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展结束，阿富汗传奇国宝安全回家

2020年4月，阿富汗信息文化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巡展14年的黄金文物展览已经安全抵达喀布尔，同时完成清点交接手续后，部分文物将会继续在喀布尔国家博物馆展览。2005年，这批文物离开阿富汗运送至法国，2006年开始全球巡展。一别15载，巡展欧、亚、美、澳四大洲13个国家后，这批文物载誉而归。

十余年来，这批世界瞩目的阿富汗珍宝，

走遍全球文化名城，

至2020年巡展最后一站是中国香港。

公元25-50年出土于蒂拉丘地的黄金王冠。©The telegraph

值此时机，我们特邀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邵学成博士专门撰写了此篇文章。邵博士长期专注研究阿富汗和丝绸之路宗教考古美术，调查了大量收藏阿富汗文物的博物馆，也是首次实地考察阿富汗和巴米扬遗址的研究人员、中方学者代表团之一（2017），并从2017年7月开始作为策展人之一协调阿富汗文物在中国的巡展事业。他将从美术考古的研究角度，介绍阿富汗珍宝展的历史背景、展览变化、保护与研究等内容。

邵学成

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博士

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国际巡展历程和展览背后的科研实力 

2006年12月，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阿富汗古代珍宝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与公众见面，时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依和法国总统希拉克一起出席了开幕式。

自此十余年来，这批世界瞩目的阿富汗珍宝先后在意大利、荷兰、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中国等多国巡展，走遍全球的文化名城，至2020年巡展最后一站是中国香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巡展最终结束后安全运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文物没有变化，而世界对阿富汗的印象却改变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历史博物馆于1月底关闭。阿富汗珍宝展最后一站也提前结束

首先，阿富汗文物在这些世界名城巡展，在不同博物馆呈现出的不同展陈方式，以及各国对于文物和文化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理念的交流。

阿富汗在巴黎集美博物馆的展览叫作“阿富汗：来自喀布尔国家博物馆的宝藏”（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展览主线强调这批文物在战乱中为文博工作者努力藏匿保护，成功躲过军阀和恐怖份子劫掠，终于在20多年后首次重见天日的经历。因为这批著名的贝格拉姆宝藏文物在集美博物馆有类似的馆藏文物，也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地点发掘。

时任集美博物馆的馆长哈金（J.Hackin）率领考古队在1937～1939年发掘，发掘后文物整体装箱运到集美博物馆整理修复。集美博物馆保留了最完整的考古档案和修复记录，这种文化渊源也见证了几代文博人的心血。因此在70年后，集美博物馆也再次帮助喀布尔博物馆整理这批文物，再续前缘，通过展览的方式表达对于恐怖主义的抗议。集美博物馆最有发言权利，也是法国学界过去在研究阿富汗考古美术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的见证。

 阿富汗贝格拉姆象牙文物在集美博物馆修复场景 

©GuimetMuseum

 阿富汗贝格拉姆玻璃器最初在集美博物馆修复时的场景

©Guimet Museum

2008年展览进入美国后，出现新的气象，即美国国家地理协会进行专业展览策划，突破之前的欧洲一国一展的模式。在美国和加拿大制定5个展览地点、巡展时间排列，将这些文物的巡展时间进行科学的分布排列，让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展览观众可以有选择地在各个地区观看展览。同时，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也制作了影像纪录片，采用好莱坞的拍摄模式和方法。编剧在真实故事基础上，用塑造守护国宝的英雄馆长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用生命捍卫文化尊严的故事，通过影像的力量传播战争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有效推动展览的商业化运作。同样，这种巡展模式也在以后被借鉴到澳大利亚的4个城市。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的宝藏”特展图录电子书封面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

之后，展览再次进入欧洲。相比较之下，德国、意大利科研机构都曾参与阿富汗的考古研究进程，具有研究基础。在修复被破坏的巴米扬大佛时，德国意大利因为拥有二战后丰富的城市重建和文化遗产修复经验，而承担起巴米扬大佛的佛龛和雕塑修复任务。这些配合阿富汗展览的宣传，在政治上也获得很多民意支持（德国派军队在阿富汗维和，是德国在二战后首次派兵赴海外驻扎），制作的图录也都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2011年，当展览移送到伦敦大英博物馆时，展览名称叫作“阿富汗：古老世界的交叉口”（Afghanistan: 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策展人辛普森（St.John Simpson）本身也是位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

伦敦大英博物馆“阿富汗：古老世界的交叉口”特展海报

©大英博物馆

展览主线强调阿富汗在历史上处于东西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位置。因为阿富汗与英国在近代史上也是一直纠缠不休，英国入侵阿富汗的三次战争失败，也是客观促进阿富汗近代独立建国的根源。在阿富汗研究上，英国在喀布尔成立的阿富汗研究所（1974～1982）在伊斯兰研究上成果突出，先后在坎大哈、贾姆地区做出卓越贡献。阿富汗的另外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贾姆宣礼塔最初的考古发掘和修复，也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承担。同时英国学者编辑了内战前最完整详细的古迹遗址目录（1982.W.Ball），这也成为为战后重建这些遗址和地下文物调查提供参考的重要目录。

同样，大英博物馆在国际文物制度上也做出了创新。展览期间，大英博物馆将在黑市查获和海关缴获的几十余件阿富汗文物修复后，转交返还阿富汗，这也正式开启了阿富汗海外流失文物的返还序幕。大英博物馆通过准确的研究，将原贝格拉姆流失的象牙文物进行修复，这让展览有了更多意义。阿富汗展览在瑞典、挪威等国的展览，策展人往往也会结合自己馆藏的亚洲文物进行展览，即宣传亚洲整体游牧文化和希腊化进程。这些做法很好地保障了展览与本国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的配合进行。

博物馆修复人员正在清理艾纳克遗址出土的陶罐 ©敦煌研究院

2016年，展览进入亚洲。在日本九州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展览叫作“阿富汗的黄金时代—守护丝绸之路的秘宝（黄金のアフガニスタン－守りぬかれたシルクロードの秘宝－）”，展览主题强调出自蒂拉丘地贵族墓葬中的黄金陪葬品，因为类似黄金冠文物也曾在日本墓葬出土，具有较强文化认同性。同时配备阿富汗流失文物展览（以佛教文物为主），将日本在阿富汗内战时保护收集的喀布尔博物馆的一百多件文物，包含巴米扬流失的壁画文物在东京艺术大学展出，这样在时间序列和空间范围上对展览进行延伸，同样在展览后，这些流失文物也归还给阿富汗。

同样，阿富汗文物在韩国的展览中，金皇冠和金步摇的元素进一步加强，韩国同样认为黄金冠是联系韩国古代文化与游牧文明的纽带，金饰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故宫博物院“浴火重光：来自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宝藏“特展海报

而巡展到中国首站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则用“浴火重光”四个字突显了上世纪这些文化遗产在阿富汗历经战乱的坎坷命运，以及背后文物保护者的重要付出。同样，也容易联想到故宫文物曾南迁躲避战乱的命运，迅速获取部分观众的同理心。但此时，由于缺乏衔接部署，展览甚至面临无处可去的局面，再经过一段周折后，敦煌研究院承担起展览事业。

接下来在敦煌的展览主题为“丝路秘宝”，结合敦煌的地理位置，强调了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流的景象，同时开始组织学人进行研究，不仅注重出版高质量的图录，也围绕展览展开讲座和文化艺术研习营。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拉西米在和敦煌研究院代表团交流 ©孙志军

敦煌研究院等先后派出考察团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巴米扬大学展开合作，开启中国学界研究的“破冰之旅”，更启动了联合培养青年人材机制。敦煌研究院先后邀请三名文保人员来华交流，在文物保护方向和制度上进行探索。

在学界带动下，中国观众对于阿富汗也渐渐熟悉起来。此后展览大获成功，走进中国大江南北，先后在成都、郑州、深圳、长沙、北京、南京等地展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博界学人联手做出的努力同样值得敬佩和尊重。 

学术研究主线支撑的文化遗产展览 

很多观众平均观看此展览次数都在3次以上。其中贝格拉姆的玻璃器和青铜器物在1960年代就先后在日本东京、美国和英国巡展，这次再次出国巡展也是旧地重游。文物自身见证世界的沧桑巨变，欧美日学界因为长期耕耘阿富汗佛教考古，对此也很熟悉。从展陈的231件（套）文物内容上看，这次展览主要来自于四个地区，法罗尔丘地（Tepe Fullo）、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蒂拉丘地（Tilla Tepe）和贝格拉姆（Begram），还有一件来自巴尔赫（Balkh）地区的科林斯柱头，整体内容可以看作是一部希腊文化在远东传播与亚洲游牧文明互动的展览，但此外也有一些意识暗流涌动。

蒂拉丘地出土的圆形徽章  ©喀布尔国立博物馆

从考古学意义的整体分析来看，这四个地区的文物展览中，法罗尔丘地是青铜时代阿姆河文明的代表，属于当地农民的意外发现，考古队到达再次发掘后没有什么突破性成果。

阿伊哈努姆和贝格拉姆是属于法国考古队主持发掘的两座城市，完成了法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寻找远东地区希腊城邦的梦想，证明了希腊-罗马文化在东方的传播和延续；蒂拉丘地是前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发现的墓葬遗址，解释了希腊化后文明延续的问题，即新兴的伊朗系民族建立的贵霜王朝仍在希腊文化和伊朗文化滋养中继续吸纳、繁荣发展。

但这三个遗址的考古都没有完成，都因为战争而中断，可以看出基本是欧洲学者在阿富汗考古成果背景下的一个展览。巴尔赫地区的科林斯柱头文物则是法国在2005年发掘出土的，而选择此文物的原因之一就是，1925年法国考古学家就曾在距其几百米远的地区考古发掘，而当时运气不佳没有任何发现。而这件文物参与展览，就像是展示着阿富汗考古的更多可能性，以及法国考古学研究的自我证明和宣示。

在UNESCO和日本专家帮助下，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修复人员在巴米扬掌握了壁画修复技术，可完成其他地区考古新发现的壁画保存工作 ©Yoko Taniguchi

从与中国的关系上来考察，张骞出使西域寻找中国迁移的月氏部落、凿空丝路，这些从唐代就被绘制在敦煌壁画上的历史题材，表达出中国对于中亚的向往和观望。黄金之丘的墓葬与月氏部落关系紧密，考古里面出土的汉代铜镜都增加了多种与中国联系的可能性。同样，与建立贵霜王朝关系密切的大月氏的踪迹，也一直牵动着中国史学界的心。

在二战前后最为著名的贝格拉姆城市遗址也是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地区。贝格拉姆地区历史上曾是贵霜王朝的夏都迦毕试、中亚历史进程中特别有名的迦腻色迦王。将当时中国管辖下中亚地区的汉质子放在此地供养，是中国很多旅行僧人都曾流传记录过的故事。并且，中国玄奘在记录中还提到在此地修复寺院伽蓝、供养寺院僧人，这些都为我们找到一些亲近感觉。

同时，贝格拉姆的考古领队哈金也是一位“中国通”，不仅长期在集美博物馆研究馆藏中国文物和佛教美术、担任中法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实地考察过中国新疆和东北地区，出版过多部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著作，这些古今轶事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贝格拉姆出土的青铜雕塑 ©刘拓

贝格拉姆出土的象牙雕刻

不可否认，在阿富汗北部地区兴起的贵霜王朝统治时期采纳宗教宽容政策，同时鼓励商业贸易。当时西方有罗马、萨珊帝国，东方有汉王朝，几个帝国之间沟通的海陆贸易都很发达，所以贝格拉姆作为“夏都”，聚集欧亚大陆上很多美术工艺品。19世纪早期，英国探险家就曾在贝格拉姆发现中国钱币。在后来，法国的正式考古报告记载，中国漆器和丝绸也曾在这里出土。

这些都是我们考古学界在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时的关注点，所以当展览来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揣摩后，学界也迸发出研究热情，相关文物的研究文章纷至沓来。大学科研机构人员也参与了研究工作，先后有北京大学林梅村、中国社会科学院郭物、南京大学张良仁、中国科学院唐自华等学人撰写阿富汗研究相关的高质量学术文章。

在新世纪，阿富汗自身的研究和整理也在进步提高，喀布尔博物馆的重建工作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三任馆长都非常注重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合作。同时，喀布尔博物馆也在努力发掘自身的馆藏文物资源。

田野中的古代土遗址仍缺乏有效保护，这也是世界性难题。过去当地人会经常在古代遗址上采集薪柴和古物，如今盗掘情况逐渐好转，但文物保护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许一青

2011年，新发掘的艾娜克遗址展开幕，展示了新出土的佛教文物；2012年，以雕刻造像为中心的佛教遗产展览厅向公众开放，包含很多贵霜时期的犍陀罗文物，可与邻国巴基斯坦媲美；2012年，在国际合作专家的帮助下，博物馆开始对馆藏文物进行智能化数据存储，对文物进行彻底整理；2017年，阿富汗黄金展览图片展厅开放，用图片形式展示这批影响全球观众的文物；2018年，钱币展厅开放，展示欧亚大陆各国钱币浓缩的文明历史，其中展出了在阿富汗发现的一枚中国宋代钱币——中国文物也正式出现在常规序列展览。这些展览的开放，都反映了阿富汗国内的考古美术发展状态，也反映了本国科研人员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和互动。

阿富汗很多地区的教育发展趋势良好

越来越多女童走进学校,对地区的文物保护也在加强 ©许一青

文明的接纳和多元的反应：在中国的新变化 

阿富汗是中国的陆地邻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被誉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从20世纪初，欧美日各国便派出学术调查团来此进行考古美术研究。阿富汗也被誉为世界学术机构科研竞争的“奥运会”，但遗憾的是，中国学界一直缺席，这次展览也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和开拓的机遇。

中国文献史料对阿富汗的许多记载，既包含政治友好交往，也包含贸易和物质文化交流等。尤其是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准确记录，也成为近代外国考古学家在田野中的指导手册，沿着玄奘记述的道路可以发现很多古代遗址。这些文学记录，让我们再次研究时都感到非常欣慰。

 中国学者和UNESCO代表一起调查巴米扬石窟  

我们通过文献可以了解到，这些交流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们同古代阿富汗一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互动。从中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往西走，第一站便是阿富汗。但遗憾的是，近些年由于战乱等原因，但我们对这位友邻仍知之甚少。提到阿富汗，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它的神秘，用“最熟悉的陌生人”来形容并不过分。阿富汗展览的到来正在逐渐改变这一现象。

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系列展览在北京陆续开幕。阿富汗展览此时包含双重意义，黄金展览不仅再次回到北京，第一次在全球同一个城市展出两次，而且一批新的阿富汗文物同时也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两批阿富汗文物在清华大学和国家博物馆遥相呼应，在内容和结构上相互补充。清华大学的阿富汗黄金展览在策展上新增加历史文献和考古美术展览，全方位梳理介绍阿富汗考古学历史的百年进程，让学界和观众可以迅速了解这些文物的背景，看到新研究的潜在点和希望。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  特展海报

新增加的国家博物馆站的展览文物中，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专家团队的精心策划下，包含有印度河-赫尔曼德河文明的陶器、BMAC考古学代表的青铜器、阿姆河文明法罗尔的银器、贝格拉姆新修复的玻璃器、迦毕试地区的贵霜犍陀罗造像和艾纳克新出土的佛造像。每一件展品都是新的见证，每一件展品都能感觉到与众不同。这是北京第一次全方位、全因素地展示阿富汗文明发展进程。

迦毕试省派特瓦遗址出土的“双神变”片岩焰肩佛，大英博物馆于2012年归还，2019年5月曾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

其中，艾纳克的贴金佛头的考古遗址也是中国企业主动参与到文物保护的结果，这些佛教遗址的新发现对于重建阿富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自信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古代阿富汗人民对不同宗教信仰接纳和吸收，证明各种文化和宗教可以在阿富汗并存发展，也是该地区有着宽容性传统的体现。这些也是文化遗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今，这些展览文物都已经平安回到阿富汗，阿富汗人民也可以看到这些国宝文物。回想这些展览往事，一批批青年学人在这种大氛围下成长起来，这些也会是未来研究的希望。我曾问现任国家博物馆馆长拉西米，前后两年来中国有什么变化，馆长笑了笑说：“除了喜欢精美的文物，现在中国观众更关注这些展览背后的阿富汗历史和文化遗产。大家都在微笑着看这些展品，看起来更加从容和自信。”我想，这就是阿富汗展览唤醒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对于丝绸之路文明更多关注的意义。

 2017年阿富汗珍宝展在故宫展出的黄金王冠    

图片提供与来源：邵学成、各相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