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缘何从城邦到帝国：希腊化文明的特性

希腊化时期是古希腊历史进程中继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之后的又一个历史阶段,它开始于公元前334年的亚历山大东征,基本止于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从政治变革的角度上看，它是古代西方世界的政治集团组织形式由城邦走向帝国的转型期,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根植于希腊文化，却以东方君主制帝国为表现形式的独特文明——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Civi-lization),其特征较之古典希腊文明较为封闭的“城邦政治”，更加多元化和具有世界性。

电影《亚历山大大帝》中的东征

首先打破希腊城邦精致而封闭的独立性的人无疑是马其顿的君主腓力二世，他通过武力降伏了底比斯、雅典、科林斯等主要城邦，迫使斯巴达放弃希腊霸权回到拉哥尼亚，进而在希腊城邦间留下了庞大的驻军控制希腊，最终宣传起了其“泛希腊主义”的美好理想。虽然在腓力二世之前，已经有许多哲学家思考过“希腊”是否应该在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之外，还具备更多的认同概念，最著名的莫过于柏拉图的话术，他将环爱琴海，甚至地中海而居的希腊人比作“环池塘而居的青蛙”，英国学者伊迪斯·霍尔亦将此词作为标题，以形容古风时代希腊人的环地中海大移民活动。但是，腓力二世与其同样杰出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更多地是在创造性的利用“泛希腊主义”，将“希腊认同”与反波斯叙事联系起来，鼓动希腊人向东方的入侵复仇。中国人大的徐晓旭教授认为，腓力与亚历山大是在城邦个别主义容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削弱了城邦之间的边界，启动了日后希腊化诸王国孕育的进程。正是由于马其顿作为一个“超城邦存在”对于希腊城邦事务的积极参与，超越了希腊世界传统的“小”政治视野，希腊文明的边疆得以被推向更远、近乎超越无限。

当时希腊人眼中的世界，主要来自于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录

当亚历山大停止东征，于印度的希发西斯河勒马回望之际，世界已然不同——他与他的伙伴缔造了自己身后那个正在逐渐希腊化的世界。但是，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于巴比伦城突然逝去，他的伙伴也立刻反目成仇，在经过多次名为“继业者战争”的惨烈厮杀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分封中选举的二十几位帝国总督仅剩下了几位最强者。护卫官莱西马库斯控制着色雷斯，前摄政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控制马其顿，希腊联军统帅“独眼”安提柯控制弗里几亚与叙利亚，护卫官托勒密控制埃及、昔兰尼加与腓尼基，千夫长塞琉古控制巴比伦尼亚与东方，米底王公阿特罗帕提斯控制着北米底与亚美尼亚的山区，这些人的王朝，除了坚持波斯传统的波斯人阿特罗帕提斯以外，都可以被认为是“希腊化王国”。

古代的各地区名称与继业者混战后胜利者的控制范围，其中“阿特罗怕忒尼“”即阿特罗帕提斯的王国（繁体）

这些王国虽然由于各类因素，各自具备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因为这些王国的建立者皆是亚历山大军队中的军事统帅，他们在短期内迅速的取得权力，击败对手，建立政权，因此都赋予了王国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以强化统治，但总体上，希腊化王国仍然拥有相似的基本特点，而这些往往正是超越古典城邦之所在。

如要寻找这种政治形式的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说希腊化王国的父亲是波斯帝国。从古希腊的“希腊、东方二元叙事”到近代的“东方主义”、“古典主义”，西方学者总是在努力建构一种“专制”的波斯形象，这已是人尽皆知。有意思的是，波斯大王自己也常借宣扬自己无边的专制权力来展示自己在帝国内的力量，在记录大流士功业的贝希斯敦铭文上，直言不讳地叙述了大流士集全国司法、行政、监察、军事等权力于其一人的过程，例如，《铭文》开篇就说：“我是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王、各省之王、叙司塔司佩斯之子、阿尔沙米斯之孙，阿黑门（常见译名即阿契美尼德）宗室。”

贝希斯敦铭文

但正如贝希斯敦铭文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一样，波斯大王的专制权力远没有达到这样强大的程度。这样，波斯大王难逃与地方总督分权的命运，希腊化君主亦是如此。不过，波斯大王的权力依然远胜于“军事民主制”下的马其顿首领、“来库古法”中的斯巴达双王或西西里僭主，仿效波斯的希腊化王国国王当然也能胜过前三者。若说古典城邦是在个体的基础上融合，权力从单个城邦出发，希腊化国家则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分化，权力由君主分配。虽然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各国依照希腊城邦的模式陆续新建了一批城市,但是,这些被称为希腊化的城市绝非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充其量只能算是君主统治下的自治城市。城市的管理者要服务于专制王朝。在希腊-马其顿地区,城邦政治也被君主政治所代替。诸如罗德岛、提尔之类的城邦并未被希腊化君主实际上的统治，往往单独被作为希腊化国家争取的对象，比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罗德岛大地震时，塞琉古二世、托勒密三世、安提柯三世、米特里达提斯二世（本都君主）、普鲁西亚斯（Bithynia君主）都参与了对于灾后重建的捐赠，因此这些城邦不算作讨论范畴。

RHODES 罗德岛、Tyre提尔的位置

在理清统治权的来源后，我们便可以讨论由此（君主）产生的权力之特点。希腊化王国继承的波斯传统主要是——王权神化、王位世袭（马其顿的王位只是表面世袭，实际的传递并不严格）、内部通婚（马其顿不奉行这个传统，马其顿经常与上马其顿或欧尔代亚、伊庇鲁斯等地的小王国王室通婚），继承马其顿的主要是王友集团（国王的伙伴，继业者大多都是王友）。

不过，希腊化文明的根基无疑是希腊文明，“希腊优先”的希腊主义在希腊化世界广泛存在，却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削弱。希腊化王国的统治基础是军队，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远在东方的塞琉古王朝依然坚持在军队中保持至少一半的希腊-马其顿士兵，塞琉古刚返回巴比伦尼亚之时，为了与东征的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会战，甚至重新征召了底格里斯河上游殖民地的马其顿退休老兵，而托勒密则在军队中保留了2/3的希腊士兵。

历史战略游戏《帝皇：罗马》中的德米特里，据历史学家描述，德米特里是一位美男子

正是在保持着这种“希腊主义”的前提下，希腊化世界的“小全球化”开始了。

例如，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由于希腊人是希腊化时期的统治者,因此,希腊文成为当时各地通用的官方语言,阿提卡希腊语成为所有有教养的人必须熟练掌握的语言。虽然东方民众不可能学到纯正的希腊语,但在大城市,地中海两岸的西西里和南意大利以及东方广大地区,阿提卡希腊语也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用语。甚至在东方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社区,为了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人们反而要把希伯来语的《旧约》译成希腊语。

货币是地域联系的物质桥梁。亚历山大把马其顿币制改制成了一种泛希腊币制,取代了波斯的“大流克”（即“大流士的”）银币制,雅典的德拉克马（阿提卡）币制,其后，在希腊化世界，不管是哪个统治者,他所铸造的货币在整个希腊化世界几乎都保持同样的标准。

语言与货币的统一只是地中海世界希腊化、整体化的特征之二。这些希腊化世界呈现出的整体化特征皆是由希腊化国家的建立而赋予的。

继业者托勒密治下的埃及

综上所述，我在此讨论的希腊化文明新特征指的是其对于波斯-马其顿政制与希腊文化、“希腊主义”的继承，它将波斯-马其顿政制嫁接在希腊文明上，成功扩大了希腊文明的传播基础，也使得波斯遇见马其顿，两者结合后再投入希腊的怀抱中。我们可以相信，正是这种政体给予了罗马人启示，打破了城邦的边界与城邦政治的既有视野，让大希腊文化圈中的居民意识到了“帝国”一物的存在，赋予了其继东方君主国之后“超越无限”的力量。

参考资料：

①徐教授对于腓力二世动机的猜想见《腓力二世：霸权与泛希腊主义》徐晓旭，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页。

②波斯大王的权力考辨见《波斯帝国的“专制”与“集权”》晏绍祥，《古代文明》第8卷第3期。

③M. M. Austin -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_ A Selection of Ancient Sources in Transl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是目前希腊化研究最权威的史料选编，主要的史实都来自它。文中罗德岛大地震的信息来自其中的第111篇，即Polybius V.88–90.4.

④王友集团的性质见王正胜《希腊化时期王友刍议》。

⑤德米特里与塞琉古的巴比伦尼亚战争见Ｔｏｍ Ｂｏｉｙ，Ｌａｔｅ 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ｉｄ ａｎｄ Ｈｅｌｌｅｎｉｓｔｉｃ Ｂａｂｙｌｏｎ，Ｌｅｕｖｅｎ：Ｐｅｅｔ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４，ｐ．１３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