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李华芳 达尔文的回忆录开头第一段写道：我尝试用下述方式来写这篇自传，就好像自身处于另一个世界，却回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亡故的人来写一生的传记。 小时候的顽劣难阻达尔文对自然的好奇心，他收集各种杂物并将之归类，试图成为一个研究分类的自然学家。据达尔文自己的说法，这种欲望十分强烈而且确实是天生的。而达尔文的父亲对人性的惊人判断能力，似乎也促成了少年达尔文对人性的好奇心。例如有一次，达尔文的父亲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爱尔兰人20英镑，相信那个爱尔兰人一定会归还，果不其然，他的判断最后应验了，爱尔兰人如期归还了钱。达尔文有众多兄弟姐妹，他根据自身经验认为表兄弟弗兰西斯.高尔顿的看法确凿无误：教育和周围的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所起的影响不大；我们自身的性格，大都是天生就有的。 由于成绩不佳，达尔文从中学退学，然后被父亲送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在爱丁堡，达尔文遇见了格兰特医生，这是一名外冷内热的人，对拉马克及其进化思想非常推崇。但达尔文认为格兰特对拉马克的赞扬并没有使他对拉马克立即产生兴趣。因为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已写过一本《生物规律学》，其中观点与拉马克差不多，但对达尔文也没有产生触动。当然，有可能这些关于进化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达尔文，最后导致他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进化的观点。 在爱丁堡度过了两学年休闲时光，达尔文的父亲觉得不能让达尔文游手好闲下去，让他转而去剑桥学习当一名牧师。达尔文谨遵父命开始阅读《皮尔逊论教义》等神学典籍，却发现要把自己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相信的东西，非常不合逻辑。就这样，本着“爱父但更爱真理”的态度，达尔文最终没有信奉上帝。 在剑桥达尔文热衷于收集甲虫，有些稀有的甲虫被收入到斯蒂芬斯的《不列颠昆虫图集》，并注有“达尔文先生采集”字样。达尔文觉得看到这几个富有魅力的字句，不亚于诗人发表自己的处女作。达尔文一生中最重要的际遇就在剑桥大学，这多少说明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启人心智方面，确有不少独到之处。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认识了亨斯洛教授，并与之结交。亨斯洛亦循循善诱，使达尔文在科学研究上的信念逐渐确立。尽管亨斯洛本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这对达尔文并无影响。 剑桥毕业后，达尔文自费登上了贝格尔舰做自然学家。如达尔文所说“贝尔格舰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达尔文在后来的《旅行笔记》中记录了他所到各地的地质考察，以及采集动物标本的事情，所以在《回忆录》中就一笔带过。但通观达尔文的经历，不难发现一个科学家是如何成长的。达尔文回忆自己从这次航行中获得的经验：勤奋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致志，这一习惯使他在科学研究方面能做出一点成绩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把自己思考过或读到过的一切与自己看到的事物联系起来，运用思考，这种联系思考的经验贯穿了达尔文五年的航行经历，成了非常宝贵的习惯。 航行结束后，达尔文内心有许多想法涌现，加上没有结婚，单身汉的活力促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发表，1837年7月达尔文开始写作《第一本笔记》，其内容就是后来《物种起源》一书的原始事实材料。在边做研究的同时，达尔文开始涉猎其他领域的作品，包括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其间达尔文重新思考了宗教的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们越是对自然界固有法则知道得更深刻，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赖。他不禁写道：这（基督教）真是一种该死的教义！ 定居达温宅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达尔文与诸多名人交往，既是生活中的交往也是学术上的交流，这串名单至少有地质学家赖尔、植物学家布朗、胡克以及赫胥黎等人。在最后定居达温宅的回忆录中，达尔文只用了两页不到就叙述完毕。不过在1881年5月1日，又补写了《我的几本出版著作》一章。《达尔文回忆录》原名“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我的思想与性格发展回忆录》。达尔文记录了其思想发展的过程，所以在《回忆录》最后达尔文还写了一章“对我的智力的评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工作。 上海远东出版社最近重版了周邦立之子周国信修订的《达尔文回忆录》这本书是周国信之父周邦立所译，周邦立当时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在地下党时的名字叫毕黎，1981年译就此书。当时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翻译，南有周邦立，北有叶笃庄，称“南周北叶”。周邦立后来英年早逝，由叶笃庄编译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13卷，成为国内研究达尔文思想的重要作品。达尔文的语言非常朴实，的确也如他在回忆录开头所说，好像是看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竟也稀松平常一样。这多少和他的自谦是难以分离的。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译者毕黎（周邦立）的译笔忠实于达尔文的笔调，143个脚注和长达123页的7个附录，也说明了译者所下的功夫，无愧于“南周北叶”之称号。 关于这个版本的《达尔文回忆录》值得多说几句。周之所译中文版《达尔文回忆录》是目前最全的版本，周考证此《回忆录》最初是由达尔文的儿子删改后改名《自传》，编入《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二章。出版前，又经过埃玛删改，埃玛反对把其中诸多关于亲友的姓名、评论、家庭情况和宗教问题公诸于众。所以一开始发表的《自传》被删除了约四分之一篇幅。一直到1957年《回忆录》手稿全文单行本才第一次出版，但先出的是俄文版，由索波里教授翻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58年，达尔文的孙女诺拉根据手稿编辑出版了英文版《达尔文自传，1809-1882，原稿未删本》，由伦敦科林斯出版社出版。一年后，索波里又根据诺拉版增订了俄文版，把《回忆录》收入《达尔文全集》第九卷，仍旧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此后到1974年，英国动物学家加文.德比尔根据诺拉版以及詹姆斯.金斯利重读《回忆录》手稿本的意见，作了修正。而周邦立的这个中译本是以诺拉版，索波里版和德比尔版为依据。在周译本之前，尚有几种达尔文儿子弗朗西斯版的《达尔文自传》中译本。周考证如下：（1）1917年，周太玄译，《学生杂志》第四卷第1-3-7期连载；（2）1935年，张孟闻译，北平中山书局版；（3）1935年，周韵铎译，上海世界书局出版；（4）1939年，全巨荪译，上海商务印书馆，除《自传删改本》外，还有弗朗西斯附录两篇；（5）1957年，苏桥译，上海生活书店。有再版；（6）1957年，叶笃庄和孟光裕合译《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一卷第二章《自传》，北京三联书店。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再版。直到1982年毕黎版修正了上述疏漏，并在俄英译本的基础上推出了中译本。如此认真对待翻译的译者，实在难能可贵。 [英]达尔文著：《达尔文回忆录》，毕黎译注  鉴于达尔文与斯密和马尔萨斯之间，有较为复杂的关系，除了翻《物种起源》之外，尚有必要关注达尔文及其后来的生物学者对经济学的影响，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对生物学的影响，梳理一下达尔文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1 友人贾拥民凭一己之力，完成了《神经元经济学》（鲁慈齐（Rustichini）和葛礼谦（Glimcher）等著：《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贾拥民译，世纪出版.上海人民，2007年4月，28元）一书的翻译，令人赞叹。（两作者的名字并没有按照我的译法，而是采用了拉切奇尼和格林切尔的音译）这本书最大的思想是利用对脑部神经元活动镜像的分析，来描述和判断行为之理性与否，进而从生理学的基础上定义我们所谓的“经济学上的理性”。与传统为“经济人”假设辩护的方法不一样，《神经元经济学》，例如葛礼谦的工作不仅在于寻找理性的生理基础，也试图推进对理性的理解，从另一个层面改写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基础。这看起来似曾相识的工作，把我拉回了达尔文那里。 2 达尔文非常谦虚，在其各种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中，自谦之词随处可见，并且总是认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自己毫无建树，这就容易让人误会他好像是接受了别人的意见而没有主见。但事实上，他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不少意见。1844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的基础稿》第二章中的名为《自然选择方法》的一节，谈到了他对马尔萨斯的不同意见：1，用道德约束力，可以抑制人口增长；2，用择优去劣的人工方法，可以大大增产，因此即使不到25年增加供应1倍人口所需，也是有可能的。第一点实际上涉及宗教，在后来的《物种起源》中删除也可以理解，因为达尔文毕竟不相信上帝；第二点涉及到的技术，最著名的应用就是中国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了，中国尽管饿死过不少人，但大规模解决温饱问题，杂交水稻的确功不可没。 《自然选择方法》这篇文章1858年7月1日在林奈（Carl von Linné）学会进行宣读，后来发表于学会的《会报》上。林奈是生物分类学的鼻祖。不过正如林奈分类法是“以植物的生殖器来分类的”这一事实鲜为人知一样，这一学会本身闻者甚少，所以知道《自然选择方法》的人也很好，连生物学家都很少关注。更不消说是我这样的经济学外行了。不过毫无疑问，这一思想奠定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基础，也是对斯密市场竞争机制的一种传承。 3 我尊敬的罗卫东师2006年1月出版了一本“国际斯密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品《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罗卫东著：《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39.80元），我翻开又关，心力交瘁在这本书面前挣扎了几下，最终还是觉得学识太浅，不足以评价，就一直放在书架上。罗师此书也涉及到对斯密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论述，着墨不多，但已经可以明确知道达尔文受斯密影响很深。而斯密又受到自然Nature的影响很深，罗师证明斯密思想与斯多亚神学有诸多关联。但达尔文却不相信上帝。达尔文在这一点上受斯密影响了吗？ 4 达尔文的妻子埃玛笃信基督，他俩白首偕老相处了一辈子，埃玛还整理了第一版的《达尔文回忆录》。有件事情可以表明达尔文或许真的不相信上帝。达尔文和埃玛婚后不久，埃玛写给达尔文一封信，埃玛在信中表明自己虔诚信仰上帝，但十分尊重达尔文的科学研究，虽然两人在宗教问题上的意见不一，但希望为家庭幸福而互相谅解，使爱情日增月长。达尔文后在此信上注了一行字：“当我离开人世时，要知道，我已多次吻过此信，并在上面落了热泪。C.D.”。 最近远东社重版了周国信修订的《达尔文回忆录》（[英]达尔文著：《达尔文回忆录》，毕黎译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4月，25元。）这本书是周国信之父周邦立所译，周邦立当时为中国共产党工作，混地下党时的名字叫毕黎，1981年译就此书，那年我刚出生。当时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翻译，南有周邦立，北有叶笃庄，称“南周北叶”。周邦立后来英年早逝，由叶笃庄编译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13卷。成为国内研究达尔文思想的重要作品。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还能出这样的翻译家，真令人感慨。 而周之所译中文版《达尔文回忆录》是目前最全的版本，周考证此《回忆录》最初是由达尔文的儿子删改后改名《自传》，编入《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二章。出版前，又经过埃玛删改，埃玛反对把其中诸多关于亲友的姓名、评论、家庭情况和宗教问题公诸于众。所以一开始发表的《自传》被删除了约四分之一篇幅。 4.1 一直到1957年《回忆录》手稿全文单行本才第一次出版，但先出的是俄文版，由索波里教授翻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58年，达尔文的孙女诺拉根据手稿编辑出版了英文版《达尔文自传，1809-1882，原稿未删本》，由伦敦科林斯出版社出版。一年后，索波里又根据诺拉版增订了俄文版，把《回忆录》收入《达尔文全集》第九卷，仍旧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此后到1974年，英国动物学家加文.德比尔根据诺拉版以及詹姆斯.金斯利重读《回忆录》手稿本的意见，作了修正。而周邦立的这个中译本是以诺拉版，索波里版和德比尔版为依据。在周译本之前，尚有几种达尔文儿子弗朗西斯版的《达尔文自传》中译本。周考证如下：（1）1917年，周太玄译，《学生杂志》第四卷第1-3-7期连载；（2）1935年，张孟闻译，北平中山书局版；（3）1935年，周韵铎译，上海世界书局出版；（4）1939年，全巨荪译，上海商务印书馆，除《自传删改本》外，还有弗朗西斯附录两篇；（5）1957年，苏桥译，上海生活书店。有再版；（6）1957年，叶笃庄和孟光裕合译《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一卷第二章《自传》，北京三联书店。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再版。直到1982年毕黎版修正了上述疏漏，并在俄英译本的基础上推出了中译本。实在难能可贵。 5 《达尔文回忆录》原名“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我的思想与性格发展回忆录》。达尔文记录了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剑桥大学和一段欧洲游的经历影响至深。也就是说一个好大学还有触发灵机一动的契机，大概就能造就19世纪的大师。令人费解的是，到了21世纪条件好了，网络更便捷了，何以反而出彩的思想不多了呢？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谬见。在达尔文之后，有许多人在他的肩膀上开始大量世界了。朱利安.巴吉尼和杰里米.斯唐詹姆在《哲学家在想什么》（[英] 巴吉尼，斯唐詹姆编：《哲学家在想什么》，王婧译，上海三联，2006年12月，25元。）一书中，收入了一些深受达尔文思想影响的当代哲学家的访谈，或有助于理解达尔文在当今世界的影响。 在伦理学上，彼得.辛格对动物权利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动物解放》中辛格认为动物会觉得痛，所以我们应该吃素。背后是功利主义思想作基石：必须最大限度满足有感觉的生物的偏好。推论显而易见：道德上的正当行为就是那些最终能满足最大多数人偏好的行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之类的。“满足偏好”的过程一再演化，就形成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在女权主义和生命伦理学领域，珍妮特.理查兹也从达尔文那里汲取了力量。有点像希瑞大喊一声“赐予我力量吧”一样，珍妮特则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喃喃自语后完成了变身，例如在《多疑的女权主义者》里，珍妮特领悟到堕胎根本不仅仅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伦理学问题。堕胎有坏的一面，就像强迫一名妇女生下她不想要的孩子一样。这意味着珍妮特认为需要在堕胎与否问题上划一条界，关键是看堕胎或生孩子是不是可以出于自由的选择，以避免扰乱自然规律。 在进化心理学上，最有名的要数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了，当然或许把爱德华.威尔逊拉上，威尔逊也不会发火，没准还挺乐呢。通常笼罩在他俩头上的是“基因决定论或者简单的还原主义”，实际上，两人都不是，但以讹传讹的事情太多了，难免百口莫辩，就跟达尔文一样。 性别差异与政治正确挂钩合谋之后，任何对性别问题的解释都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进化论解释。海伦娜.克隆宁就把男女之间的不同“很大程度”归功于男女不同的生殖策略，无疑又是一个女版道金斯。而道金斯的另一个女徒弟苏珊.布莱克摩尔则把进化的思想引入到了社会文化领域，那本与《自私的基因》同样“臭名昭著”的书叫做《谜米机器》（苏珊.布莱克摩尔著：《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吴友军，高申春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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