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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学者对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往往是单向度的，或是一维的。他们或者是从经济层面，包括在经济要素或经济结构方面探析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斯密等人；或者是从制度层面更多探析经济发展的动力，如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或者是从文化或人文精神层面更多探析经济发展的动力，如韦伯、桑巴特等人。 但这种单向度的分析思路，虽然一定程度能解释一些经济发展现象，但总体看，解释力并不完整，并不能有效解释所有经济发展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发展动力需要立足于二维向度框架来进行分析。两个维度分别是：一维是空间维向度，一维是时间维向度。 从空间维向度看，经济发展动力呈三层结构。表层动力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动力。经济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环境、技术等；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优质的经济要素和合理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表层的下面，是制度动力，制度包括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等。制度越先进，经济发展动力必然越充足。在制度动力的下面，是文化动力或人文精神动力。这里的文化或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个民族或地区内人群所具有的深层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人文精神取向，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力。 三层动力并不是分离的关系，而是三者互相影响和制约，尤其是制度和文化，更具有密切的互相作用关系。其中，文化制约制度的选择，而制度对文化动力的发挥又有反作用，若制度不合理，文化或人文精神动力也不能得到有效发挥。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决定了经济发展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三层动力互相耦合，形成经济发展的总合力。 从时间维向度看，在不同的时间段区间内，经济发展的决定动力是不同的。在短期时间段内，经济发展的决定动力更多是经济要素动力和经济结构动力。这个短期可能是10年，也可能是30年，但若缺乏制度动力或文化动力配合，经济要素动力和经济结构动力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0年。在中期时间段内，制度动力在经济发展中更多起决定作用。这里所谓中期时间段，大约也就是50年到100年左右。但在长期时间段内，经济发展的决定动力更多是一个民族或地区人群的文化或人文精神。这里说的长期时间段，一般指100年以上。比如犹太民族，由于有富足的文化或人文精神动力，在历史的长期时段内，犹太民族显示了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再比如日本，文化或人文精神动力本来较强，但在历史上，制度的不合理压抑了日本的文化或人文精神动力。明治维新后，日本效仿西方进行国家制度创新，又增添了制度动力，最终制度和文化或人文精神形成合力，有力地推进了日本的现代化。 笔者从二维向度对经济发展动力的分析，与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在分析框架上有点类似，但涉及到具体动力上还是有许多区别。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布罗代尔也将历史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但他认为短时段是“事件”起决定作用，中时段是“局势”起决定作用，长时段是“结构”起决定作用。 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布罗代尔将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这些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所、银行、集市、市场紧密相连。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等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三层的关系是塔基、塔身与塔顶的关系，其中第一层是塔基，第二层是塔身，第三层是塔顶。 同时，布罗代尔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地理时间是就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而言，如自然地理环境等；社会时间是就那些变化较地理时间明显、但又相对稳定的历史事物而言，如经济制度、政治事态等；而个体时间是针对变化频繁的历史事物而言的，如政治或军事事件等。三种时间及其所对应的历史事物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他认为起长期的决定性的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社会时间对历史有着直接的作用，但它们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而事件只不过是一些浪花或尘埃而已，对历史进程不起重要作用。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和文化稳定或保持不变，这时经济发展动力的大小与经济系统自身的创新大小密切相关，这时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解释框架将与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大体吻合。 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 熊彼特的创新包括五种情况：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之中。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的这五种创新情况都基本属于经济系统内自身的创新。 另外，熊彼特又以创新理论为依据，提出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样就产生了经济周期。历史上的创新千差万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大小不同，因而周期有长有短。他综合了前人的论点，提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周期的主张：①历时50～60年的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②通常所说的平均9～1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又称“朱格拉周期”；③平均40个月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他同时也指出，这几种周期并存而且互相交织。一般是每个长周期包括六个中周期，每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他以重大的创新为标志划分，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长波：（1）1787—1842年是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时期；（2）1842—1897年为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8年以后为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教授宋圭武 转载此文请在后台发送“转载”二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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