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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学先驱·石启贵 为纪念吉首籍民族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苗学先驱石启贵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特刊发石启贵先生孙女石朝慧女士记述其祖父生平的一篇文章，向这位杰出的苗族人物致敬。 芒鞋竹杖三十载 等身著作留后人 一记我国苗学研究先驱石启贵先生 文/石朝慧 少年壮志好求学 石启贵家中世代务农，他12 岁时才就学于汉族私塾。由于他从小生活在苗区，深感苗族人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因此，他自小就渴求文化，勤奋猎取知识，好学上进，并且一心想外出深造。 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长沙兑泽中学（今长沙六中）。在中学期间，他勤奋学习，几年寒暑假都不返乡回家，争分夺秒读书，毕业时荣获学校 “诚朴多才”的奖评。 中学毕业后，石启贵考上长沙湖南群治法政大学，修习政法专业，他认为学习法学，能够依法为民辩护，为屈者平冤。他在大学时期系统学习了法学知识，为以后走上探求民族发展和提高民族政治地位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引进先进生产技术 石 启 贵 在 省 城 长 沙 求 学 期 间，见识了长沙的民族工业和先进的新机器。然而当时的湘西苗区，地处偏僻，仍然使用传统落后的手工工具，生产效率极低。 面对家乡的贫穷、落后与本民族地位的低下、遭歧视，石启贵暗暗立志，决心学习振兴实业的本领，发展苗区经济生产，使苗族人民摆脱贫困，改变苗乡落后面貌。 为了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石启贵在长沙大学毕业时，便让湘西乾州的家人卖掉一些自家的水田，筹作路费，到上海针织厂学用机械编织衣服和袜子；到柯达摄影公司学照相；到杭州养蚕学校蚕场见习蚕丝生产；到苏州参观刺绣手工业；到汉口、武昌观光棉纺织业。 1926 年，当他从外面的大城市带回机器和种子时，当地人看了都感到十分惊奇。他给大家照相，并洗出像片，许多人看到照片上的像和本人一样，觉得很不理解，还以为是一门巫术把自己的魂摄进去了，便不肯再照相。 石启贵耐心地给大家讲科学道理和先进技术，又教村里的妇女们学习使用脚踏纺纱机和手摇编袜机纺纱、织袜，吸引了周围很多乡亲来观看，以致于家中时常昼不断人，夜不灭灯，场面非常热闹。 1928 年，石启贵组织了乾城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致力于对苗乡经济文化的改进。他以故里乾州仙子营为实践基地，充分利用山区资源，改造荒山野岭，硕果累累。 他从浙江杭州买回“阳桑”( 养蚕饲料树)，试种成功；又从安徽买回优良谷种，试种获得高产。他开山挖地造梯地，栽种柑橘；利用荒山栽种桐、茶树；在岩石边上种桃、李、枇杷、板栗，均获丰收。 当这些果子成熟时，石启贵又邀请附近的乡亲们来采摘，让他们带回去品尝。他还栽种各种常见的药草，并从外面购得蓝靛，试种成功，自织自染解决了穿衣问题。此外，他还修建小型水利工程，建立碾坊，方便村民就近碾米，受到苗区乡亲们的称赞。 经过石启贵的多种经营和多方建设，当时山多田少、地瘦民贫的乾州仙子营变成了橘子满山头、鸡鸭成群猪羊肥、种棉养蚕织丝绸、乡亲团结互助好、无忧无患乐滋滋的苗家山寨。 建设家乡的这些初步成效，大大提高了石启贵对建设发展苗区的自信心。 1933年的凤凰县三拱桥·石启贵摄 努力发展民族教育 20 世纪初期的湘西苗区，知识分子很少，连一所中学都没有。石启贵大学毕业后，首先想到的是发展民族教育。他认为，愚、贫、弱是三位一体的，其中愚是最重要的原因， 民族要振兴，人才要培养，非发展教育不可。 1926 年石启贵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后，就在家乡乾城开办学校，并亲自任教。鉴于学生中有苗汉两族孩子，苗族学生不懂汉语，汉族学生又不懂苗语，两族学生无法正常交流，他采用苗汉语对照的讲解方法来施教，这样苗族学生易于理解和记忆，汉族学生也学会了苗语，其教学效果非常显著，很受学生欢迎。 同时，他编写乡土教材，使学生容易接受，乐于学习。 如此教学方法，促进苗汉学生团结互学，入学率大增。 1933 ～ 1936 年，石启贵连续四年深入苗区各县农村实地调查，对本民族教育状况广泛听取了意见，深感要发展苗区教育，必须首先创办师资训练班，招收苗族优秀分子及熟悉苗族的学生，对他们进行培训。 1936年春，他与其他代表共同提出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增设苗区完全小学，创办师资训练班，广收苗族子弟，奖励苗族子弟入学等。促成当时湖南省国民政府在乾城县所里（今吉首）开办特区师资训练所。 他被省教育厅委任为“苗族教育劝导员”，又兼任该校教员。后特区师资训练所发展扩大，改为湖南省立第九师范，学校初具规模。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后来湖南省政府又在湘西创建了一系列的中等教育机构，如湖南省立乾城简易乡村师范、湖南省立屯区中学、湖南省立第十三中学等，这些学校直接推动了湘西中等教育的发展。 石启贵著作《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 走上苗学调查研究之路 1926 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向国人率先介绍民族学这门专业，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并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蔡元培特别强调实地调查，强调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 石启贵从中深受启发，1926年秋从省城长沙大学毕业后回到湘西乾州家乡，他就开始多方搜集资料，身体力行研究湘西苗族。 1928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他十分重视民族学的研究，并兼任民族学组的组长。 1933 年春夏之际，蔡元培派凌纯声、芮逸夫两位民族学专家和勇士衡（中央研究院派出的第一个专事照相、拍摄电影和绘图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行三人，来湘西苗区实地调查，开垦民族学工作的处女地。石启贵经乾城县政府推荐应邀协助工作。 因石启贵是个“苗族通”，汉文知识也相当的不错，对苗族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故在苗区调查工作三个月后即将离开时，凌纯声、芮逸夫特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代为办理所有应调查的事项和任务，石启贵欣然答应，此后不断收到中央研究院寄来的参考资料及照相器材。 在凌纯声、芮逸夫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具体指导下，石启贵正式走上了苗族调查研究之路。经多年的苦心调查研究，石启贵的苗学研究硕果累累，仅苗觋神辞的分析详载就有百余种，皆汇编成书，装订成数十卷。 期间，他不断给凌纯声、芮逸夫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寄去所调查收集整理好的文字和照片，目前这些资料的一部分还有幸被保存在现今台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作为善本保存。 乾州古城中的石启贵纪念馆 收集整理保存苗族文化遗产 石启贵坚持长期深入苗区进行实地调查，与自己的民族水乳交融，打成一片，获取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调查工作不仅艰苦，还十分危险。当时湘西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相当严重，而且匪患成灾，社会极不安宁。 石启贵深入苗区调查时，都带着一位身强力壮、武术技艺高超的苗族青年与之同行，一方面是帮助挑行李和照相器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土匪抢劫。 为了自卫防身，石启贵本人也学习了武术。 湘西是山区，石启贵调查途中常常要走崎岖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路，途中常会遇到危险，不仅时有毒蛇猛兽袭击，还会遭遇土匪的搜查和捆绑。 他多次从死人尸体堆中踏过，从蟒蛇旁边绕过，还被土匪和乱兵捆绑关押。 但他不畏艰难，不辞辛苦，冒着生命危险，坚持长期深入实地调查，获取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足迹遍及吉首、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泸溪、麻阳各县的三百多个苗寨。经他调查过的七八十岁以上的苗族老人，就数以千计。 他调查苗族的历史、民俗、宗教信仰、山水物产、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及生产生活等状况，并实地拍摄了照片。所收集的实地资料上至乾隆、嘉庆，下至民国，其中有许多新闻很有价值，是汉文史籍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的。 石启贵在进行苗学调查时，十分讲究田间调查的方法，他有一套适用于本地苗族调查研究的做法，立足于把根深深地扎在苗族民众之中。 他治学态度严谨，进行民族调查，不是简单地做记录，而是彻底了解之后，才做详细、精密和科学的记载。 如他为了把苗区民间武术调查清楚，曾多次请教武术名师，一招一式向他们学习。 为了弄清苗区的 “奇验医药”，他不仅四处求师访问，到处收集民间药方，而且还常常把各种珍贵的药草挖回来，在自家园地培植，并亲自检验其效能，方可记上。 石启贵除了实地调查、详细记录外，还收集大量有代表性的实物，如服装、首饰、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宗教文献、器皿等，有些还亲自动手绘图、拍照。 苗族文化中除了有物质形态的实体，如房屋、乐器、工具等，还有非物质形态的东西，而这些都是苗族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特点和符号，如风俗、娱乐、节日、庆典等。 要想如实反映这些民族特色，除了靠文字记录外，还得靠摄影。石启贵拍摄了大量反映湘西苗区的生产、生活、自然风光、动植物、物产资源的相片，选择其最好的部分寄给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以供收藏和研究。 石启贵认为，苗族有很多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很好地继承，并加以研究、保存给后代。因此他尽力收集了大量的苗族历史文献、经典谱牒、字画、旗帜徽章、雕塑建筑、供品法器、舞蹈竞技用品等实物标本。对笨重而不能移动或珍贵的物品，他都要绘图、照相、量尺寸，并详细记载其品质、用途和制造方法。到 40 年代，石启贵收集到的苗族民间歌曲已达万余首，均整理装订成册。 因当时湘西土匪多，常来苗寨抢劫。为了保存所搜集的资料、图片、实物和文稿，防止土匪破坏，石启贵特请工匠在自家厢房、后院、厨房等隐蔽处做夹壁或活动假墙，间隔成密室库房，使人不易发现，即使土匪入室抢劫，也难以找到。他每年都把收藏物从密室里拿出来通风整理，以防虫蛀或霉损。 石启贵还十分注重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 1937 年春，他精心挑选了 20 多位湘西苗族民间艺人，组成湘西苗族文艺团，集中排练一段时间，7 月，到当时行署所在地沅陵演出，表演了独具苗族特色的鼓舞、狮舞、武术、吹木叶、苗歌等精彩节目，还展示了苗族的金银首饰、纺织、刺绣、挑花、花带等手工艺品，受到欢迎，并得了许多奖。这次演出，大大增强了外界对苗族人民的了解，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 土著民族代表的产生 石启贵不仅是我国知名的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而且还是一位积极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主进步人士。 早在清朝时期，清廷就沿袭历代封建王朝的政策，筑“边墙”、设碉卡，把苗族置于化外，凭借武力，压榨苗族人民。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湘西，还十分封闭，广大苗族人民仍深受民族压迫之苦，政治上无权利，经济生活贫困，文化落后。 辛亥革命的胜利，虽然明文规定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主张民族平等，但是当时国民政府只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不承认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1937 年，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代表总所”公布代表名额分配情况时，蒙、藏诸族中设有 240 名指定代表，不属于选举区内之法定范围，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中竟没有一个名额。 石启贵认为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悠久的历史，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应受同等待遇。从 1937 年至 1946 年10 年间，石启贵多次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蒋介石上书进言、从苗族当时现状、抗日战局、人民团结、民族平等、苗汉关系等方面陈述设置土著民族代表的理由。后经 1946 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议决及按“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补充条例规定，给了全国土著民族代表 10 个名额，其中湖南省一名。 1946 年 11 月，石启贵作为湖南省惟一的一名土著民族代表出席了国民代表大会，参加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他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大胆反映土著民族的心声，呼吁宪法草案中应增补土著民族内容的条款。石启贵还与其他土著民族代表一起力争，通过他们的竭力争取、宣传和沟通，大会各界代表对土著民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理解，他们提出的意见有的被大会采纳。此次国民大会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增补了土著民族的内容。 1948 年 3 月，石启贵又以“边疆民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继续为争取少数民族应有的政治权利而呼吁，并向会议提出了第 315、316 号两个提案， 呼吁边疆各级政府及司法处等机关，应设公职通译人员，民选县长，规定汉、苗正副名额，以利破除以往的隔阂，促进与汉族平衡发展。 石启贵为提高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主张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国内除了“五族”（汉、满、蒙、回、藏）之外，还有几千万当时被称为土著的其他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多半居住在高原和山区，社会发展很慢，生活也很贫困；这些少数民族非常需要帮助，而帮助他们的最好办法，还在于兴办教育，启发良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仅仅是“五族共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应该参政议政。 这些政治主张充分表现了他的胆略和对少数民族的深厚情谊。 石启贵所著书籍 著书立说，构建苗学研究体系 石启贵在长期的苗区调查中深刻感受到，要沟通苗、汉，化除隔阂，迫切需要一部反映苗族情况的书，于是在 1940 年 4 月，完成 30 多万字的 《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书稿，对当时湘西苗族地区的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生产、生活习俗、政治司法、文学、语言、艺术、教育、医药、体育、信仰崇拜、苗乡建设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忠实的记录和论述。 1948 年，石启贵又写成 40 多万字的《湖南土著民族风土纪实》，1951 年完稿 20 多万字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在语言文学方面，他写了《苗文音符》、《苗字切音》、《苗语初析》、《苗话问答》、《苗族声韵学》、《苗语文法解》、《苗字虚实用法》、《苗、汉名词会通》、《苗、汉训古学》等书稿。并从实际出发，创造苗文，撰写了《苗文草创》、《民族速记学》、《苗族歌韵大全》、《解放民歌集》、《跃进水库诗歌集》等书稿，在武术和草医、草药等方面，著有《苗医验方》、《兽医指南》、《龙廷久武术医方秘传》、《梁化民家传秘方》等书稿。但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书稿，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中，多次冲击，大多被损毁。 石启贵所著书籍 1959 年， 石 启 贵 先 生 病 逝。1986 年，由石启贵先生的子女整理，以他 1940 年《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为基础，参考补充他 1951 年《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及他的有关文章整理而成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出版，该书近 50 万字，对湘西苗族地区解放前县乡人口、水陆交通、矿藏特产、洞谷名胜、历史事变、经济状况、文化习俗、姓系家族、婚姻、艺术、音乐、舞蹈、体育、武术、服饰、工艺、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等各方面都做了深入记载。 石启贵旧居已成荒地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是以一种“自我呈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苗族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需求。这是第一部由苗族知识分子自己撰写的关于苗族历史、语言等多方面的科学著作。该书出版后被称为“湘西的历史文献”、“苗族的百科全书”，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好评，荣获中南地区人民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并于 2002 年又出版了其增订本。 今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还保存有石启贵在上个世纪30 年代调查收集整理而成的作品：《吃牛大全》、《吃牛秘诀》、《接龙大全》等一批书稿命名为《湘苗文书》，作线装善本珍藏。 《 湘苗文书》内容的80% 属于文化遗产，记载的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所强调的自晚清以来各民族民间所保留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各种传统文化形态。 石启贵的子女向台湾中央研究院申请将 《湘苗文书》整理成《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汇编》出版，获批准，该书稿已列入中央民族大学“九八五”项目，并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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