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4年，石涛作有《奇山突兀图》，上自题有“我自用我法”；石涛在去京津前，曾治有“我法”一印，每作画喜钤之。我法可能是石涛中年前后最喜欢使用的两个字。1691年，石涛至北京，客居法源寺，作山水册，其中有长篇题跋，这与其关于法的思想关系密切，其云：“我昔日见‘我用我法’四字，心甚喜之……夫茫茫大盖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则无往而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曰为我法，又何法耶？”，他感叹道：“后之论者，指为吾法可也，指示为古人之法可也，即指为天下之法亦无不可。” 从石涛法的主张看，他之所以提出“我用我法”，就是要超越一切成法（包括古法和一切具体的法则），克服理障和物障，进入到一片自由的创造境界中。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我法立而他法死，我法即是一法，一法即是无法。理解石涛我法与一法的关键在一个“我”字，石涛的“我”的天地是不能有任何法可以规范的主体，他真正挣脱了法的束缚，所以有“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的说法。此臣法也即无法，无所拘束自由涌现之法也。所以，1691年，他在著名的《搜遍奇峰打草稿》中，有“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的著名表述。“不立一法”强调，我石涛的“我用我法”，其实是不立一法，没有任何法，即无法。“不舍一法”的“一法”就是他的至法，“一画之法”，这是“吾旨”——我的画学思想的最高准则（这两句话中的“一法”意思并不一样，“不立一法”的一法是一个准则，“不舍一法”的一法是一画之法）。这里更加清晰地显现了石涛关于法的思路： 石涛注意到，他所用之“我”也易引起理解混乱。作为一法的我法，统摄众法，但我自为画，自有我在，对于那些不能领会石涛自由创造精神的人来说，又极易产生一个新的障碍——我障。执着于我法，虽然超越了外在的障碍，却溺于内在的困顿中。我用我法，一旦变成一种定则，一种不可超越的法则，一种对个性化的自恋，那么我法又极易堕入我障中。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超越内在的障碍比超越外在的障碍更难，破我执甚于破物执，我执之障能使创造精神变成一腔幽暗的冲动。所以石涛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他强调“我自有我，自有我在，发我之肺腑，出我之肝肠”，宣畅自己的天赋法权；另一方面，他又说：“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一法立即我法立，我法即无法，晚年他在扬州，曾在山水册中题道：“是法非法，即成我法。”可见，石涛是以我法破他法，又以无法破那种可能趋于定相的“我法”。作为定相之我法，已非一法，它是对创造精神的遮蔽。依石涛画学的逻辑，他的无法论强调，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发现，一次创造，一次对此前的超越，石涛将佛教法无定法的思想如盐溶水地汇入自己的画学体系中。 1703年，他在题画跋中赫然标出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石涛提出一画说，是要申发他强调个体创造力的思想。《一画章》云：“一画之法，乃自我立。” 《远尘章》云：“画乃人之所有，一画人所未有。”这两处常常被解说者释为：一画别人没有提出过，是我石涛第一次提出的。将石涛这两段话理解为著作权的问题。有论者进而指责石涛：一画并不是石涛第一次提出。用石涛的话说，这真是“冤哉”！这里的“我”不是石涛，而是自我(self)，一画之法，是我心中之法，而不是他法，立一画之法，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这一画之法，“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它是太朴赠我的一粒生命的种子，它是宇宙赋予我的天赋法权，它神妙莫测，就藏在我的生命的深处。《大般涅槃经》卷十九《德王品》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僧，无有差别，三宝性相常乐我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性，都有自己的灵明，所以我石涛提出一画之法，就是要人把内心里的这个灵明显露出来。不必仰他人之鼻息，不必拾他人之残羹。我之有我，自有我在，别人作画，有别人之创造，我作画也有我的创造。何必以他人之意堵自己之路，我之作画，是我心中的一画，我心中的灵明，是他人断断没有的。 在万法之中，石涛为何要树立一画之法？因为一画之法，是我的法，由我而立，是我深衷的感受。万法万学，虽然也有可观处，可学处，但总是他法。虽能资我心，激我意，但也可囿我心，困我意。我意不展，成为他人之奴仆，成为成法之工具，何来创造！何来新意！以这样的心意作画，虽曰作画，不如说刻画；虽曰己画，不如说是他人之画。在石涛看来，无一画，即无魂灵，这样也就达不到石涛所说的“出人头地”。 人不能做他人他法的奴仆，也不能做万物的奴仆。他说：“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天地赋予人以生命，人生命的展开过程，就是天赋生生精神的铺展过程，人以及天地中的一切都源于创化，人和万物有同样的根源，也有同样的权利，所以他说：“非山之任而任人也”。但人和山川的共通，是源头上的共通，所以人不能为山川的形式所束缚，人应该在山川之“质”上和天地实现共通，从而成为山川的代言人。 石涛没有停留在歌颂人这种权力上，而是将这种权力看作是对人的挑战，石涛提出“天之授于人，因其可授而授之。”（《兼字章》）正像黄山谷所说的“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真正的艺术家是那些能够感通天地的人，这样的艺术家才能得到创化的赐予。如心绪杂乱，汨于尘氛，心无主见，意有他骛，即非可授之人，天则不会授之。 正是这种挑战，使得石涛以激昂的笔调，呼唤人的创造力，呼唤“见用于神，藏用于人”的一画精神。他引入儒家的“德配天地”的思想强化他的观点。他的《尊受章》实际上就是谈这个问题，他说：“然贵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弃也。得其画而不化，自缚也。夫受，画者必尊而守之，强而用之，无间于外，无息于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石涛认为，天行健，天的精神就是创造精神，所谓万物资始，大明以成，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而人作为三才之一，必须自强不息，刚健不息，饮太和之气，不停地创造，这样才能配得上独立天地之间，鼎然成三，才能配得上做天地的儿子，这就叫“德配天地”。所以《周易·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样的“大人”精神，就是石涛这里提出的一画精神。 正是基于此，石涛认为一画的精神是回到天蒙，回到素朴，回到鸿濛，但这并不表示你就可以大有作为，成为可授之人，回到天蒙等只是一个起点，“透过鸿蒙之理”，是要“堪留百代之奇”。在这个起点上的创造才是艺术家最最需要的。   (2020/0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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