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钟南山院士与袁隆平老先生同台的视频中，钟老称袁隆平院士为“大哥”。这是两位国家脊梁间的惺惺相惜，同时也展现了前者对于后者的一份尊敬。 英雄惜英雄，就如同在对抗新冠病毒“战疫”中逆行的钟南山院士一样，多年前，袁隆平老先生也曾打响过一场战役。 一场关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温饱的“粮食战役”。  最近，一则钟南山院士与袁隆平老先生在2011年，共同参加某颁奖典礼的罕见同台视频，引起了众人的热烈讨论： “一个管我们健康，一个管我们温饱，这是名副其实的「医食无忧」组合。” 舞台上，钟南山院士说： “我叫他隆平大哥，他只比我大几岁。我今天早上特别检查了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特别好。但是唯一有一点，以后别再抽烟了。” 2011年，袁隆平院士与钟南山院士在某颁奖典礼上罕见同台 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钟老与袁老的同框实属难得，而钟南山对袁隆平老先生的这一份“戒烟”关心，让这一次珍贵的同台，变得更加温暖。 根据袁老自己的回忆，他大概是“从共和国成立前一个月开始抽烟”的。在听取了钟南山院士的建议之后，老人家终于在2012年前后成功戒烟。 从1949年开始吸烟，袁老的烟龄有整整63年。而有些巧合的是，他在拿起香烟的那一年，也正是他决心走进农业领域的时刻。   时至今日，北京协和医院之内还保留着一份特殊的出生证明。经过岁月的洗涤，白纸俨然泛黄，但在表格中“出生日期”和“新生儿姓名”一栏，人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行手写文字： 1930年9月7日，袁小孩。 这是袁隆平在这世界留下的第一个“记号”——一串匆匆写下的日期，一个父母暂时“将就”起下的名字。  被保存完好的袁隆平的出生证明 男孩的到来对这个拥有三个儿子的家庭来讲并不特别，他的降临不符合任何一种伟人故事的开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袁隆平随着家人辗转于中国的各个城市。从北平到湖北，再到湖南和重庆，炮火与漂泊成了交织在他童年的灰色记忆。 吃饱、活着，是彼时最重要的事情。  “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人 袁隆平上小学时，正值日寇铁蹄疯狂践踏华夏大地。当时，袁家正在南方定居，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家庭”，袁父袁母深知读书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所以即便外面已是炮火连天，他们还是选择将家中的三个孩子送进学校。 长辈望子成龙，可袁隆平却对读书提不起太多的兴趣。他喜欢运动，尤其爱好游泳。自己逃课出去游不算，还要拉上年幼的弟弟。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里，袁隆平的这项爱好被长辈视为“要玩不要命”，因此，每次被父亲发现自己“拐带”弟弟去游泳时，他都免不了一顿胖揍。  少年时代的袁隆平（左） 袁隆平爱好自由，所以每次碰到春游、秋游这种事情，他都显得格外积极。有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去园艺场参观，别的孩子都觉得无聊，唯独袁隆平格外沉醉其中： “我站在院子里，看到葡萄一串一串的，挂在藤上，还有桃子都红红的，很漂亮。我想，学农真好。” 偶尔看到的艳丽庄园成了袁隆平颠沛流离生活中难得的美丽回忆，他开始构建自己的“田园梦”，转眼就来到了高考的档口。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代的洪流卷着一切大踏步向前，而袁隆平也在此时如愿走进了西南农学院，成为了建国后第一批大学生，正式开始与农业打起交道。  西南农学院旧照 在什么都刚刚起步的年代里，“上大学”算得上是当时最有趣的事情之一。 在学校，袁隆平加入了游泳队，闲暇时也打打排球，眼下的生活比想象中的更快乐，他甚至不去计划将来。 大二那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当地组织大学生参军。在经过多项体检与审查之后，袁隆平成了一名“准空军飞行学员”，在当时，这项考核的通过率还不足1%。 那一年夏天，西南农学院为即将入伍的同学举行了“欢送会”，众人唱着跳着欢呼着，可仅仅是一夜之后，这些却都成了“历史”—— 前线来报，战争已缓和，所有通过筛选但还未入伍的大学生，不再去前线。 前一秒还近在咫尺的“空军蓝天梦”瞬间化为乌有，众人沮丧至极，袁隆平倒显得坦然。 好男儿志在四方，当兵不是人生唯一的选择。  袁隆平（后排居中）读大学期间拟招为空军飞行员，同学欢送时合影 这边参军的事情刚刚结束，那边又传来了国家游泳队要来选运动员的消息。袁隆平挺兴奋，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 对于运动的热爱一股脑冲到了脑瓜顶，为了表达喜悦，他约着同学胡吃海塞了一顿，结果第二天就拉了肚子。 在“成绩排名前三便可进入国家队”的要求下，这位曾经拿下汉口赛区男子百米自由泳冠军奖杯的男孩，最终取得了第四名，为国效力的梦想再次碎了一地。  两次追梦无果，袁隆平有些沮丧。 坐在操场边上，他为自己偷偷点了一支烟。烟圈接连吐出，他也有了些许释然。 参军、做运动员都失败又怎样？儿时的“田园梦”总归还是完好无损的，不是吗？  1953年8月，袁隆平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他被送到了湖南省怀化地区的安江农校任教。 农校地处偏远山村，袁隆平要先坐火车，再坐汽车，最终借着马车折腾了整整4天，才到达目的地。 在那里，袁隆平教过语数外，讲过政史地，偶尔充当一下体育老师，人员极度紧缺时，他甚至还要当几天俄语老师。 坐标深山，日子单调，工作之外，袁隆平唯一的乐趣，就是拉奏小提琴。悠扬的琴声碰撞于山谷，传出阵阵回响。漫长时间里，这些都是他活过、奋斗过、生活过的证明。 在农校做老师时，袁隆平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那时他和同校的化学老师情投意合，谈了整整3年的恋爱。待到谈婚论嫁时，女方却反悔了。 也许是在意袁隆平“家庭成分不好”，也许只是不想在深山辛苦一生，总之，最后女老师选择了一位“工作体面”、“颇有人脉”的大学老师作为丈夫。 领证的前一夜，女老师曾到宿舍楼下等过袁隆平。可袁隆平却因领导的一句“出去散散心”而跑到了校外看电影。 那个夏夜，女子紧紧攥着衣角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了几个小时，男子坐在人群里望着大屏幕郁闷了半宿，他们相隔不远，却已是咫尺天涯。 近半个世纪之后，二人也曾在机缘巧合下见过一面，那时女老师对着袁隆平说： “如果那一晚我等到你，可能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大学时代的袁隆平 年少的爱恋总与遗憾相关，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与挽留，最后都被写成“有缘无分”的结尾。 与女老师分手后的3年，袁隆平始终在“等待”中度过。当时，前者已经跟着夫家离开了农校，后者则还在与乏味的日子较劲。 “我当时很天真，想等她离婚，这样说不定我们还能在一起。后来她写信告诉我她有了小孩，我便不再等了。” 青年时代的袁隆平 决心与初恋女友告别时，袁隆平已过而立之年。业没成，家未立，他满心郁闷，只能靠着一根根香烟缓解满心郁闷。 日子毫无进展地过，某天一位热心肠的同事忽然张罗着要为“大龄剩男”袁隆平介绍对象。 未等当事人答复，同事就将女孩拉到了袁隆平面前，后者仔细一看，来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学生，邓哲（则）。 开始时二人都有些尴尬，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倒也不那么在意了。有一次，袁隆平在屋子里洗脸，盆底漏了一个洞都浑然不知，最后脸还没洗完，水倒是先漏了个精光。 那一刻，女友觉得好笑又心疼，她说：“袁先生，真的需要一个人去照顾。” 袁隆平与夫人在实验室 相恋仅一个月后，二人成婚了。没办酒席、没有彩礼，新娘也只是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比赛球衣当做“嫁衣”。 那个初春，他们仅用几斤喜糖办了一场简陋的婚礼，不浪漫、不隆重、甚至算不上体面，可邓女士还是说： “袁先生这个老公，我找对了。” 袁隆平（第二排右）与夫人（第二排左） 婚后，原本内向、腼腆、见到女孩子都要绕着走的袁隆平忽然变得“浪漫”起来： 他会半夜11点带着爱人去小河游泳、赏月，临行前还特意在怀里揣把剪刀，这样如果爱人被水下的渔网勾住脚，他便能第一时间将它们剪开，救出爱人； 刚刚搬进新房时，他为了方便爱人洗漱，托人买来了“时髦”的煤气热水器。每次夫人在淋浴时，他隔几分钟就会喊一次妻子的名字，以防对方煤气中毒。 袁隆平与夫人 “袁先生”细心，“邓小姐”也格外贤惠。 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她总能把家中打理的井井有条。照顾老人、教育儿女、烧饭做菜……在袁隆平一心扑在杂交水稻研究项目上的时候，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妻子一人扛起了家里的大小事物。 期间，二人甚至还有过近20年的异地分居生活，可对此，袁隆平夫人却毫无抱怨。 作为妻子，她太了解爱人的坚守与不易，比起那些形式上的长相厮守与卿卿我我，她更在意的，是“袁先生”是否真的开心。 袁隆平与夫人闲暇时合奏 袁隆平收获了最合适自己的幸福，他说： “一个丈夫，如同一片树叶，无论它怎样张扬，怎样由绿变红、变黄，到末了，还是要落到自己妻子身边。” 生活之外，在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上，夫人依旧给了袁隆平十足的底气。 “文革”时期，袁隆平险被送进“牛棚”批斗。闻讯，从前与他交好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妻子始终与他并肩：“大不了跟你一起种田当农民，你照样可以搞你的杂交水稻。” 爱人的鼓励，给了袁隆平无限的勇气。 袁隆平与水稻研究的渊源，始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 上世纪50年代末，因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我国经历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 当时，袁隆平还在农校做老师，带着学生们研究红薯的种植与培育。冬日里他们70、80个人挤在四处漏风的木屋里，就连能够生火的木头都不找不到。 因为没有粮食，袁隆平和学生们只能靠吃地瓜藤和“双蒸饭”生存。（“双蒸饭”：把干粮放在锅上蒸两次，这样大量气体会增加干粮的体积，但并不充饥） 众生皆苦，袁隆平只好乐观，可唯独有一件事，让他直到今天都无法释怀： “那天我走在路上，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他们都是饿死的。” 无辜生命的逝去，让袁隆平久久沉默。那天他回到学校蹲坐在墙根，一边抽烟一边琢磨出了一个道理： 民以食为天，吃不饱饭，那就什么都是“空谈”！ “研究水稻！让大家都吃上饭！”这便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初心。 袁隆平年轻时在实验室 1960年前后，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选种，无意间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相比于周围的其他同类，这株稻谷不仅长得格外高，而且籽粒相当饱满。 经过仔细地研究与讨论，袁隆平团队确定，这株特殊的稻谷，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意外的发现让袁隆平萌生了人工培育杂交水稻的想法。他认为水稻有天然的杂交优势，可这一观点在当时，却大大违背了主流遗传学理论，众人一片哗然。 质疑声中，袁隆平开始了一次“人工杂交稻”试验。以天然杂交稻为种子，他将这些稻谷撒进田地，满怀期待，可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第二年收成的时候去看，高的高，矮的矮，稻米大的大，小的小，没有一个质量过关的。” 袁隆平（左三）给农民讲述农业知识 首次“杂交稻”试验宣布失败，随后到来的，是外界无数的讥讽与嘲笑，有好事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说道，袁隆平根本不懂遗传学。 希望破灭的滋味并不好受，袁隆平一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天，他一个人坐在田埂上默默抽烟，突然灵光乍现： 发生天然杂交行为的水稻，是因为雄蕊退化，雌蕊正常。 如此，让更多品质优良的雄性不育水稻，与正常的优势常规水稻授粉，就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杂交稻种子。 袁隆平（右一）在田间授课 为了论证这个想法 ，袁隆平团队开始了漫长且艰辛的，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的道路，如果这次的实验成功，每亩水稻田的产量，便可增加一倍。 这之后近2年，袁隆平及其团队每日头顶太阳背朝天，每天睁眼第一件事便是扎进田里，拿着放大镜对着成片的稻谷，一株一株寻找“目标”。 终于，在观察了14万多个稻穗后，他们找到6株不育株。 拿着辛苦找来的“样本”，袁隆平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述水稻杂交的基础，一夜震惊中外。 袁隆平年轻时与同事合照 1968年，袁隆平带领团队将用于试验的不育株种下，如果进展顺利，人工培育杂交水稻工程将于此获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一切，都在一场暴雨之后，被打回了原点。 那年5月的一天，一场罕见的暴雨倾泻而下。夜晚，袁隆平顶着瓢泼大雨到了水稻田，在仔仔细细检查完秧苗，确定其不会被风雨损坏后，他转身回到宿舍。 那天夜里，听着窗外的雨声，袁隆平心有担忧，但更多却是期待。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转机就在眼前了！ 第二天天刚亮，袁隆平便火急火燎地跑到了试验田，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惊呆了： “所有的秧苗都被人破坏了，甚至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我们。” 或许是由于嫉妒心作祟，袁隆平团队辛苦培育出的700多株雄性不育株全部被“内行人”连根拔起。 袁隆平说：“这件事把我的试验推迟了整整3年。” 多年后提起被毁的秧苗，袁隆平依旧很可惜 多年努力，毁于一旦，袁隆平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那段时间，他整日里坐在试验田边上，只是沉默抽烟，望着眼前的水田，他百感交集。 “恶意拔秧苗”事件已经让人心力交瘁，可舆论也在此时，给了袁隆平第二重打击。 “秧苗八成是他害怕实验不成功，自己拔的。”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他一定是撒谎。” “他就是在骗国家的实验基金，是个骗子！” 短短几天，有关袁隆平的非议甚嚣尘上。 只是一夜，这位将自己最宝贵年华都交给农田，勤勤恳恳了近10年的男人，见识到了最糟糕的事情，与最险恶的人心。 这是一段袁隆平在如今想来，都觉得“可惜”的岁月。没有人知道他为此挣扎与斗争过多少个回合，艰难困阻之后，众人只听到他说： “有困难、有坎坷，你要发愤图强才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要与困难作斗争。” 带着从试验田废井里好不容易找到的“幸存”秧苗，袁隆平再和团队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绿色战役”。 此后，他与科研团队连续奔波于云南、海南等地，耗费整整7年时间，进行育种实验。 过程中，袁隆平团队通过人类的遗传学惯性，总结出：想要获得更优质的杂交水稻，那就要打破试验田里栽培稻“近亲繁殖”的局面。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寻找野生雄性不育稻的征程。 袁隆平（白色衣服）与同事在试验田 科研小组驻扎云南时，当地发生7级以上地震。震动发生时，别人拼命往外跑，袁隆平团队却回头往实验室跑——他们要抢救得来不易的种子。 震后，原本就很是简陋的实验室变成了“危房”，大家不敢住进去，只好带着装备仪器在操场和篮球场里办公，如此袁隆平及团队又坚持了3个多月。 袁隆平授课旧照 拐点出现在1970年，在经过多年的寻找，那株众人盼望了许久的“野生不育株”，终于在海南岛南红农场，被袁隆平当时的学生李必湖找到了！ 当时，袁隆平本人正在北京为接下来的试验奔波，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马上赶往三亚。经过显微镜检验，他确定，这正是他要寻找的那株“野生的花粉败育不育株”。 根据其特性，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而这，也是日后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海南，发现天然野生不育株的现场 “野败”的出现，给原地徘徊了多年的试验撕开了一个豁口。此后，天光源源不断由此进入稻田，杂交水稻终于得到机会，开始凶猛生长。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经历了一系列优胜劣汰后，袁隆平团队终于筛选出了“优秀种子”，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试种。 望着逐渐多起来的杂交水稻田，袁隆平满心欢喜，站在试验田边上，他为自己和助手点了只烟，喃喃道： “研究杂交水稻快10年了，前8年我都失败了，这次终于看见希望了。” 1973年，袁隆平（左）于湖南省农科院水稻所的科研人员，在田间研究杂交水稻 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 这之后11年中，中国杂交水稻累计增产超多1亿吨，每年增产的稻谷累计能够养活6000多万人；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超级稻”育种计划。从第一期“超级稻”到第四期，他们逐步实现每公顷16吨、17吨和18吨的攻关目标，中国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水平始终领先于世界。 2006年，联合国宣布停止对华粮食援助，中国持续了26年的粮食受赠历史，就此划上句号。 袁隆平与同事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通过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培训国际班，已经为近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数以万计的相关技术人才； 目前，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每年的种植面积达到了700万公顷，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20%以上。 从水田到沙漠再到盐碱地，走出国门，袁隆平让更多人“吃上饭，吃饱饭”，别人问他为什么心甘情愿让技术世界共享，他的回答很简单： “这是个好事情，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呢？” 2006年，袁隆平向国际友人授课现场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 在研制与推广杂交水稻的过程中，袁隆平及其团队已是毋庸置疑的“国宝级”人物，盛名之下，袁老却更享受朴实的生活。 他仍喜欢下田，并且坚持“学生不下田，我就不教他”的招生原则，因为他始终相信“书本和电脑里都长不出水稻，但是田里可以”； 80多岁时，依旧忙碌在试验田里的袁隆平 看见衣服促销降价，他才舍得掏钱购买，被别人问起时他还会很兴奋地说道：“十几块的衣服，好穿又便宜！”； 去香港参加重要演讲，袁老花800元买了身西装，时至今日，这仍是他“最贵的一身衣裳”。 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当被问起是否还会担心出现粮食短缺问题时，袁老斩钉截铁地说： “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这是袁隆平对国人的回答，也是时间给予袁隆平的，最好的回答。 之前，袁隆平所在社区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提供上门更换身份证服务。袁老住所内部景象曝光： 上了年岁的老旧房子刚刚够袁老与爱人两人居住，家具是好几十年前买的，就连墙上挂着的世界地图都已泛白…… 单看屋内的摆设，任谁也不会想到，这间房子的主人，用一粒种子拯救过世界。 有人说，这个世界欠袁隆平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全球范围内，粮食的短缺，从来都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导火索。 可袁老只是摇头，他说，“做普通老百姓，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2020年，袁隆平老先生将迎来自己的90岁。 他是中国的“杂交水稻之父”、 是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这位老人的身上不缺光芒，但他却毫不在意。一个人，一件事，一辈子，这便是袁隆平选择的，普通人的一生。 袁老说，他这一生一共有两个愿望： 第一，是努力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 第二，是实现自己的“禾下乘凉梦”—— “很久之前，我曾做过一个梦。梦里我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满眼的稻谷都是金灿灿的，夏日里天气热，我和助手们就拿着蒲扇，坐在稻穗下面，静静乘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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