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文献记载，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开始掌权，下面的开国功臣们都跟着主张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这一政策虽然没有统一的解释，但是“减少干预，顺其自然”这一核心理念是错不了的。众所周知，这个从吕后到文景二帝期间的“无为而治”政策，给后来的西汉王朝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通常我们了解的“无为而治”，基本上都是在强调这一政策让西汉经过五十年的发展，最终迅速强大起来，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做好了铺垫。可以看出，这些评价都是关于“无为而治”积极的一面，所以关于这一政策“积极”的方面在这里就不做阐述。相反，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是“无为而治”这一政策消极的一面，也就是要介绍这个“无为而治”给西汉王朝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 西汉灭亡核心原因在说这个负面影响前我们先了解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汉灭亡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一看历史大佬们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西汉末期的大臣鲍宣也曾提到过“豪强大姓蚕食”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后来我们知道这些破产的百姓成为了绿林、赤眉起义的主力军。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汉制的检讨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他提到: 让我们简要指出一些汉代制度之缺点。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晁福林教授也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是这样评价西汉末期危机的： 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
而且晁福林教授在后面还分析这两大危机产生的原因，罪魁祸首直指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势力，认为是他们势力的膨胀，挤压了小农的生存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汉的时人大臣，还是近、现代的历史学者，对西汉末期的社会问题认知都少不了“土地兼并”。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地兼并”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是一国所有问题的核心，所以也可以说这个“土地兼并”是西汉末期社会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导致西汉王朝灭亡的核心原因。而促成土地兼并的主体又多是“豪强大姓”、“大商人”这类群体，而这类群体恰恰就是在西汉王朝“无为而治”期间开始崛起的。 “无为而治”对西汉的负面影响可以这么说，西汉初的“无为而治”虽然为西汉王朝的发展铺上了康庄大道，但与此同时又为自己树立了诸多“障碍”，这些“障碍”我们最终归纳出三点，也可以称其为西汉发展道路上的三座大山。 - “无为而治”实则是“重商主义”的一种表现。无为而治，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减少对社会生产的干预和负担，这个减少干预和负担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确实有很大的正面作用。这个效果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减少了对商业的干预和负担，也就是说这个无为而治同样也对商业有着正面鼓励的效果。我们知道古代封建农业是统治者的立国经济基础，一个强大的古代农业王朝一贯的作风是“重农抑商”，因为在古代生产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有一个经商的人，就会少一个务农的人，贾谊就曾在《论积贮疏》中强调过：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而且农业和商业相竞争碰撞，商业本身有着绝对的优势，而农业不仅没有优势，而且还受到自然因素影响，农业土地经济相当脆弱。以前王朝出面压制商人还好一点，一旦农业和商业在政策上处于同一起跑线，那么就意味着农业已经占了下风，实为偏袒了商业。所以说无为而治虽然初心目的是对农业的“休养生息”，但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反而让农业处于弱势地位。
- 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平民放弃耕地，转而投向经商，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另一方有钱的大商人，反过来兼并贫农的土地。这样下去，不仅耕地的人少了，就连掌握在农民手中的耕地也少了，无土地的流民增多，这就增加西汉社会的负担。这种现象在吕后时期可能还没有显现出来，这只是矛盾爆发前的假象，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到了汉文帝时期这一矛盾就开始明显了，贾谊的《论积贮疏》就很说明问题。等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了，汉武帝为了稳定局面，不得不打压大商人，出台一系列抑商措施，大幅度提升对商人的税收，提高对商人的监管力度，这些举措让当时的大商人几乎消失殆尽。但却给后世留下了要想富就要从商的念头，屡禁不止，商人兼并土地的做法终究激化了西汉王朝的社会矛盾，加速了他的灭亡。
- “无为而治”让诸侯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刘邦消灭异姓诸侯后，没有参照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而是将这些土地分封给了刘氏子弟。刘邦之所以把刘氏子弟分封出去，目的是为了抵抗外敌支援中央王朝，但是诸侯王国自身的强大本身也对西汉王朝是一种威胁。在分封初期，这些在诸侯国刚刚掌权的刘氏子弟尚还年轻，根基不稳，如果中央王朝严加把控还好说，但是到了吕后时期，不但没有严加把控，而且还放松了监管。这“无为而治”政策口子一开，恰恰让他们钻了空子，各路诸侯在自己的地盘可谓是“撒了欢儿”的发展。
- 俗话说，儿大不中留，诸侯王国翅膀硬了之后，一个个还狼子野心，当到了汉文帝时就发现不对头了，如果按照这样剧情发展下去，对诸侯国还要“无为”，那以后就管不了他们了。所以按照贾谊的策略就做了一些削弱，趁着老诸侯王去世时，就挑几个能干的儿子分了他的封地。到了景帝时期，一看还是抑制不住诸侯国的发展，眼看着这群诸侯国要“上房揭瓦”了，作为中央老大是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这样一来，诸侯们就不乐意了，指责朝廷凭什么打我们？是不是玩不起？当初说好的“无为而治”，放任我们不管的，你这出尔反尔啊，不行！哥几个我们联合起来跟他干！所以这就爆发了后来的“七国之乱”。本应该在分封初期就能把控好的诸侯问题，但是吕后时期非但没有进一步严格控制，而且还来了个“无为而治”，这直接造成了各诸侯王国发展不可控的局面。
- 豪族地主才是西汉王朝最大的敌人。要说贯穿整个西汉历史的矛盾，既不是大商人阶层，也不是各路诸侯王国，而是地方的大户豪族势力。“无为而治”而治的目的是“休养生息”，休养生息的关键在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在当时主导农业发展的有两大群体，一个是拥有大片集中土地的豪族大户群体，另一个是土地分散的小农群体。很明显，国家减少对农业的干预，受益最大的群体就是豪族地主群体，可以说无为而治的政策壮大了地方豪族的势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与此同时豪族地主群体的壮大也为西汉王朝培养了一个“强大敌人”，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 豪族地主产业众多，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一些收税人员甚至不敢去这些豪族家里收税，除此之外，豪族地主本身的税率就比一般的小农低很多，即使这样也会经常瞒报土地、奴婢的数量，用以减少纳税。通过这些特权，他们暗地里接纳小农的土地，这样小农们为了减少纳税负担，就可以不向中央王朝纳税，转而直接向豪族地主纳税。可谓是地方豪族地主与中央王朝争利。
- 汉初的“无为而治”初衷目的是好的，是为了鼓励耕织，减轻徭役赋税。但是既然是“无为”，肯定是放松了朝廷的监管或者干预，虽然不能称之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在严格控制监管下豪族大户们都能生存的“有滋有味”，何况还减少了干预，豪族大户趁此机会肯定疯狂的“搂”一把。本着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的心态，肆无忌惮的该铸钱就铸钱，该土地兼并就兼并。没多久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这个局面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失业，成为了流民，流民一多，社会就开始动荡，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难缠的问题。但是收效甚微，后来还是爆发了绿林起义和赤眉起义，他们都是由豪族大户牵头，农民和流民充当主力军组成的队伍，残酷的战争给西汉末年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王莽之所以能篡权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豪族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底层与统治阶层矛盾加深，“汉室”威望下降，才让王莽钻了空子，从而结束了西汉二百年的统治。然而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王莽最终也没能解决掉这个矛盾。
结语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汉初期无差别的“无为而治”政策虽然谈不上是饮鸩止渴，但也几乎是“慢性自杀”。看似是对民生的休养生息，实则对小农经济的体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就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土地兼并让减轻租税的政策全失功效。小农们土地都失去了，再优惠的税赋也无济于事，最终反倒是被地方豪强地主得到了实惠。小农经济是当时西汉王朝赖以生存的根本，绝大部分的税收、徭役、兵役都是来自他们，当小农经济受到冲击，就意味着西汉王朝的“后勤”受到了威胁。虽然削藩和抑商的问题在汉武帝时期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者说得到了有效缓解，但唯独这个地方豪族威胁的问题却一直贯穿西汉始终，甚至也可以说是地方豪族地主的崛起让西汉走向了灭亡。所以，由于在汉初执行的“无为而治”政策“过度宽松”，在休养生息的同时也对小农经济产生了冲击，短期内这种“冲击”带来了的伤害还不是很明显，所以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当西汉统治者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时，局面早已积重难返，要想抢救“病入膏肓”的西汉王朝为时已晚。 此可谓： 五十载休养生息， 助力武帝大统一。 却留二百年危机， 实在是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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