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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行云
1 集体反思： 质性研究，到底要访谈多少个案？ 对于做质性研究的学者与学生来说，最大的困扰：我的访谈个案数量，够了吗？ 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衍生出： 1. 一个合格的硕士或博士论文，需要访谈多少个案？ 2. 我访谈的这些个案，足够有代表性吗？ 3. 质性研究，不像量化研究，是不是就不用管数量了？ 虽然我们做质性研究，我们从未摆脱“数量”（个案）的困扰。 英国社会学的主要资助来源部门ESRC（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这个部门名称的前身带“Science”，后删掉了，其间密闻，我会今后再介绍），下属的国立研究方法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Research Methods）出版了一篇论文，叫作： How man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s enough? 这篇文章，不是认识论、方法论分析、不是民族志名著的再研究，而是采访了14位以质性方法见长的“前浪”者和5位“青椒”。 这些“前浪”包括： 来自美国的学者：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Howard S. Becker、象征互动论的当代老将Norman Denzin、开创“定性比较分析（QCA）”的大咖Charles C. Ragin 来自英国的学者：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在消费与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名望的Daniel Miller；伦敦大学Goldsmith学院社会学教授、音乐社会学大咖Les Beck；以混合研究方法著称、曾由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专刊讨论的Julia Brannen。 以及来自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学者。 名单详见页底。 2 到底访谈要访谈多少个？ 来个明确回答吧！ 大咖Charles C. Ragin说得直白，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一般是这样： 硕士论文：20个 博士论文：50个 《田野研究的参与角色》（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一书的作者Patricia A. Adler和Peter Adler给研究生一项建议：12-60个，以30个为平均数。 这个数量的评估，确实和我平时阅读AJS, ASR, BJS（定性更多些）观感一致。如果是两组人群比较，一般是每组访谈30人左右。 不过，曼彻斯特大学教授Jennifer Mason说得真白，“贪多”的访谈研究者，往往是刚做研究的起步者。他还调侃说： You could do 500 interviews that were all too superficial to yield much of use. You could tease out incisive flashes of insight from only a few. 3 数量背后的方法逻辑？饱和思维与比较思维 要是太讲究“数量”，那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还有什么区别吗？你可能听过一种说法，用于界定自己的访谈个数够不够，叫作：“饱和”（saturation）。这个词是 扎根理论学派开山者Glaser and Strauss (1967)名著提出来的，影响甚广。 芝加哥学派老将、《局外人》、《艺术界》等质性研究名著的作者Howard Becker说得明确： You should stop adding cases when you are no longer learning anything new.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怎么样才叫“数据无更新、访谈则终止”呢？
质性研究者，要自我教诲、预想在先、也必然会遭遇的意外，就是此种“怀疑论”的腔调。因此，与其思考“到底我要访谈多少个案”，其实不妨从“说服”的角度这样问自己： writing what you think may be true and then seeing what evidence (what interviews, what observations) you will need to be able to convince a hardened skeptic. 如何才能打消别人甚至自己的“怀惑论”呢？ 当我们在说“饱和”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多少数量才饱和，而是预设了这样一种理解：恐怕你举不出另一个相反的类别来反驳我。饱和的背后，是一种比较思维，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联接“经验”和“理论”思维（即：经验饱和了理论范畴）。比如，大概这个看上去古怪的个案，背后是某一类脉络/范畴（如Ragin谈到，访谈某一位街友，可能是为了理解“移民”） 伦敦大学Julia Brannen教授提醒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思考我们的案例选择，意味着我们走进田野，要找“对的人”，要结合我们的“理论”。 Cases are not only selected for the purposes of interview but also, most importantly,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arison in the analysis. We must find the ‘right persons’ to study in terms of our ‘theory’. 不过，一旦从比较的角度出发，那么就意味着：数量太少，也行不通了：根本不够比较的了呀！ 但是，一旦把“饱和”看作理论与经验、案例求同与求异相结合的话，那么这个“饱和”就不是像量化研究那样，先确定我的样本有多大，做一个带预设的、线性过程，而是个来回往返的过程了。 英国莱斯特大学教授Alan Bryman这样说： Such an approach to sampling is very demanding because it forces the researcher to combine sampling,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m as separate stages in a linear process. It also means that the researcher cannot possibly know at the outset how many cases he or she will need to collect data from, which causes problems when trying to formulate a research proposal or plan or when creating a budget. 4 数量之外的文化思考？“一个就足够”！ 我们不妨回到这个提问——How man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is enough? 上面的“饱和”“比较”都是以enough一词为指向，予以回答。但实际上，这个提问之所以可能，却在于qualitative/interviews这两个词——我们为什么要做访谈？目标是什么？我们所谓的“质性”的qualitative，指的是什么？ 北欧社会学会会长Patrik Aspers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What is Qualitativ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见Qualitative Sociology 期刊），就收集与整理了学界的89种使用“qualitative”一词的情况，这里不再开展。 但不妨想想，我们做质性访谈，其实也有口述史，那可能只访谈一个人？！如果我们是为了了解某一地位的“地方知识”，那访谈再多，只是为了理解“一个”。 当代象征互动论老将Norman Denzin就说得明确，质性研究这种方法，只是为了理解ONE——多个文化成员对于他们的文化是如何理解。 This method takes each instance of a phenomenon, for example an interview, an occurrence which evidences the operation of a set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s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use by cultural members. How many interviews are enough? ONE. 不过，他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质性研究的两个阶段，是从form到content，是先要了解大家各说各话的“之间”，是有诸多关联能够相互理解和互动，形成一个诠释框架与脉络（form），再接着去理解，这些事件、范畴（如权力、种族等）如何在这些范畴中具体运作（content）。 口述史专家、都灵大学/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教授Luisa Passerini也会和你说：一个个案就够了！她说，不乏这样的例子，访谈一个，足够为名著了。 Passerini教授以人类学家Gelya Frank的名著Venus on Wheels: Two Decades of Dialogue on Disability, Biography and Being Female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为例，说明这位学者通过20年左右的时间，和一位残障女士相识相熟，记录下来对这位女士的参与式观察。
那么，这种作品，又算不算只访谈了一个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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