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西周末年，周幽王昏庸无能，终致西周灭亡。随后，其子周平王不仅放弃了西边的土地，而且还向东边迁徙，使得自己再无崛起的机会。周平王的这种行为，加速了周王室的灭亡，也加速了礼乐崩坏的进程。于是，强大的诸侯们开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称霸中原。 然而礼乐崩坏不仅仅是瓦解了周天子和诸侯王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在无形之中瓦解了卿大夫和诸侯王之间的主从关系。因此，在诸侯们忙着扩大自己影响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各国的卿大夫们也在悄悄地夺取诸侯们的权力。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初期发生的三家分晋事件和田氏代齐事件，这两起事件的本质就是卿大夫的权力过大，造成了诸侯王权力的丧失。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当中，除了长期远离中原文化的秦国（秦国东周才被立为诸侯，因此受西周宗法制影响较小），中原的其余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卿大夫权势过大从而威胁君王的事件，但是有一个国家例外，那就是楚国。 在春秋时期，就疆域而言，楚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国，其权力却被牢牢地掌握在国君手里，这在春秋时这样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篇笔者就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聊聊春秋时期楚国是如何保证权力不下移的。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为何会出现权力下移的现象？西周时期，周王室依靠分封制为手段，宗法制为纽带，并辅以井田制控制诸侯们的经济，使得诸侯们不敢违背周王室的意志。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期遭到了破坏。 西周末年，犬戎攻破西周都城，并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使得周王室的实力大损。随后，其子周平王因害怕犬戎的事情再次发生，居然选择了东迁，并将周王室掌握的岐西之地赐给了秦国。他的这种行为，不仅意味着周王室失去了大半的祖宗基业，更意味着周王室再无崛起的可能。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诸侯们的不断壮大。周王室失去了压制诸侯们的实力，诸侯们当然不再甘心俯首称臣。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争霸”。所谓的争霸，实际上就是诸侯们通过一些列手段，使得其余诸侯们臣服自己的一种方式，达到这种目的的诸侯也被称为“霸主”。而这个“霸主”的名号，实际上就是诸侯们用来掩饰自己意图的别称罢了。 自此以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形式转变为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这种形式的改变，受到影响最大的恰恰是诸侯们自己。 西周之时，周天子作为盟主，号令诸侯，发号施令的主体是周天子，而执行命令的主体则是诸侯王。而到了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们成为了发号施令的主体，那么执行命令的主体自然就变成了诸侯的下一级贵族——卿大夫。  卿大夫在执行诸侯们任务的同时，也在慢慢地获得更大的权力。就好比后代的封建王朝，皇帝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疆域，自然就要赋予将军们更多的士兵和更多的权力。这就导致将军们权力越来越大，最后产生造反的念头。封建制度下尚且有这种忧虑，更何况正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春秋时期。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齐国田氏。齐景公时期，田氏借助齐景公赋予的权力，对百姓广施恩典，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当时齐国的晏婴就说了这么一番话：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於民，民爱之（《史记·齐太公世家》）。由此可见，齐国田氏最后之所以能够取代齐国吕氏，与齐国君王对其的放权脱不开关系。 另外，卿大夫都各自享有封地，且享有封地的完全自治权。随着时间的积累，卿大夫利用职务之便使得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诸侯王的权力越来越小，直到卿大夫们将诸侯取代。 可以说，春秋时期卿大夫们的这种夺权方式是防不胜防的。因为这种夺权方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十分缓慢的，齐国的田氏可是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取代了吕齐，所以诸侯很难察觉到。 那么，既然春秋时期卿大夫们夺权的方式如此防不胜防，楚国又是如何避免的呢？ 楚国通过控制卿大夫们的权力来保证权不下移在春秋时期，一个国君所掌握的权力，无非三种：经济权，政治权和军事权。楚国君王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来限制卿大夫们权力的。
春秋时期，虽然铁器和牛耕技术已经出现，但是并未受到普及。哪怕是到了战国初期，铁器依旧是稀罕的技术。魏国的魏武卒就是依靠着一身铁制的武器和防具，才得以称霸诸侯。因此，在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依旧是土地。 
一方面，楚王严格控制卿大夫们拥有的土地数量。无论是军功卓著者，还是世家贵族者，其所能拥有的土地最多只有一块。比如楚国著名的令尹（楚国最高官员）子文，曾“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为楚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史书上只记载其有斗一处封地。而与其同时期的齐国管仲则至少有狐与榖两处封地。 另一方面，楚王对于新开阔的疆域，则是采取置县的方法，来加强中央集权。春秋时期的楚国，疆域十分辽阔。何浩先生在《楚灭国研究》中曾提及楚国在春秋时期灭国的数量达到四十八个之多。数量众多的国家在扩充楚国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这些土地。  按照春秋时期大部分国家的做法，诸侯们大多将这些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以此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在扩大国家领土的同时，也在分散着国君的权力。楚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便采取了一种新的制度——县制。
楚王将新灭的国家设置为一个县，并亲自派官员进行管理。官员由楚王亲自任命，而官员也直接对中央负责，且官员只享有县的管理权，不享有县的拥有权。这样的县制，实际上已经有了后世郡县制的雏形，对君王的中央集权是十分有利的。
春秋时期的楚国，国内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的。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也曾出现过因卿大夫势力过大而导致的叛乱事件，史称“若敖氏之乱”。可以这么说，春秋前期楚国若敖氏几乎囊括了楚国的各个重要职位，其势力足以与楚国王室分庭抗礼。 正如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中所说的：“如若敖氏不灭，楚政亦将下移，为晋之续。”若敖氏之强大，可见一斑。 是以，当楚庄王平定若敖氏之乱以后，马上就感觉到了卿大夫们的威胁，于是采取了一些列手段来限制卿大夫们的权力。 首先就是权力的分化。无论是职位还是封地，如果长期由某一家族或某一派系把持，那么必然会滋生出一个强大的集团。若敖氏就是最好的例子，正是因为他们长期占据着楚国的重要职位，才会使得国君的地位遭到威胁。  因此，楚庄王以后的令尹和司马一职，不再由某一家族独享，而是由许多家族轮着来当。 其次就是引入公子参政。虽然楚国有名的贵族，基本上都是出自芈姓，也就是和国君有着相同的血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贵族们不再是楚国王室的屏障，反而变成了楚国王室的阻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周王室，周王室在西周分封之初，分封了大量的姬姓诸侯，可是到头来这些姬姓诸侯却成为了瓜分周王室的主力，比如战国七雄中的魏、燕、韩，皆为姬姓。 而公子就不同了。公子属于楚王的直系血脉，和楚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引入公子参政，既能加强王室的力量，也不用担心公子和某个贵族联合以此来损害王室的利益。因为这些公子的其中之一必然是将来的王，在王位还没有确定以前，没有谁会损害有可能属于自己的利益。
春秋时期，土地兼并战争频繁，军事力量显得极为重要。不过十分可惜的是，春秋时期许多的诸侯明面上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其能够支配的军队数量可能还没有一个卿大夫多。
 大概意思是说晋国韩氏有七个县的采邑，也就是有兵车七百乘。而晋国在平丘之会中，为了展现武力，曾经出动了全国的兵力，也就是兵车四千乘。然而晋国总共有六卿，韩式只是其中之一，足可见晋国君王实际掌握的军事力量有多么少了。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楚王分封的采邑，卿大夫只享有经济权，并不享有军事权。而没有了自己私兵的卿大夫们，是万万不可能同楚王相抗衡的。 楚国王室通过控制经济、政治和军事，严重地限制了卿大夫们的发展，为楚国王权的巩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国控制卿大夫们权力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春秋时期的楚国君王，在积极开拓疆域的同时，还不忘牢牢地掌控住自己手中的权力，这不得不令人钦佩。然而凡事有利就有弊，楚国的这种做法，在中央集权的同时，也造成了楚国的人才流失。
楚国君王通过严格控制手下卿大夫手中的土地数量，军事力量来达到自己中央集权的目的。这样一来，楚国王室就始终掌握着一个国家的核心力量，保证了楚国王室权力的不下移。而楚国也因为国家资源的高度集中，所以才能在春秋时期消灭那么多的国家，开拓那么多的疆域。 不过坏处也随之而来。 无论是上文中提到的楚国设县的手段，还是去除卿大夫们封地内军事权的手段，在当时都是十分先进的。其县制已经有了后代封建王朝所采用的郡县制的雏形，而去除卿大夫们封地内军事权的制度则与战国时期各国所采取的封君制极为相似。  理论上来讲，楚国的各项制度都优于其余诸侯，是一件好事。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楚国中央集权的手段确实增强了国君的权力，但是相对的也减少了卿大夫们的权力。而其余各国的诸侯们对于卿大夫的奖赏可是十分丰厚的。 一边是辛苦许久只能获得一点微末奖励，还到处都是限制的楚国，一边是只要立功就能获得大量封赏且高度自治的其他诸侯国。两相对比，何去何从一目了然。 这就导致楚国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根据赵桦在《试论楚国衰亡的一个原因—摒弃人才》中的统计，光是从楚文王十三年至昭王十年的时间里，楚国就发生了十二起著名人物出奔事件。而这些人在别国受到重用，长久下来必定会危害楚国。 结束语凡事有利就有弊，春秋时期楚国的做法确实保证了楚王权力的高度集中，但是这种做法同样导致了楚国人才的大量流失。只有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使得楚国永远的繁荣昌盛下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