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不少伉俪情深的故事，远的如战国时宋国韩凭夫妇不畏宋康王双双殉情，近的如隋初原陈国乐昌公主不贪富贵与丈夫徐德言重新团聚；前者为我们贡献了诗句“在地愿为连理枝”，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成语“破镜重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件青铜器也是丈夫为妻子做的器物，它不但见证了周代晋国的早期历史，甚至颠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结论。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形制、来历和铭文。
簋，是商周常见的青铜食器。它的造型一般为圆口圆腹，带耳朵，下面有座圈。古人拿它盛放黍稷之类的主食，等于现在人吃饭用的大碗。 覐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原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现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2007年被公诸于世。它通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两耳之间宽21.6厘米，显然并不大，装的饭刚好够一个人吃的。该器的腹内有22字铭文，文为：
“令某（人名）侯于某（地名）”是金文和简帛书中周天子册命诸侯的固定语，“侯”做动词。铭文大意为：覐公为姚姓妻子做了一个簋，恰逢大王命令唐伯到晋地做诸侯，这是在大王二十八年时。五（族徽）。 原来这个簋，是丈夫专门为妻子做的一件“爱心碗”，看样子这个覐公对妻子充满深深的感情。 我们再来进一步解读一下，做器者覐公是什么人？显然他是唐伯也即晋侯的臣子，大约是个侯国的大夫。从铭文最后有个睡倒的“五”的族徽，可知他很可能属于周天子分配给唐国的商人族群，因为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中，一般只有商人和深受商文化影响的族群才用族徽，而周人是没有这习惯的。而且“遘于”这种用法也是殷墟甲骨文习见的。另外，从做器者称覐公为“公”还可以看出，西周初年的“公”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爵位，也不是只有朝廷三公和先王之后等地位特尊贵的人才可以叫的，在私下里连覐公这样的诸侯国大夫级别的人物都可以被家人尊称为“公”。 覐公的姚姓妻子又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传说中虞朝舜帝的后代分为姚姓和妫姓两支。
所以覐公的姚姓妻子，应是虞舜的后人。虞舜到底是谁，虞人最早起源于哪里，史学界至今还争议不清，但是今天晋南的平陆也即古虞国一带，也曾是虞人活动的地方，这是没有疑问的。覐公作为唐国/晋国的臣子，娶一个相距不远地区的女子为妻，显然是很合情合理的。 那么覐公簋铭文到底见证了什么历史，又颠覆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什么结论，敬请接着往下看。
说起周代的晋国，春秋时曾经称霸天下百余年，那叫一个牛气。一些历史爱好者应该也知道，晋国最初并不叫晋国，而叫唐国，是周成王灭掉三监叛乱时起兵反周的祁姓唐国后分封弟弟叔虞所建，因此后来叔虞才被史书称作“唐叔虞”。周成王怎么分封唐叔虞的，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桐叶封弟”（笔者的笔名“唐封叶”就是打这来的），一个是“徒林射兕”，这两个故事笔者就不在此细讲了。我们要说的是，姬姓唐国为什么会改称晋国？这个史书上也有几种说法。
按《汉书》和《诗谱》的说法，是因为唐国境内有一条晋水，所以改名为晋国的；但按《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唐国是因为迁徙到晋地，所以才改名晋国的。两者的差别大家应该能体会出来：一个是说没迁徙只改名，一个是说因迁徙才改名。那哪种说法对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覐公簋铭文——“王令唐伯侯于晋”。显然被认为是伪书的《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与金文更吻合。所以《今本竹书纪年》虽是伪书（*注），但也是元明文人辑录各种古文献加上年月凑成，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当然话说回来，《今本竹书纪年》中“唐迁于晋”的年份又错了，它写作康王九年，而覐公簋铭文写作“二十八祀”，作为当时器物的覐公簋自然是不会错的。 不过问题又来了，这个“二十八祀”又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给推翻了。要说这，还得从周初成王、康王的在位年数说起。 在先秦文献里，都没有周代成王和康王在位时间的记载；西汉时期的《史记》也没有说该问题，看样子太史公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据现存的传世史料，西汉末年刘歆在《世经》中最早提出成王在位37年（包含周公摄政7年）的说法，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最早提出康王在位26年的说法。后世，上述说法被多数历史学者沿袭，成为主流说法。 但不得不说，因为资料晚出（西汉末和西晋距离周初有1000多年），成王37年说和康王26年说的真实性的确是令人怀疑的。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开始了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2000年，断代工程发布阶段成果报告，摒弃传统说法，推定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在位年数分别为22年和25年。 不过因为文献的引用和青铜器的断代等均存在争议，断代工程结论出来时就毁誉参半。2007年覐公簋铭文公布后，断代工程自然又面临尴尬：覐公簋是西周早期之物，上面有“二十八祀”纪年，证明西周早期有一位王的年数至少在28年以上，那断代工程的成王及康王年数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 那覐公簋这个“二十八祀”到底是成王还是康王年数呢？综合青铜器器型和文献记载，笔者唐封叶认为最有可能是成王的年数，有如下理由： 1.学者们大多认为覐公簋的器型纹饰和铭文措辞更接近商末形式。 2.古籍记载成王13岁继位，所以他在位超过28年的可能性要比康王更大一些（康王是成年后继位，古人寿命一般偏短）。 3.20世纪后期考古学者在翼城县和曲沃县两县交界地区发现周代天马-曲沃遗址，很多学者认为这一带即是燮父所迁的“晋”。经过碳十四测定，该遗址中最早的墓葬在西周早期偏早时期，如果康王二十八年才命令“唐迁于晋”，实际迁徙还需时间，迁徙后也不一定立即有贵族逝世下葬，那遗址中最早的墓葬就得晚至西周中期前段了。 4.按传统说法康王总年数26年，是小于28年的，而成王37年说能容下28年。
唐叔虞初封时的唐国和后来的晋国，东汉班固等人误以为在战国的晋阳也即现在的太原一带（班固认为只改名没迁徙），其实这错得没谱。因为在西周时期今天山西中部太原一带为戎狄区域，而且先秦史料《左传》中明确提到唐叔虞初封在“夏墟”，也即今天晋南一带。另外，唐叔虞的姬姓唐国是灭掉祁姓唐国后所建，古籍记载唐尧的最后都城在平阳，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即今天襄汾陶寺遗址，唐叔虞的封国当然应该离陶寺遗址不远，在临汾盆地中。 但商末的祁姓唐国和周初的姬姓唐国在临汾盆地哪里，因文献缺乏，我们不得而知。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先后在今天的山西洪洞县、浮山县等地发掘出一些商代后期、西周初年的古文化遗址。所以唐叔虞最初的封国很有可能就在临汾盆地北部的洪洞县、临汾市区、浮山县这三地之间，只不过都城具体位置至今尚不能确定，有待考古发现。 前面我们也简单提到，很多学者认为翼城县和曲沃县两县交界地区的周代天马-曲沃遗址是后来唐国所迁的晋。这又有哪些依据呢？ 首先据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编写的地理书《括地志》记载，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有一条古河叫平水（今天已经消失），这平水上古又名晋水，燮父所迁的晋地，应该就离《括地志》说的这条晋水（平水）不远。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临汾市最南边的冀城县和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村、曲村一带，挖掘出一个以周代晋文化为主的大型遗址，这就是20世纪我国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天马-曲村遗址”。这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尤其重要的是，这个遗址中的北赵晋侯墓地，挖掘出包括第二代唐伯、第一代晋侯燮父在内的9位晋侯及其夫人墓共19座。 周初的诸侯国都不大，当时晋国顶多方圆百里，而按古人传统，君主墓地都在都城近边。所以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证明，燮父所迁居的“晋”地，就在现在的临汾盆地南部的冀县和曲沃县一带，只不过具体位置还有待发现。 前面我们说过，唐叔虞的都城鄂可能在洪洞县、浮山县、临汾市区这一三角地带间，所以所谓的“燮父迁晋”，实际就是把国家和都城，从临汾盆地的北部迁到临汾盆地的中部，南移了大约几十公里。 话说燮父为什么要把国都南迁呢？这应该与周初姬姓唐国所面临的困境有密切关系：唐叔虞带着少量周人来到旧唐国，统治着怀姓九宗和大批祁姓唐国原住民，本就不易；而当时的山西北部，是戎狄横行的地区，想必新生的姬姓唐国也像鲁国、齐国立国之初受淮夷、东夷的进犯一样，面临戎狄的威胁，十分艰难。所以可能是成王得知了唐国的困难情况主动下令，或者是燮父先向朝廷反映，总之成王最终命令燮父向南迁徙，以摆脱被动局面、重新开局。 *注：《竹书纪年》分古本和今本两种版本。西晋太康年间《竹书记年》十二卷从汲郡古冢出土后，因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观点，传习者较少，在历经唐末五代战火后最终于北宋时期失传。至明嘉靖年间，一个两卷本的《竹书纪年》突然又横空出世，但经清代学者反复考证，多数人认为它不是西晋整理的《竹书纪年》（原为十二卷）的原本，而是“伪书”。近现代很多历史大家为寻求晋代《竹书纪年》的原貌，试着辑录古书中所摘引过的原本《竹书纪年》零散文句，像缝掇“百衲衣”一样，又辑成一本《竹书纪年》，通称《古本竹书纪年》。为加区别，明代两卷本《竹书纪年》即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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