饿了或是弄湿了裤子，没人来管我，直到母亲带哥哥看病回来才能把我从床头解放出来，偎在母亲的怀里喝上一口奶。尽管父母想尽办法给哥哥看病，但他终究不治而亡。据说哥哥是我们家最漂亮的孩子，老人们都说是让老天收了回去。 在我不足三岁的时候，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妹妹。那两个可爱的妹妹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候的产物，生下不久其中一个就夭折了。如今想来，或许是灾荒年，母亲营养不足造成的。彩霞小妹夭折这件事对我来说，当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印象。懂事后听大人说起后我就没有忘记过，时常会在过年过节或寒冷的日子里想起他们。他们离世太早，也太小，试想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你非得让他独自远行，这样公平吗？可惜的是他们都尚未感受到人间温暖就离开了人世，这是为什么？是他们本来就是不该出生的人，还是医疗条件受限，让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权力。如此说来，他们在人世上走了一遭，只是经历了疾病的痛苦。虽然我已经无法找到可以祭奠他们的坟墓或是牌位，但是我的心中永远为这两个亲人留了位置。我想说，我爱你们，这世我们无缘在一起，如果来生你们愿意，我们依然是亲人。 文革中期，接近四十岁的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们家已有姐弟六个了。这个突然闯进妈妈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生应该排行老七。当时四川武斗正处在白日化阶段。白天，到处都有冷枪的声音；夜晚，天黑之后就是密密麻麻的机关枪扫射声。在那样的恐怖暮色中，年少的我们只能蜷缩起来，或在床上，或在地板上惊悚入梦，过着身心不得安宁的日子。知道自己有了身孕了，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加之当时的乱象，母亲只好和邻居大婶商量是否要这个孩子。最后在大婶们的劝说下母亲来到了医院，可是医生拒绝把这个孩子拿掉，说孩子已经四个多月了。无奈，母亲只好拖着身子回到了家。次年四月小妹来到了人间。 小妹是在一个枪声密集的夜晚在家里出生的。接生的是公司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大夫，我们的邻居。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多了一个小妹，我才知道妈妈昨夜受苦了。 小妹天资聪颖，才三个多月就能知道家里的咸鱼挂在哪儿，家里的挂钟在哪儿，只要一问她，她就会用眼神和肢体语言告诉你它们的位置，她还能准确地点出家里人谁是谁，有人说她精得像小妖精，长得白白净净，眼睛大大的，头发浓密乌黑，街坊四邻都很喜欢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天使。就在她刚过四个月的时候，一场高烧将她烧成了脑瘫孩儿。或许老天刻意做好了安排，知道她天份好，让她在没生病的时候出落得那么灵巧那么机灵，可是吝啬的上天只给了她四个月聪颖的天分，接着就慢慢地夺走了，从此小妹没了认知，更不能坐立，直至六岁离开了我们。 七妹是在一场高烧后离开我们的。这次我目睹了她的离开。我摸着她的脉搏，一点点变弱直至消失。小妹被上天带走。她的走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离世，那揪心的痛无法言说，眼中泪水破堤而出，似乎在追赶已经魂归西天的小妹妹。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我或许在清明想不起她，但是冬至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她，因为她走的时候只有六岁，六岁的小妹到了那边谁来关照她，又有谁来给她冬衣穿啊..... 2003年元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与冷相对的是南京炒房热潮在翻涌。房价从前一年十月开始成千地上涨，人们在追逐房潮的时候我们一家却陷在亲人即将别离的苦痛之中。虽然那年没有下雪，但是寒冷的西风照样带来了寒潮，人们或蜷缩在家中不出门，或躲在暖气房中享受惬意的生活，而我们一家却在悲痛中煎熬着，弟弟已经病入膏肓，到了生命的尽头，医生已经回天无术。当小弟靠着我吐出第一口血的时候我知道，弟弟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就是这几天的日子了。但是我还是想他能多撑几天，能再和我们多待几日。1月15日的下午，弟弟出现了肝昏迷，脸色开始发黄，医生告诉我们赶紧准备后事吧。就在我们忙着准备的当儿，弟弟突然病情加重，匆忙离开了我们。 弟弟的走对我的打击非常之大。他年不足四十，就让病魔夺走了生命，而他是五个姐姐唯一的弟弟。那种分离之苦是人世间品尝到的最苦最苦的果实，那种苦还夹带着痛，苦痛到难以复加的程度，即便弟弟离开我们十五年了，我也没忘记那痛到心尖，苦到每个毛孔的滋味。就在这个冬至夜祭奠他的时候，我依然怪罪自己过去为弟弟做得太少，如果我们把他看好或许他不会生病，或许他今天还和我们在一起。自责之心虽然过去有过，现在想起来并没感到减轻，我想如果来生我还是他的姐姐，我会换个方式来爱他，一定不让他在无意中得了病自己不知，却在单位体检中才被发现。这是多么严重的失误，是他的失误，也是做姐姐的失误啊。若是不然，弟弟或许不会疼痛三个月不知真正病因，以至误诊。不是耽误，弟弟的命不至于早早地被病魔夺去。冬至那晚烧纸的时候，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火苗突然窜大了起来.... 父亲、母亲和大姐的相继去世对于我们这个家族几近是毁灭性的。他们的离开将一个兴旺的家族改版，从一个那么大、那么红火的家族变成了关门闭户，直至侄女把房子租给外人，将家族的曾经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样的事情难道是能用痛苦来言说的吗！？在母亲家独自收拾她的遗物后即将离开的的时候，我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哭声没人能听见，这撞击内心的声音如同一次精神的泄洪，帮我把内心的压抑和痛一起倾倒了出来。 命运之神终归赋予每个人以他自己的命运，是来是走，由不得自己，也由不得别人，只能从命，别的我们又能如何呢？ 这个冬至我突然非常怀念这些亲人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母亲和大姐在一年时间两个年头里去世，带给我们姐妹的是无尽的悲伤。这些悲伤对我的心灵造成的重创是一生也难以修复的。 既然岁月带给我们这么多生离死别，我们在无法承受生命之重的打击的同时只能自己舔伤，自己呼唤自己的心灵回归正位。或许我只想在冬至的时候想起他们。相信风和日丽的日子，或即便是炎热的夏天，都不会带给我任何对他们的牵挂，只有冬日，当我觉得万物难以抵御风寒湿冷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想起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亲人。因为我终究没有放下他们。我总是在岁月的流年中思念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顾问团队安秋生 崔东汇 邓迪思 韩冬红 贾维秀 李延军 刘宏秀 桑 麻 王承俊 姚伊飞 赵立春 庄 秋 编务团队城总监 韩冬红 城 长 东方飞鹰 城 相 海雨佛 本期城事＆制作 秦歌汉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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