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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维尔·安德烈耶维奇· 费多托夫(1815--1852)，俄国19世纪上叶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出生于莫斯科九品文官的家庭，11岁时考入第一陆军学校，18 岁开始在彼得堡芬兰团队的禁卫军中服役，由于酷爱绘画，在29岁时入美术学院夜校学习。1844年（38岁）退伍之后进入美术学院接受正规训练，师从于卡尔·巴甫洛维奇·布留洛夫，起初他想成为一位战争画家，后来却成了一位讽刺风俗画家。
费多托夫是在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中成长起来的画家，他所画的讽刺性风俗画十分生动，令观者忍俊不禁而后陷入深思，他那微妙的幽默，针砭时弊。真实的描绘和深刻的讽刺内容，揭露了当时社会中的畸形人物和丑陋现象。他的作品和艺术生涯与大作家戈里有很多相似之处。画家以犀利的画笔，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对俄国社会的时弊和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被认为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
费多托夫的思想和艺术创作实践，奠定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基础，美术批评家斯塔索夫，说他是俄罗斯民主艺术繁荣的开端。费多托夫过早地离开人间，留下的风俗画作仅10幅，肖像画20余幅。著名的油画有《初获勋章者》、《少校求婚》、《过于挑剔的未婚妻》、《贵族的早餐》和《小寡妇》等。他短暂的一生留有油画 10 幅，素描及水彩约1000幅。
作品的情节十分简单：在富有的商人之家媒婆带着上校向商人之女求婚。对于未来新郎来说最重要的是新娘的嫁妆，而商人则盼望着和贵族攀上亲戚。 油画如同戏剧的舞台布景一般包含一系列动作——从少校到画面中央的一组人物（母亲和女儿）。家居装潢展示了主人对于“好派头”的追求，然而于一切之中都有着商人品味的痕迹：男主人身上不合体的常礼服，商人妻子头上按照农民的方式围上的围巾，为裸露肩膀难为情的女儿装腔作势的动作。 客厅的内部装潢也暴露了主人的癖好——墙上挂的是都主教肖像而非时髦的油画。静物写生具有巨大作用——物件不再是对事件的注释，它们获得了自身价值，由于画家技巧高超而被画得小巧玲珑，它们仿佛具有了非凡的价值。 商人的那种傻头傻脑却认真踏实的日常生活是这幅画真正的主人公。费多托夫关于这幅画写了一首训诫诗：“这画讲了个道理，赊账不是啥都能，诚实的先生们，咱这儿就是这脾气”。
作品（又被称作《虚荣心》，《不速之客》）的情节与冈察洛夫的讽刺小品《首都的朋友寄给外省新郎的信》（1848年）有关：“啥叫潮人？潮人只会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美妙地、无可指摘地着装……为了穿一条刚运来三天时兴颜色的裤子……他宁愿整整两个月胡乱打点些什么吃……为什么客人造访总是会为这类先生中的某一些造成尴尬呢？……虚荣心，生怕被注意到自己不如别人，或者想要炫耀一下，他们活得十分阔绰。” 观众面前是一个年轻单身汉又作书房又作卧室的房间，摆设物品告诉我们主人的情况。柜子上的小雕像，墙上李斯特的半身像、乱放一气的剧院海报，说明他一个颇有闲情雅致的人，但也揭露了这些爱好的表面性。时髦的长袍、肥喇叭裤、东方式的便鞋和小帽都表现出他想模仿纨绔子弟的样子。“华丽的”“布留洛夫”式的用色，都补充了“装给别人看的生活”的气氛。
费多托夫之为城市风俗画的奠基人，就如同维涅恰诺夫之为乡村风俗画的奠基人。不过如果说乡村是被看作“歇息的避风港”的话，城市就是“陋习的贼窝”了，因此，画家的任务也就是嘲笑这些陋习。 画家在自己的说明中揭示了画的情节，说明的最后一句话如是：“哪儿的生活不像话，那儿过了节就脏乱差。”画面中央是一个坳着罗马演说家造型的小官员，手支撑着撕裂的睡袍仿佛罗马人穿着托加长袍一般，头上的卷发纸则像是桂冠。他深深地自豪，指着自己身上的勋章，怀孕的厨娘（“愚蠢的组合”）展示了一只裂开的靴子作为回答。 在我们面前的是对充满古典精神的英雄场景的讽刺诗，打破的椅子、空酒瓶、桌子上的蟑螂——这些主人公们周围的物品，被诠释成独立的角色，这些细节如同卷在《警署公报》中的香肠一样，为画面带来了社会批评色彩。
画家在生命的末了创作了这幅作品，平凡的故事带来深刻的哲学总结。画中的军官被命运抛弃在荒凉的卫戍部队，为了打发闲暇时间，让卷毛狗不停地跳跃手杖。画作标题中的同义反复（“安可”是法语“再来一个”的意思）突出了这种消遣的单调无谓。 窗外夜晚的冬景是人的孤独无助、无家可归的象征。军官的形象完全被阴影覆盖，脸部轮廓无法识别——在我们面前的毋宁是作者在虚幻世界中精神上的双胞胎兄弟和自白。颜色失去了明确性，笔触则变得开阔激昂。在画面中央的并非有名无实的“主人公”，而是在情节上无关紧要的细节——高光中的景物写生。写生上的表现力要高于文学联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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