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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法行书《新岁展庆帖》 书于1081年（元丰四年）纸本，前帖纵30.2cm，横48.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如何？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闭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餘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丈阁下。正月二日。 (另纸行书)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 怅，但顿首润笔，新屋下不愁好画也。 局部赏析 这是一封写给“季常先生”的信，与《人来得书帖》合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纵30.2厘米，横48.8厘米，行书19行，249字。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目》中有考证。“季常先生”是苏轼好友陈慥，根据苏轼、陈慥、李常三人在元丰年间的活动与相关书信资料，《新岁展庆帖》的书写时间是在元丰四年(1081年)正月二日。书信前一日，苏轼得李常之信，知其将在上元节后出发，月底到达黄州。于是他在正月二日写信给陈慥，邀他到时同来。李常也是苏轼好友，南康建昌人，元丰年间“落校理，通判滑州”。苏轼至黄后，有定慧院和临皋亭两处御所。《新岁帖》提到“上元起造，尚未毕工”，应是指他黄州第二年，以军职之便于郡城之东申请废地开垦、建筑之事，一年后的二月雪中，“雪堂”也起于此。由于不能陪游上元节，故提到将沙枋木制的灯笼随后送去。信首段后半部分，苏轼提到了扶劣膏、木制茶具两件事，此二物分别出现在同期苏轼与李常、陈慥的信件中(《与李公择》、《与陈季常九首之七》)，表明元丰年间三人来往的联系。 《东坡集》卷七十四有苏轼在元丰三年末的一封答秦观信，其中讲，“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指道家方士之言)。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该信书写时间与《新岁展庆帖》前后相距不远，均是了解苏轼治黄初期行踪的重要线索。 苏轼写字，有严格的基本训练与广泛的习古实践，早年有诗“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足显其发奋之志向，但在29岁时作《次韵子由论书》中提出“守骏不如跛”的转变，一方面有禅宗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轼懂得入“法”太深的危害，也看到世风中的图妍陋习，所以他开始反道求异，这是与蔡襄不同之处。《新岁帖》的字形扁粗略右倾，墨色浓稠，都是苏轼的具体做法。《新岁帖》是苏轼中年之作，本是平常信件，但全篇精致用心，笔画分明，自然的牵连显示自在、清晰的思绪，若如与秦观信中讲，此时苏轼正在天庆观中养生修行，个人可能处于一种平和无念的求静状态。 总结起来，苏轼对自己的书法十分自信，正如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自用我法，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所谓“意”，是一个微妙不可道的内心体会，这种体会直接通过写字表现，所以以安详肃穆的尺度无法欣赏苏字。 居黄五年，苏轼过着近乎农人的生活，其号“东坡”就得于郡城东所请之废地。黄州虽是凋敝小城，但远离京师，耕作劳动与临江风光给苏轼一个重新思考人生与创作的空间，对于一个自黑暗压抑处解脱而来的人来讲，真是命运的抚慰。在这样的环境中，苏轼低头躬耕、养生禅修、游历山水，用淡然的态度送别曾经的政治雾霾和纷乱。这段时间也成就了不少诗、书佳作，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东坡八首》《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诗》。 元丰四年(1081年)新岁，苏轼45岁，在守望东坡的心情中，苏家迎来了至黄后首个“春节”。新岁美景未展，但从这封信中，通过苏轼的话语和字迹，我们已经读到苏轼对黄州生活的信心与期待。虽自信手，但字之转折、牵连处散逸出一种如早春般清冽舒展的感觉，是书者心情的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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