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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纂云南通志》是民国年间编纂成书的唯一一部云南省志。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志舟）组建云南通志馆，延聘著名学者周钟嶽为馆长，主持编纂工作。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周钟嶽调任要职，于是聘请赵式铭继任馆长。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成立新纂云南通志审定委员会，聘请秦光玉为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梁之相，审定委员有张华澜、缪尔纾、姜寅清、方国瑜、于乃义等。经十八个春秋的惨淡经营，成书二百六十六卷，定名《新纂云南通志》付梓刊印。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一月，经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决议，印费由省企业局开支，刊印由云南印刷局（后改组为云南印刷厂）负责。当即拨付国币八千万元，着手印刷。不料币值贬落，不敷应用，遂告搁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六月云南人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卢汉（永衡）出任董事长。卢汉提议由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垫付印费印制八百部，要求云南印刷厂按期完成。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即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先后拨专款国币八十四亿三千五百八十二万元。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由于券价不断急剧贬值，云南人民企业公司“以《通志》刊印，事关全省文化，仍勉力筹款继续赶印”，又增加金元券二十三万五千元、半开银币一万一千五百元。印刷厂垫付各种费用半开银元四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元，终于1949年年末刊印出版。此时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宣告成立。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云南即将解放。 《新纂云南通志》全书繁体字直排，无标点，采用川连史纸八开排印，线装一百四十册，仅印刷八百套。除国内大图书馆珍藏之外，此书已成不易寻觅的珍本。加之繁体直排无标点，不便阅读，更不利于今人阅读，有碍推广普及。为此，云南人民出版社委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李春龙等八人将《新纂云南通志》认真点校，改为简体横排，精装出版，实为云南文化事业史上功德无量的善举。 龙云为《新纂云南通志》所作的序文，开宗明义就说：“夫人群进化之迹，文物因革之制，其得失利病、是非曲直、治乱兴衰之原，史籍传焉，乃能视千载犹旦暮。邦国如是，方域亦然。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后世则有《地理》《图经》、行省《通志》以及府、厅、州、县《志》之属。体例愈备。一方之掌故，萃集一篇，详民情、察方俗，应兴应革、何取何舍，国史之所不及者，微方志无以资考，镜也。”《周礼·春官》说“外史掌四方之《志》”，又说“小史掌邦国之《志》”。《地官》说“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孙诒让《疏》说“方志及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新纂云南通志》将“方志”界定为“地方史书”。龙云把云南视为中国的“地方”，“地方”与“中央”的概念既是相对，又是相联系的。把方志视为国史的一部分，又是国史的必要补充。卢汉在其为《新纂云南通志》写的序言中说得更明白：“夫方志者所以纪一方之往事，以备国史之要删；觇国者重视其国史，亦必重视其方志”。值得注意的是，方志作为国史的一部分，所谓国史不一定是中国的“通史”，更着重于朝代史。清代的地方志就是清王朝史的一部分。主持编纂《新纂云南通志》的龙云、卢汉都把方志视为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无论是纵贯古今，还是每一个朝代，云南史都是中国史中的地方历史。 周钟嶽在为《新纂云南通志》所作的序中肯定方志为国史一部分的同时，强调“方志之作，其体史也，其用则政书也。一方宜详考历代文化递壇之迹象，以为征文考献之资；一方宜备载民情风土之所宜，以为施政牖民之鉴。故收罗必广，记载必周，庶几彰往察来，可俾实用”。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通过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达到教化天下、资政当权、治国安邦的目的。地方志书，大部分都是地方官员主持编修的，他们通过编修地方志书彰显政绩，传扬功德。方志在地方官员的提倡、推动下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方政书。《新纂云南通志》以史为体，资政为用，实为云南方志编修史上的创新。对于今天我们探讨地方志书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好的答案和实例。 清代纂修方志的名家很多，但穷毕生精力浸淫于方志实践，又提出系统新学术理论的当以章学诚为首屈一指。在中国现代方志学开创的20世纪初期，梁启超、胡适等史学大家和方志学界差不多众口一词地推崇章学诚为中国方志理论的奠基人。《新纂云南通志》基本上按照章学诚的方志理论来编纂。但是在编纂的实践中，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对章学诚的方志理论有所创新。自《华阳国志》问世以来，特别是李京《云南志略》刊行后，云南地方志代出不绝，为数不少，但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尚没有一部方志学理论的著作见闻。《新纂云南通志》“以史为体，资政为用”是方志编纂学上一个新的原则，也是理论上的新见解。 《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体例在前人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改革与创新。《新纂云南通志》的宗旨是作为“施政牖民之鉴”，“彰往察来”之用，所以在参稽旧志、博采群书的基础上，对旧志的体例有所修正。编纂者意识到身处“科学昌明与社会复杂之际，非博采资料扩充门类，无以破宿昔之固陋，导人士以开明”，在体例上，因时制宜，大胆革旧从新，多有创造。 旧志“首录诰谕，特重皇言”。民国既已推翻皇帝，实现共和，政治体制根本改变，也就无所谓以往特别尊崇的“皇言”“上谕”。我国地方志书重视“星野”观念，将地理分布与天文（星座）分布视为彼此相关的整体。这成为历代方志所恪守不渝的原则。《新纂云南通志》认为“天文分野，虽沿礼经，而地限九州，实难征信”，因此予以删除。以往志书多在山川古迹附录相关诗文，《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者认为这些诗文“多流连风景之词，无关典要”，于是将其中有价值、可资考证的诗文“依类叙入各门，凡属浮言，悉从删削”。这不仅可以简省篇幅，也是志书编纂的内在要求。《新纂云南通志》依照章学诚纂修《湖北通志》的体例，按照文字体裁分为“记”“图”“表”“考”“传”五篇，“与旧志分类迥然不同，执简驭繁，别开生面”。 刘文徵纂修的天启《滇志》、范承勳的康熙《云南通志》设“沿革大事考”，但是纪录简略。阮元的道光《云南通志稿》、岑毓英的光绪《云南通志》、唐炯的光绪《续云南通志稿》设“戎事门”专门纪录武功，武功之外的古今大事则未能纪录。《新纂云南通志》设《大事记》，用编年体纪录云南大事，“始于唐尧元载，迄清季止”。“唐尧元载迄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为上古代，自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31年）迄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为中古代，自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以至清季为近古代”，记录云南历史条贯清晰，脉络明朗。这在云南方志史上实为首创。 《新纂云南通志》在删除“星野”一门后，以近代科学方法纪录、概述云南天文、气象，列为《气象考》《地理考》等。《地理考》就自然方面，分为地质、形势、山脉、江河、湖泽、泉潭等目，就人文方面，分为疆域、津梁、城池、关塘、官署、古迹、冢墓等目，不仅运用近代科学加以说明，纠正了以前志书中的讹误，而且补充了以前志书的缺漏。 旧志将物产列入“食货”，实为不当。《新纂云南通志》特设《物产考》一门，分动物、植物、矿物等撰述。按照当时的科学水平分类，详加说明，“使人之重视天然物品。利用厚生”。尤为难得的是，编纂者意识到“科学进步，一日千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希望日后，科学发展，能做更加精密、正确、科学的记述与论证。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缅甸陷于英国统治区，西方列强觊觎云南，边界问题、通商贸易、传教游历等等，与外国交涉日益频繁。唐炯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已增设“洋务”一目，但过于简略。《新纂云南通志》增设“外交”一门。依据国家外交部成案、云南省交涉署档案，“将历来外交要件列为专篇，以资后来借鉴”。云南省志设立“外交”一门反映了云南自19世纪以来卷入国际事务的需要。《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者们，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云南在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地位，处理国际事务势必成为云南省的重要政务之一，积累外务资料，以备未来应付国际风云变幻之需，实在值得称道。 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省份，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同一族内则“方音互异”。阮元在道光《云南通志稿》中首创“方言”一门，运用我国音韵学中传统的“反切”方法，标示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这一成功的尝试不仅开创了云南方志纂修的新门类，也为中国方志史上的一大创新。阮元创立的“方言”一门，为岑毓英光绪《云南通志》、唐炯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所承继。《新纂云南通志》仍列“方言”一门，详考各民族语言，并附各种文字，以显示“文化之演进与社会之变迁”。依据这一原则，《新纂云南通志·方言考》有“各族语言之比较”，对云南主要族类的语言作了比较。虽然有不尽科学之处，但对于纪录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变化无疑有不可忽视的资料价值。《方言考》纪录了怒子（怒族）、古宗（藏族）、傈僳语言，对白文、爨文、麽些文作了考究，对于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无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方言考》是云南通志的一大特色，首创于阮元道光《云南通志稿》，到《新纂云南通志》将传统的方言考究推进到最高峰。今天，我们基本上采用国际音标来标示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比用传统的“反切”法注音更加科学、更加准确。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讥评传统注音的失当之处，相反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新纂云南通志》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上的开拓与创新。 以往志书在“艺文”一门列“记载滇事之书”“滇人著述”“金石”“杂著”四个子目。《新纂云南通志》的“艺文”门亦有较大的革新。滇人著述，《云南丛书》“搜刻略备”，按照《四库提要》之例，“叙明前人著书之长”。而道光、光绪诸《云南通志》没有收录的著述则“详考补录”。记载滇事之书“亦依前例列入”。将“金石”从“艺文”中分出，专列一门。由于已经有《滇南诗文略》《滇诗嗣音集》《重光集拾遗》《滇文丛录》《滇诗丛录》等刊印行世，可与通志相辅而行，所以《新纂云南通志》不再专设“杂著诗文”一目。这是《新纂云南通志》依据章学诚方志应立“志”“掌故”“文征”三书的观点，而采取的正确办法。方志学家将这种体例称之为“三书体”。“三书体”是纲目体的发展，也是为丰富和完善方志的体例创新。《新纂云南通志》在运用“三书体”的理论上应该说是颇为成功的。 金石学自宋代以来不断发展，渐趋兴盛，成为专门学科。古代目录学家大多将“金石”列于“艺文”之末。阮元的道光《云南通志稿》也将“金石”附于“艺文”，而且基本上抄录阮福《滇南古金石录》。《新纂云南通志》专列“金石”一门。前人所作金石录，以古为贵而贱后代，此厚古薄今的偏见，导致大多不重视元代以后的金石碑刻。《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者强调金石之学，非所以供玩赏之物，而是用以考证“经书”，辨彰学术，更用以“补史”之遗缺，所以不能崇尚古代贬低近世。于是在王昶《金石萃编》、阮福《滇南古金石录》、李根源《景邃堂题跋》《云南金石目略》的基础上，广搜前人题跋，逐件撰写跋文，编录前期五卷、中期六卷、后期元代四卷、明清两代五卷，实为云南古今金石集大成者。“金石”也从附属于“艺文”，改为独立列为一门。 前人编修方志，一般多以“建置”统归“经政”，或以“建置”“经政”分立为两门。以往云南通志，在“建置”之外，分列“食货”“学校”“祠祀”“武备”“佚官”“选举”诸门，而以“水利”归属“建置”，以“户口”归属“食货”。“标目纷揉”，杂乱失当。《新纂云南通志》从实际出发，依据政务日益繁多的客观情况，分军制、学制、农业、工业、矿业、商业、盐务、财政、币制、荒政、外交诸考，对于不能归入以上诸类者，则以《庶政考》统列于前。这样不仅可以将政治、经济、教育、军制、职官等分门别类记录，类别清楚、条目有序，而且避免将政经大事有所遗漏。 阮元道光《云南通志稿》、岑毓英光绪《云南通志》有“武备”一门，列“兵制”“戎事”“边防”三个子目。《新纂云南通志》将“武备”改为“军制”，将古代兵制暨绿营、练军、防营、团练、新军以及清季所设军事机关之沿革详加考释记录，无所遗漏。将旧志的“戎事”改入《大事记》，将“边防”归入《边裔考》。云南是国防要地。旧《云南通志》设有“边防图”和“边裔考”，《新纂云南通志》仍设“边裔考”一门，分为“边防”“四裔”两个子目，详细记录历代边防设施和与外邻关系。 《新纂云南通志》紧扣时代脉搏，删汰了已经过时的“星野”“祥异”等不科学、不恰当的门类，将旧方志的“食货”加以改造，代之以工业、农业、矿业、商业、盐务、财政等新的门类。可见《新纂云南通志》既尊重修志的优良传统，又能与时俱进，大胆突破旧的藩篱，积极吸收新的科学文化，有所发明、有所创新。 20世纪初，方志学逐渐独立为专门的学科。《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正体现“方志学”独立为一门学科的大方向和大趋势，较好地处理了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在编纂云南通志的实践中，通过体例的调整、编排，较成功地解决了编修方志不可回避的“史”与“志”的关系问题。既注意地方志书与历史书相同、相通的地方，又关照地方志书与历史书的差异、差别之体例，通过编次、改并、增删等办法，较好地记录了地方历史演进的过程、制度名物变迁的沿革；既看重一方的山川风貌、气候环境、物产资源等地理因素，更注重地方的人物、风俗、族类、教育、宗教等人文；既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整理、记录保存地方各方面的资料，使《新纂云南通志》具有一方“百科全书”的特质，又依据前代志书、文物古迹、金石碑帖等记述历史，使《新纂云南通志》凸显“一方文献”的基调。 龙云在为《新纂云南通志》所作的序言中明确写道：“吾滇自庄躊开疆，爨、蒙世传，南诏、大理相继建国，元、明、清代设置行省，上下二千余年，恒与中原呼吸相通，有棊切之关系。民国而后，护国、靖国诸役，滇人所靖献于国家者，其勋烈尤度越乎前代。是知滇之史实，即国之史实也。”龙云坚持云南自周秦以来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云南地方史，就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龙云倡议并主持编修《新纂云南通志》，毫不含糊地主张在云南与全国一体、一致的前提下注意“因地制宜”。也就是在贯彻全国“大一统”的普遍原则下，注意云南地方的独特性。 卢汉为《新纂云南通志》所作的序言中，与龙云一样，在坚持“大一统”的原则下，进一步阐发云南在中国历史上所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云南虽僻远乎，语其形势，关系大局之重，为何如也？民国以还，护国之役尤以一隅系全局安危，抗日之师亦以云南为反攻基地。历观往事，云南讵可妄自菲薄哉！昔长白英奎序光绪《云南通志》谓：'滇为大有为之地，《志》亦大有为之书。’允哉斯言！夫方志者，所以纪一方之往事，以备国史之要删。觇国者重视其国史，亦必重视其方志。云南之与国家，其关系之重既如彼，则《通志》之纂修，诅容轻心掉之？”同样从云南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云南“以一隅系全局安危”的地位来论述纂修云南方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纂修云南志书固然要记录、讲述云南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是寓于“大一统”之中的个性。 《新纂云南通志》先后延聘袁嘉谷、李根源、由云龙、方树梅、夏光南、方国瑜等一代硕学鸿儒承担编纂、审订工作。他们都是当时云南学养深厚、治学严谨、为人正派、成就突出的专家。他们负责纂修的部分，无不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多所创新。因篇幅有限，仅举袁嘉谷与方国瑜两先生对《新纂云南通志》的贡献为例加以说明。 袁嘉谷先生纂修的《大事记》分上古代、中古代、近古代三个时期共六卷。上古代，始唐尧元载甲辰迄周显王二十九年辛巳凡2018年。中古代分为“滇立国”“置郡县”“设庲降都督”“改宁州”“爨”“蒙”“郑赵杨”“段”八个时段。近古代分为“滇设行省”“沐氏兵屯”“流寇等乱”“滇无藩兵”“交缅丧失”五个时期。这是云南历史上最系统、全面、完整的编年史大作。《大事记》以大事为纲，逐年编纂，引录相关史书记载为目，纲撮其要，目述其详，纲目相从，简明扼要。每件大事，必言其所自出。读者不仅可知史事来源，亦可学到目录和文献知识。对于诸书所记有不同者，一一列举，加以考辨，以“案”的形式提出作者的意见。按语多有新意，创建迭现。对于一些难于判断是非的史事，则以“存疑”记之，体现作者治学的严谨、慎重。《大事记》所录大事大体都有史料依据，所载史事注明来源，编排得当，剪裁有度，颇具匠心，实为前所未有之作。《大事记》记录了从唐尧到清朝宣统三年间的大事，是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完.整的云南编年史，对于我们学习云南历史，研究云南文献，实为不可不读的著作。 方国瑜先生编撰的“疆域沿革”，分为“沿革志”“沿革考”“沿革表”，，沿革图”十卷。“疆域沿革”叙述了自古至清末云南政区地理的因袭与演变。不仅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云南政区疆域有概说和考证，而且对山川名称、居民分布地名都加以认真考究，确定其方位。每考释一个地名，先引用历史资料注明出处，对于以往诸家意见如有不同，一一列举，加以评论，有尚无法断定者则存而不论。这是研究云南疆域沿革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创新之作。20世纪60年代方国瑜先生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工作，依据《新纂云南通志》“疆域沿革”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地理考释》三册。到1974年写成《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六篇百余万字，1987年10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研究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开拓性的奠基之作，至今尚无能出其右者。 《宗教考》也是方国瑜先生编撰的。《宗教考》对云南宗教的来源、流派、教义等细加阐述，是云南宗教研究的开山之作。《宗教考》将著名历史学家、宗教史专家陈垣（援庵）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略》全文收入。陈寅恪先生认为，严格说来，“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略》资料翔实，搜罗宏富，闻见广博，识断精当，体制完善，为研究云南宗教史的不朽巨著。 《族姓考》亦是方国瑜先生为《新纂云南通志》所作的重要篇章。如前所述，《族姓考》开宗明义即强调：“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与狭义的民族观念严格分清界限。在《氏族之衍变》中简明扼要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云南各族类的源流、演变、发展。在《世系》中对滇世系、夜郎世系、句町世系、哀牢世系、爨世系、五诏世系、南诏世系、段氏世系、高氏世系、元代诸王世系、沐氏世系等作了提纲挈领、言简事赅的论述。这是研究云南民族历史的开创性经典。1950年初，方国瑜先生以《族姓考》为基础，写成《云南民族史讲义》。这是第一部云南民族史专著。方国瑜先生通过这部专著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史研究与教学人才。20世纪从事云南民族史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士没有不受到方国瑜先生著作启迪和教益的。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新纂云南通志》在云南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巨大作用及深远影响。 在我们跨入21世纪之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部《新纂云南通志》点校本实在是有益当代、惠泽后世、功德深厚的善举。 《新纂云南通志》为研究云南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边防、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社会风貌、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提供了爱国、爱家乡的珍贵教材；更为云南各级政府施政和研究地情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历史和现状材料。“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认真研读《新纂云南通志》，对于在云南从事领导管理、科学研究、经济建设、教书育人、文化艺术、外事边防、新闻传播等各行各业的人士来说，都会有极大的裨益，都会从中找到有价值的资料和资讯。 跨入21世纪，新一轮的地方志编修工作已经启动，《新纂云南通志》点校、简体、横排版的出版正逢其时。这对于我们研究利用旧方志的编纂理论、方法，探讨其中的成败得失，以创立新方志的学科体系有重大的作用，对于我们利用旧方志的资源，编写好新一轮的方志无疑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地方志书是一方文化的百科全书。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变革社会、超越自我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文化包括以衣食住行为主的“生活”；使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制度化的“文明”；产生道德、哲学、宗教等的“思想”；以音乐、美术、建筑和文学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文化是人类具体生活的表现。方志记录和保存了一方水土、一方人文，方志是一方文化丰富多彩、缤纷灿烂、繁复绮丽的画卷。 当今世界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化”浪潮汹涌奔腾，尽管西方文化有诸多弊端，却以强劲的态势席卷全球，试图吞没“一方”民族文化、乡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席卷全球的挑战，对一方文化多样性的着力保护显得更加刻不容缓。只有对“一方”的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卓有成效的保护，我们才有可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立于不败之地。《新纂云南通志》的整理、点校、岀版，无疑是在国际化浪潮中，自觉保护、承传、弘扬地方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唯有对地方文化热爱、重视、传扬，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在各地方文化相互渗透中的凝聚、再造、创新。 用尊重历史、敬重传统、着重创造的新观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整理和利用以往方志，在中华文化整体发展中，保存地方文化，这就是《新纂云南通志》重新出版刊行的学术功德与社会价值。 转载自《大理文化》2007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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