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之裂变1520（万字雄文！）

编者按

子聿君每年都会写有关阳明的文章（见附后）。此篇以第一人称，详述五百年前阳明征宁藩后，与奸佞宵小斗智斗勇，提出“致良知”的过程，铺排复杂人物关系得当，描摹刻画阳明心理精到。文中多短句，对话也不少，语言流畅，风趣诙谐，虽两万余字，却不嫌其长，尚能读得下去。作者事先作了大量的考证功夫，限于篇幅，《阳明1519-1521年大事记》、参考文献及写作后记等，只能割爱。敬请诸君赏读。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

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傅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题记

 

 

简  目

01  五百年前

02  朕要南征

03  抗旨不遵

04  谁才是俘虏

05  拜会杨一清

06  忍而无忍

07  嘉靖我邦国

08  良知赋予我力量

09  阅兵南赣

10  不是梦

11  学在闺门衽席间

12  再见杨廷和

13  致良知

 

我这一生都在追寻儒者安身立命之所在。 

我的家乡余姚紧邻着长江、钱塘江，这些大江的下游，无不是河面宽阔、水流平缓，而它们的上游，大多山高谷深、水流湍急。

我时常想，生命之河也应是这般，有平坦大道，也有急流险滩，而后者往往更接近于源头。

我正是在探寻这源头。

 

01  五百年前

 

历史长河漫漫，转瞬即是百年。 

后世称我是五百年一出的“圣人”。就让月光宝盒将时光回溯至五百年前，看一看世人眼中的这个“圣人”，是如何“超凡入圣”的。 

在具体时间和场景设置上，我没有选“龙场悟道”的那一刻，也没有选“天泉证道”的那场辩论，更不会将镜头定格在说出“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那个荒江野渡。

不是我卖关子，也不是这些时刻对我不重要，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时候更多的是在收获果实。 

对于人生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孕育，是生发，是成长，是促使种子破壳的那一分力气，是芽苗拱出土见到阳光的那一点朝气，更是伴随树苗长成参天大木的风霜雪雨。 

核子裂变之前，总是会有一个能量高度集聚的过程。人生也是这样。集聚的能量总会在某个时刻爆发出来。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是的，这个时间段，必定与平定宁王叛乱有关。但是，你绝然想不到，我选择的，不是平叛当时的四十三天，而是平叛之后的两年。 

前者固然惊心动魄，后者表面上看就是死水微澜，但这一切都是假象。 

许多人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即便是连篇累牍研究心学的著作，也对这段史实语焉不详。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两年对于我人生的意义。 

那个发动叛乱的宁王被俘获了，很多人都认为我建立了不世奇功，自此扬名立万、彪炳史册。实则帝国面临的危机远未结束，抑或刚刚开始。而我个人的人生命运，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我自幼体弱多病，却炼就了一颗足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强大内心。这份坚韧，助力我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现在，我愿意把这段心路历程呈现在世人面前，不是要吹嘘自己多有能耐，只是想为更多的人走好自己的路提供某种借鉴。 

容我先做个声明：我早年虽以“做圣贤”为人生目标，但我终究不是什么“圣人”，拼尽一生气力，也只是想做一个信道笃而自知明的人，一个不依傍别人而能特立独行的人，一个心中有光明的大写的人。

 

02  朕要南征

 

当我注视着蜷缩在囚车里的宁王（现在似乎应该叫他“逆濠”）时，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位亲王的人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整个江西因为他的一己私念，成为一片废墟。无数生灵惨遭涂炭之苦，老人失去儿女，孩童失去父母，万千家庭经受灭顶之灾。还有贤良淑德的娄师妹，也因他不听谏阻而投江自尽。

但是，他自己过了把做皇帝的“瘾”，这就够了。他怎会关心普通百姓的死活？这似乎解答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 

他这个“假皇帝”，和北京紫禁城内的那个真皇帝，都是朱家的子孙，流淌的都是洪武大帝的血液。借用后世的一个名词，他们拥有共同的“基因”。 

在他们看来，这大好的江山社稷，都是他们自家的，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其他人管得着吗？ 

就在刚才，这位亲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 

听见没！谋反这样的大逆之举，在他朱宸濠看来，不过是老朱家的家务事！想必他和他的那位正德皇侄，能聊到一块儿去。 

恕我不敬，正德皇帝即位十四载，足足玩了十四载。提及这位皇帝，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绝不是因为他下旨打我屁股，我对他怀恨在心，才这么想搞臭他。 

说句实在话，正德皇帝不是荒淫残暴的昏君。他宠信太监刘瑾，最终也把他凌迟处死了；安化王朱寘鐇、宁王朱宸濠，一北一南，相继叛乱，但最终也都很快平定了。 

他宠溺奸佞，但只是把他们当作玩伴，也颇能重用杨廷和、王琼、杨一清这些治国能臣，国家整体上还算运行平稳。 

有人说他是最荒唐的皇帝，也有人说他是最真实的皇帝。他不喜欢北京城，喜欢和大臣们玩“躲猫猫”，一不留意他就逃出紫禁城玩去了；他也不喜欢坐朝堂，成天呆在他自己的“豹房”内不出来。 

有关他的风流史，虽然不是“罄竹难书”，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就像商纣王和隋炀帝，后世写历史的，为了要道貌岸然地教训一下君主，给他们泼了很多脏水。

但不得不说，他距离儒家所期望的明君相距甚远。单是一个“玩”字，就几次三番差点毁了大明帝国。他就是喜欢玩，什么事有乐子他就干什么事，什么人懂得玩他就宠幸哪些人，什么地方好玩他就到哪儿玩。 

喜欢玩有错吗？普通人或许没什么，但是作为皇帝，就是有错，而且是大大的错！ 

要不是他成天“耽乐嬉游，昵近群小”，宁王又怎敢觊觎天位、发动叛乱？所以，这一切还得归结到正德皇帝这个根源上来。诸君有兴趣的，只需对照朱宸濠谋反所发的檄文，与我所写的奏疏，就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 

其实，我想这些都是瞎操心。 

尽管宁王想把正德皇帝干掉，自己当皇帝，但正德从内心深处，或许并不反感这个人。相反，他对宁王叛乱这件事可能会极度兴奋。正因为南方发生了叛乱，才给了他到江南游玩的藉口。 

更何况，这次和前几次的出巡都不同。北方大漠有什么好玩的，江南佳丽地，才是人间天堂。因此，这次机会他绝不放过，南征宁王志在必行。 

当然，少不了一帮大臣劝阻、哭谏，无非是再打一打他们的屁股。谁让大明皇帝就好这口呢。

他是该多讨厌北京城啊，又是多厌烦皇帝这个宝座！有人求之一生而不得，他却弃之如敝履，真是五百年一出的混世魔王。好吧，两个五百年一出的人物，赶到一块了。 

“可是，打住，我王守仁已然把宁王给擒获了！” 

“不算哈。把宁王放出来，扔进鄱阳湖中，给他几路水军，威武大将军要与他决一雄雌，看看到底谁才是根正苗红的真命天子！” 

我没听错，这就是宫里传下来的旨意。 

威武大将军是谁？这是正德皇帝给自己的封号。他是真的不想当皇帝，他心中最赏识的，就是这个大将军。这是他前两年出关偶遇蒙古小王子，打了一场“应州大捷”后给自己加封的官职。 

据说那场大捷，双方各自军马数万，相互厮杀了一整天，各自死伤十余人，正德皇帝自己还斩杀了一个。恕我脑洞太小，真不知道十万兵马是怎么厮杀的，才有这样一个结果，想象不出来那个场景。 

反正从那以后，朱厚照没了，改名叫朱寿。皇帝也时有时无，有时候就叫“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来他还下旨，封自己为“镇国公”，在关外建了国公府，打算常住。 

这不是戏言，有敕文：“总务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还有薪酬，呵呵。 

再后来，他又下敕给吏部，说“镇国公朱寿宜加太师”。嗯，朝廷的职务，皇帝说了不算，正规合法的手续还是要履行的。 

我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七月二十日攻下南昌，即日上奏《江西捷音疏》；二十六日活捉宁王，三十日上奏《擒获宸濠捷音疏》。皇帝和他身边的佞臣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亲征大军于八月二十二日由京师出发。 

跟随太师、皇帝南征的，有太监张永、张忠，安边伯许泰，平虏伯江彬等。许泰，或许他更喜欢别人喊他朱泰，是皇帝的干儿子，此时充任威武副将军。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但这是一支合法的军队。只是，他们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要比赣南土匪更大，要比宁王的叛军更大。 

赣南剿匪不过是牛刀小试，宁王外强中干，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对手。眼下，我将迎来一场真正的对决。这个强大的敌方团队，背后的靠山，不是别人，恰是正德皇帝本人。

03  抗旨不遵

 

恭敬地写再多的谏阻奏疏，也是没用的。御驾亲征的大军已经逼近。 

我绝不能再让他们祸害江西百姓，目前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快地把宁王亲自献给皇帝。 

但张忠、许泰、江彬这些奸佞之徒，原本就抱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又怎会让我轻易地达成所愿呢？ 

他们以“军门檄”令我停止献俘，但平贼献俘，本是国家的常典，也是做臣子的职分。我不能听他们的。

如果把宁王留在江西，等他们来审讯，不知又要牵涉出多少事端，连累多少无辜官民，江西百姓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灾祸了。 

我按照原定计划，于九月十一日，押解宸濠等俘虏，从南昌启程。打算经水路而东，由浙江北上，献于朝廷。 

当我们一行人抵达广信府（上饶）时，接到由江西按察使转来的张忠要求停止献俘的公文。张忠是以“钦差提督军务御马监太监”名义发出的。 

我当然不怀疑这份公文的真实性，它不仅是张忠的意思，某种程度上讲，也代表了皇帝陛下的意思。 

但从此刻起，我要变得糊涂起来，或者叫“装迷瞪”。 

我立即行文兵部，要求查验张忠等所携带公文是否真实。我一本正经地写道： 

“卑职现在身负军旅重寄，地方安危所关，三军死生攸系，一应事机，若非奉有御宝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轻易凭信？” 

“我刚收到的这些公文，皆与祖宗旧章成宪不符。即便真是出自于皇帝本意，也应由兵部先行或同步下达知会公文。万一是奸佞之徒假托官家名目，乘乱作弊，以致发生不测之乱，我王守仁就算死一百次，恐怕也于事无补。”

 

因此，我无法按照他们的要求，返回南昌。 

我必须尽快离开江西。说走就走，我们马不停蹄从广信出发，星夜兼程，过玉山、经草萍驿，顺利抵达杭州。 

“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真希望皇帝能体谅小臣的一篇苦心。 

我们刚找到落脚地，张忠、许泰等派出的锦衣卫千户就赶到了。这不，我已经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了。 

“奉威武大将军钧牌，提取反贼朱宸濠一干人等。”

威武大将军算什么玩意儿！至多不过一品，况且他是武官，我是文官，文武不相统属，焉能号令我行事！ 

属员们听了我的这番话，个个目瞪口呆：先生莫非气昏了头脑？威武大将军就是当今圣上啊！ 

废话！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此时此刻，我除了卖傻装萌，还能做什么呢？“人子于父母乱命，若可告语，当涕泣以从，忍从谀乎？” 

我像是能干出“逢君之恶”一类事情的人吗？ 

我只能选择“抗旨”。何况在我心中，圣旨就是圣旨，钧牌就是钧牌，岂能混淆？我拒绝的是大将军的钧牌，又不是圣旨。 

他不是厌恶当皇帝吗？就去做他的大将军吧！ 

就算是皇帝，也只是世俗的君王。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有一个“精神之王”，就是各自本真的良知。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这是底线。 

按照潜规则，我还需拿出重金答谢这名千户。既然这回不能按常理出牌，那就只能装迷糊到底了。 

“给五两银子打发他走人。”我这样不耐烦地对下人们说。 

仆从们对这个决定吓蒙了。不等他们询问，我更加坚定地给他们重复了这个指令。 

“只给他五两，多了没有！” 

千户大人当然不会接这五两银子，气冲冲地走了。临走撂下两句狠话：你们等着，我还会再来的！ 

他倒是说话算话。按礼数，他应该来辞行。我见到他，没等他发怒，就上前拽住他的手，客客气气地说： 

“我在正德初年下过锦衣卫的大狱，见过的人多了，但从来没有见过轻财重义像您这样的。昨日薄礼，大人不纳，令我惶恐。我这个人没什么专长，只是善作点文字，他日一定写篇文章，颂扬您的品格。” 

估计他心里不知怎么骂我：人言王守仁多诈术，果不其然！真是一只精于算计的老狐狸。 

哈哈，但这会，恐怕实在张不开口吧。 

这名千户回去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他也必定会添油加醋地诬陷诽谤我。 

没时间了。我必须尽快把宁王交出去。可交给谁呢？张忠、许泰的人就在眼前，皇帝还在千里之外。 

看来只能交给“他”了。

 

04  谁才是俘虏

 

我早已打听到，亲征大军分成了三路。 

皇帝率领大部队，江彬随从，一路游玩，行军最为迟缓。张忠、许泰正快马加鞭赶往江西南昌，还有一路由太监张永统领，刚刚抵达杭州。 

张忠、许泰自然是来索要宸濠，并为皇帝下步平乱做准备。张永作为先遣部队，先行抵达杭州，估计是为皇帝游玩探路的。 

照目前形势看，直接献俘给皇帝，可能性比较小。一方面是路途太远，由于走得过急，部分囚犯已经染病死在了路上，再长途跋涉，恐生变故。若宁王也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另一方面，我从内心感到，此刻献俘给皇帝的时机确实未到。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一时恐无法接受宁王被俘的现实。在他寻花问柳的同时，兴许还在做着大将军的美梦，渴望着与宁王在鄱阳湖大战三百回合。 

在这个时候，我冒然把捉来的宁王献给他，岂不是坏了他所有的美梦！ 

你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吗？ 

退而求其次，只要宁王不落在张忠、许泰、江彬这帮奸佞之徒手里就好。如果能够献俘给张永，应该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张永也是个太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据说当初怂恿皇帝御驾亲征，他也有份，而且从我查抄宁王府行贿的账本来看，他也受贿不少。 

但是，在太监里头，他还算是有些学识和识见的。早在正德五年，他能够与三边总制杨一清联手，铲除权势熏天的大太监刘瑾。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他与其他的太监大有不同。 

这么一想，我目前的处境和当时的杨一清，多少有些相似处。 

那一次，也是藩王叛乱，杨一清与张永奉命征讨。在平叛过程中，两人结成联盟，密谋除掉刘瑾。张永在向皇帝报告平叛经过时，当面揭发刘瑾罪状。可以说，两人里应外合，打了一场漂亮的锄奸战。 

这一回，也是藩王作乱，虽然我把这个藩王擒获了，但朝廷腹心之患仍在作祟。我深知，单靠我个人力量是无法完成历史重任的，我必须找到一个有力的帮手。 

这个帮手还只能是张永。

尽管我事先差人通报了讯息，但张永对我的到来，似乎并不热情。我已没有任何退路，唯有坦诚相待，最后一搏。这是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张公公可知当前局势的危急吗？” 

“请王大人赐教。” 

“江西百姓久遭宸濠之苦，现在叛乱方平，又遇大旱，难上加难。大军南下，兵饷粮草巨大，地方百姓如何担负得起？倘若再激起民变，天下必将大乱，社稷何保？苍生何辜？” 

“王大人所言极是，有什么好的对策吗？” 

“张公公，我把朱宸濠交给你，你去南京献给皇上。劝皇上班师回朝，则江西幸甚，百姓幸甚！” 

这个提议倒是让他吃了一惊。他的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不确定：如此大功，你王守仁会轻易让别人代领？ 

“守仁一片赤诚，起兵平叛，为的是黎民百姓，天下太平，如此而已。” 

张永这才说道：“我此番奉命南下，皆因群小围于君侧，须调护左右，非为邀功而来。我有我的难处。皇上的脾性，你是知道的。事已至此，倘若顺着皇上的旨意而行，事情总会有转旋之机；倘若逆了圣意，徒激群小之怒，只怕无救于天下大事矣。” 

张永久在皇上身边，所说的话颇有道理，我也就不再坚持，当即把宸濠一干人等交予他。 

临走的时候，我还向张永透露了一点信息：宁王原来与朝中百官频于往来，我在王府查抄到许多信件、账单，现在都付之一炬了。张永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连说王都堂心胸大度，令人钦佩。 

第二天，我就递交了《献俘揭帖》。随后又向浙江省按察使递交了公文，又行文给新任江西按察副使陈槐，请他一同押解宸濠等逆犯回南昌。 

我历尽险阻把宸濠从南昌押来杭州，没过多久，张永再把宸濠从杭州押回南昌，虽然折腾，却是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到了合适的人手中。 

至今我仍然记得，当我最后一次注视囚车里的朱宸濠时，我的心中猛然一惊：如果说他是我的俘虏，我难道不是世间功名利禄的俘虏吗？除了这副躯壳，我的内心是否也是某些执念、挂碍的俘虏呢？ 

我曾多次与人说起：“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很多人从剿匪平叛的层面理解，认为这是我的攻心术：消灭匪寇是容易的，收服人心却十分困难。 

这层理解实在过于肤浅，且有断章取义之嫌。“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与杨仕德薛尚谦》）我是要与志同道合之人，共破各自心中的“贼”，扫荡自己的“心腹之寇”。 

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我不愿做可怜人，更不愿做让人鄙夷的人。我要做有着独立人格、能够独立思考、可以独立行走的真正的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做一个有良知的“自由人”。 

不再想这些了，此刻我也倦怠了。就在西湖养病吧，顺便到净慈寺游历一番。

 

05  拜会杨一清

 

我对张永劝说皇上回京仍然抱有希望。但是我错了。皇帝根本没有罢师回銮的意思。 

“丈夫贵刚肠，光阴勿虚掷。”总在西湖静养终非长久之计。我还是打算面见皇帝，把情势当面给他汇报清楚，特别是对于抗旨行为，我得给他解释一下。 

张永倒不拦我，只是建议我经过镇江时，见一下杨一清。此时的杨一清，正在镇江老家休养，那就顺道去吧。 

按说我应该早点去拜会他的，既然决定了要与张永联手，还能不见他这个战友吗？ 

有后世的所谓研究者，认为我见的是杨廷和，这不是瞎扯淡吗！杨廷和作为内阁首辅，此时正在北京主持大局，怎会跑到镇江来呢？ 

要见杨一清有很多理由，最重要的一条，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剿匪平叛，我在行。但我从未置身权力中枢，对于高层斗争，简直就是个“白脖”。除了张永，能够暗中助我一臂之力的，恐怕也只有这个杨一清了。 

杨一清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还说已经恭候我多时了。但他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这符合他的性格。 

虽然对任何时势都了如指掌，但你不说，他也不提。想当初，他和张永密谋干掉刘瑾时，就是这副德性。好吧，我先开口。 

“我想面见圣上，把张忠、许泰、江彬的罪行告知天下。” 

杨一清根本不拿正眼瞧我，只是领着我去欣赏他的宅院和后花园。他说他给园子起了个名字，叫“待隐园”，问我这园名如何？ 

我哪有这份心情，有点不耐烦，打算给他讲一下迫在眉睫的局势。可杨一清不等我开口，就问： 

“难道阁下忘记了十几年前被打屁股的事了？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他竟然提这事，让我有点没料到。 

“当今圣上，容易受到群小的蛊惑，难于听进正人君子的劝谏，如果硬碰硬，往往适得其反，自己遭殃不说，对于大局可以说是百无一用。对付奸佞之徒，空有一腔报国热情，是不行的！” 

这和张永不谋而合。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学会忍耐，并设法与他们周旋，等待有利的时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来之则安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等皇上玩累了，也玩腻了，我们把前期准备工作做足了，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唯唯点头称是。 

杨一清不愧是杨一清，深谙斗争之道，难怪连张永也对他敬畏有加。他虽然在家休养，但对于朝局可谓洞察秋毫，是个实力派人物，能量不容小觑。 

他这个园子，没过几天，皇帝陛下也来观赏了，还在他家住了两天。想必那个时候，他也为我说了几句好话。 

以上谈话内容，都是历史上找不到记载的。密谋嘛，天知、地知，杨一清知、王守仁知。公开的报道只有几个字：“大学士杨一清固止之。”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是杨一清在给我使绊子，有意不想让我见到皇帝，他和张忠、许泰是一路货色。 

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想的。现在的杨一清有什么理由给我设套呢？他劝阻我，有长远考虑，是为我着想。杨一清后来还给我父亲写了墓志铭，如果我俩的关系差劲的话，我会请他做这件事？ 

东邻岛国有个叫东正堂的，他看懂了这次会面蕴藏的深意。他说：“将江彬拖至武宗面前，控诉其罪，此举实在是无谋至极，杨一清坚决阻止，乃至当处理。” 

还有一个叫冈田武彦的。据说十年间，他横跨八省八十余县，对我所到之处一一进行考察，行程两万余里。又亲到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饱含热泪祭奠我。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尽管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但可以称得上是我的异代知音。 

不过，我也清楚，政治关系的建立，大多是基于利害关系的考量。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 

到了嘉靖年间，杨一清已然当上了内阁首辅，为了阻止我入阁，对我下黑手，那是后话了。 

此刻，我们还是盟友。

06  忍而无忍

 

常言道：能忍，才能成就天下大事。但忍也有高低、深浅之分。 

“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咬牙切齿忍到最后爆发，不仅内伤已成，而且乱了自家方寸。这是低层次的忍耐。 

忍耐本身不是什么高境界，能够“忍而无忍”，才会觉得一切逆境都是很自然的事，才能在忍耐中集聚力量，才能在时机到来时一鸣惊人。 

平定叛乱后的这几个月，让我思考了很多，更让我懂得了忍耐的涵义。 

“题诗忽忆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园。”我怎能忘掉江西的百姓呢？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派中贵人传旨，命我返回南昌。这当然是江彬的主意。他是绝不会让我那么容易就见到皇帝的。 

返程途中，我在鄱阳湖中的小孤山上触目良久：“奇观江海讵为险？世情平地犹多艰。呜呼！世情平地犹多艰，回瞻北极双泪潺！” 

平叛不易，处置平叛后的诸多事变，更是艰险，稍有差池，全盘皆输。就像数百年后的那半个圣人，剿灭太平天国后，事端反而多了起来。 

唐人杜荀鹤有首诗写得很好：“泾溪石险人兢慎，经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大江大河顺利走过来了，阴沟里翻船的也不在少数。 

后面的每一步，我都要谨慎、谨慎、再谨慎，绝不能掉以轻心；我更要忍耐、忍耐、再忍耐，绝不可轻举妄动。

江西官民并不清楚我是如何献俘于张永，更猜不到我与杨一清密谈了什么。实在说，他们也顾不上，只因此刻的南昌城内，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张忠、许泰的先遣部队进驻后，以清查宁王余党为名，搜罗百出，军马屯聚，日耗巨资。他们对真正的宁王余党不感兴趣，反倒像是专门为宁王来报仇雪恨的！ 

这些兵痞整天耀武扬威，要吃要喝，干的都是敲诈、勒索、劫掠的勾当。兵匪一家，兵之祸，远胜于匪，我是见识到了。

他们抓走了立下汗马功劳的知府伍文定。审问时，文定大骂：“我等为国家平贼，何罪之有！汝辈身为天子腹心，屈辱忠良，为宁贼报仇，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国法理当斩了你们这些反贼同党！” 

文定好样的！是个血性汉子。 

他们又想方设法去提审宸濠，并暗示宸濠：如果说出来王守仁曾与他交通，他们就会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赦免他的死罪。这一招够毒辣。 

但事实证明，反贼也比他们有道德。无论怎么诱供、逼迫，宸濠只是说没有这回事。被他们折磨得实在没法了，便说了一句：“独尝遣冀元亨论学。” 

宁王还未谋反时，总是做出一番礼贤下士的姿态，多次给我手书问学，他是正儿八经的亲王，来而不往，岂非无礼之极？ 

冀元亨是我的学生，还是我儿子的启蒙老师，为人忠信可托，为学务实不欺。所以，我让他代我去还礼。他回来实言：宁王必反，先生早作准备。我连忙让他外出躲避风头。没曾想，成为他们的把柄。 

张忠、许泰等当着我的面，把冀元亨抓了起来，肯定少不了严刑拷打。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自始至终，这些人的真正目标人物，只有我一个。 

“王守仁原是宸濠反叛的同谋，因见朝廷出师，天兵降临，不得已将宸濠抓获。”

把我抓起来，请功于皇帝。这就是他们的目的。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不，这不仅是在颠倒黑白。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宸濠在朝中的同党。他们说我的话，实际上就是在说他们自己。 

宸濠谋反成了，他们就是开国功臣；现在失败了，他们必须先自己撇清关系。非但如此，他们还要尽可能地牵连其他人，这样他们才能给自己脱逃干系。 

只有把南昌乃至江西这汪水搅得越来越混，他们才有可能死里逃生。 

每到此时，总有一些见风使舵的地方官员，他们或者害怕得罪朝廷，或者本身就与宁王勾勾搭搭，贼喊捉贼，跟着折腾。 

局势已经到了近乎摊牌的境地了。 

一些兵士成天坐在衙门口，指名道姓，肆意谩骂，故意挑起事端。属员们个个义愤填膺，要出去与他们拼命。 

杨一清怎么告诫我的？ 

要忍！ 

首先我自己不能动怒，其次要注意疏导好下属们的怨气，还要尽可能地让南昌百姓少受连累。

一方面，我令巡捕官私下告诫市民：近期最好移家于乡间，只留老弱在家。另一方面，正式向南昌军民发布告谕，明言：北军“万里远来，皆为朝廷之事。抛父母，弃妻子，被风霜，冒寒暑，颠顿道路，经年不得一顾其家，其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 

“尔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宁之苦，即须念诸官军久离乡土、抛家弃室之苦，务敦主客之情，务怀怨恨之意。”至于暂时遭受的损失，待事情了结之后，朝廷定有抚恤。 

我更须身体力行。每当见到有兵士染上疾病的，就令人送药给他，有病重过世的，就给他棺材安葬。 

想当初，一篇《告谕浰头巢贼》，连土匪都能感化，还怕折服不了这些官军？谁心里没有那点良知呢？ 

“个个心中有仲尼”、“人人有个圆圈在”。我是相信，每个人都有个良知在。只是某些时候，被遮住了而已。 

忍耐绝不是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而是要施以恰当的策略。张忠、许泰把宁王府搜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早就这么干了，还能留给他们！ 

“宁府富甲天下，所蓄安在？” 

“朱宸濠把积累的财宝都行贿给京师要人，准备起兵时与他们约为内应，我手上还有账簿呢！” 

自己干净不干净，心里还没个数吗？但是，前文提到，我曾对张永说，我早把这些账簿付之一炬了。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哈哈，这就留给你们去猜测吧。 

事已至此，他们还是不甘心。 

有一天，张忠、许泰几个人竟然脸色和气地邀请我，去观看京军操练。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即便明知是“鸿门宴”，也得去。 

到了地方才知，兵士们正在练习射箭。 

“王大人久在军中，想必对于射箭并不陌生，何不趁此机会给我们露一手，好让我们见识见识。” 

“某书生何敢与诸公较艺，诸公请先之。” 

真是小人之心，愚蠢可笑之极。想在三军面前羞辱我，门都没有！我虽年逾半百，但宝刀未老。老虎不发威，你还真当我是病猫呢。且让汝等知道老夫的本事！ 

我能听得到，在我“三发三中”后，三军将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军人还是最敬佩实力、靠实力说话的。我都不好意思去看那几个小人的嘴脸，想必是一脸的难堪吧。 

如果先前是忍耐，此刻就是出击。 

还要添把柴火。眼看冬至节到了，南昌民众久遭旱灾、兵祸，家家祭奠亡灵，人人放声哭泣，直哭得北军将士个个思乡，无心久留。

对于张忠、许泰来说，南昌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走人。回南京。

他们已经得到消息，正德皇帝到达南京了。他们要到皇上面前告御状去。

“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且由他们去吧！

 

07  嘉靖我邦国

 

正德皇帝总能给人意外惊喜。

第一次，大明王朝的皇帝不在京师过春节。自成祖迁都北京后，作为陪都的南京，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迎来了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

一片欢乐祥和的背后，是无耻的谗言和诬陷诽谤。张忠、许泰把在南昌受到的“委屈”，一股脑添油加醋地倒给了江彬。这三人再去找他们的主子。

“王守仁在江西拥兵自重，必将举兵谋反。”

“必反？”皇帝疑惑。

“必反！”众口一词。

“如何验之？”

“召必不至。”

“那就召吧。”

看来，不单单是我想去面见皇帝，我的对手也希望我去。只是，他们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要不是张永，我险些中了他们的诡计。

张忠、许泰屡次假传圣意，让我前赴行在。只要我一离开江西，他们便以擅离职守的罪名陷害我。是张永派出幕士顺天和检校钱秉直，提前将实情告诉我，我才没有上当。

如此几次三番，他们便以为，我还是不会赴召，正中其下怀。这一次，还是从张永那得知，不是伪诏，确是皇帝要召见我。朝里有人好做官，此言不虚。

数月以来，我等待的就是这么一天。杨一清所谓的“时机”，真的来了。我立即启程。舟船沿赣江而行，经鄱阳，入长江，顺流而下，没几天就到了南京。至上新河龙江关，报奏皇帝。

几乎同时，张忠的眼线也把这个信息上报。江彬、许泰都有些疑惑：咦，此前屡次征召，都不见他来，这次为啥这么快就来了呢？必定是张永这个老奴给他透露了风声。

三人最后商议：不能让王守仁见到皇帝。中间怎么运作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很快就接到了圣意：王守仁回芜湖待命。

已是午夜时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真是美啊，可我一点欣赏的心情也没有。

“我一身蒙谤，死即死耳，然如老亲何？”

“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

回芜湖吧。九华山就在身边。弘治年间，我曾游历九华，倏忽将近二十年了。宦海浮沉，人世沧桑。成仙入道、念经打坐，何尝不也是一件幸事。

一天，皇帝终于想起来他曾经征召过我，就问：王守仁为何不来？

“王守仁来是来了，不知何故又去九华山了。可见其目无君上。”

幸有张永为我辩解：“守仁实忠臣，今闻众欲争功，欲并弃其官，入山修道。且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

皇帝似乎对身边近臣的所为有所感悟，他本可以再彻查此事来龙去脉。但他不想改变目前的格局，因为他玩得正起劲。如果把这帮人都查办了，他和谁玩呢？谁又能让他如此称心如意地玩下去呢？

皇帝只是传旨：王守仁回江西。我只能选择回去。

在回南昌的路上，要经过庐山。这里有宋黄庭坚的“七佛偈”岩刻。我要在旁边立一个“纪功碑”，把平定宸濠始末真相告诉世人。

“正德已卯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

“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

“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以嘉靖我邦国。”

“正德庚辰正月晦，都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

我把从征官属名字都列在了上面。这份功劳，任何人也抢不去。不是争功，而是要给历史留个见证。

“嘉靖”这两个字是不是很熟悉？是的，这是后来世宗皇帝的年号。不要问我为什么想到了这个词。

这个时候，宸濠也被押解到了南京。在南京城外数十里的地方，皇帝携百官盛装出席，列俘于前，高奏凯旋曲。

唯独我王守仁无法参与这样的盛典，所以对于当时的场景，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凯旋仪式算什么？历史只会记住，这就是一场闹剧。

08  良知赋予我力量

 

宁王谋反当时，我就给皇帝上疏：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其特在宗室？”难道觊觎天位的，只有一个朱宸濠吗？

伏望陛下“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黜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则天下尚有可图”。看来，直言犯谏的毛病我是改不了了。

经过此番折腾，我心中坚定：江彬绝不是仅仅针对我的，他们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季孙之祸，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宁王只是一个蠢到家的傻帽，这样的祸患是人人都能看得到的，但朝廷心腹大患又有几人能够知道呢？

虽然尚未掌握他们确凿的证据，但我能确定地觉察到，皇上一日不班师回朝，不测之变就可能随时发生。这是一场比宁王谋反更加难以应对的危机。 

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先前，杨一清让忍耐以等待时机是对的。但是，一味的忍耐只会让人得寸进尺，还会向对手发出错误的信号，以为我们真的拿他们没办法，任由他们胡来。

对于朝廷的忠心，对于黎民的责任，不容许我对眼下的情势熟视无睹。必须让对方意识到我方强大的力量，才能有效阻止他们为非作歹。

正是怀着这份忧虑，我在路过九江时检阅了当地驻军。

当下，既要倾心处理江西地方政务，尽可能减轻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尽快恢复社会和生产生活秩序，更要腾出很大的精力，来对付朝中的奸佞。

我于正德十五年三月上疏，请求豁免江西地方税粮。去年以来，江西大多数府县遭受严重旱灾。宁王起兵谋反，当时就给百姓许下诺言，待事成之后减免赋税。我在集兵起义之际，亦曾以优免税粮为号召。

朝廷应当比宁王更加体察百姓的疾苦，才能获取民心。

但事与愿违，朝廷上的衮衮诸公，距离江西太远了。无耻政客的眼中，只有自己头上的那顶乌纱帽，根本不把江西百姓放在心上。

“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荡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责可矣。”

上行下效，上级搞官僚作风，必然带着下级搞形式、走过场，上级的责任恐怕更大一些吧。我常在奏疏中表达这样的意思，肯定大仵朝廷当道之意，他们不欣赏我情有可原。

张忠、许泰刚从江西撤走，户部岁额、漕运交兑，一个接一个的到啦。不得已，我携江西僚属再次上疏，请以朱宸濠的田产、房屋等项折抵官银，代民上缴租税。

常言道，大兵之后必有灾年。去年江西是大旱，今年又遇上大水，“溃城决限，千里为壑，烟火断绝，惟闻哭声。”

苍生何辜！

人的勇气不是天生的。我看到了太多民生的艰难，失去依靠的老人，遭受凌辱的妇女，无助的孩童，襁褓中的婴儿，这些生命一个个在我眼皮子底下死去。

圣贤书上讲得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者一生修为，所为何事？仁心而已。可有些官员的良心真是让名利权位遮蔽了，对于底层百姓的疾苦，他们不仅视而不见，还要一味诛求征敛，竭民膏血，焉能不使人义愤填膺！

内心的良知赋予我无上的勇气，让我无法坐视不理。我愤怒，我站出来，我要继续上疏。

这次不单是为民请命，而且要弹劾自己。希望朝廷别选贤能，代我巡抚，“即以臣为显戮，彰大罚于天下，臣虽陨首，亦云幸也！”

“即不以之为显戮，削其禄秩，黜还田里，以为人臣不职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变可弭，而臣亦死无所憾！”他们应当能看懂我这上疏的意思。

皇帝日日宴乐嬉戏，而百姓辗转死于沟壑；奸佞肆意横行，而忠臣却遭受百般的诬陷诽谤。“虎兕出于柙，而龟玉毁于椟中。”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我无法过多地去埋怨别人，只能归结为自身。

 

09  阅兵南赣

 

还是回赣州一趟吧。那里是我集兵剿匪的地方，还有众多喜欢听我讲学的人。

刚到赣州，一封密函打破了我对辞官这件事的执念。从张永信中得知，正德皇帝在前往牛首山游览后失踪了。这是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告诉他的紧急情报。

南京虽也是京城，有六部督察院等全套的中央班子，却有名无实。但兵部是个例外，实权在握。

时任兵部尚书是乔宇，又称南京守备，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他是杨一清的门生，与张永交好，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此人信得过。

据张永提起，乔宇告诉他，今年正月里，江彬就曾派人找守门官，索要南京城门的钥匙。乔宇坚定地予以拒绝。从那时起，乔宇就有心留意江彬的行踪，并逐渐断定，江彬有异谋。

没曾想，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按说，这个朱厚照不是头一回玩失踪，但那是有意要和大臣们玩捉迷藏。这回不一样。

我分析，江彬以游玩为藉口，领走了皇帝，但绝不是绑架，皇帝是心甘情愿跟着去玩的。他们可能还有默许，这一次要玩得尽兴，暂时不向大臣们透露消息。

江彬这是在玩火，他想试探群臣的反应。他知道，直接弑君，自己必将身败名裂，但如果他能通过侥幸手段，瞒天过海，再把不满的朝臣一网打尽，未必没有可能。

这个时候，我们绝不能示弱，反而要展示肌肉和力量，让敌方不敢轻举妄动。

我把想法告诉张永和乔宇，建议南京守备军立即开展大规模搜索，只说有重要物事丢了，不明确说明目标。南直隶驻军即刻操练备战，以示警觉。

我在赣州也快速行动起来，不仅要大阅部卒，而且教他们战法。三军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待命。

江彬的人就在赣州。就是让他们知道。

不少听我讲学的人，还有相知交好的，都对我的举动表示惊诧。在他们看来，我本人“附濠谋反”的诬陷尚未澄清，江彬、张忠等辈又遣人“来观动静”，如果他们借此加以陷害，岂不授人以柄？

“先生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先生还是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返回南昌吧。”

“先生您这又何苦呢？”

“公等何不讲学？我当初在省城，处权竖之间，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雷要打，便随他打来，何故忧惧？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

为了缓解他们的担心，我还作了一首《啾啾吟》，诗曰：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

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

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

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

西家儿童不识虎，报竿驱虎如驱牛。

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只不过，他们又怎能理解，这一举动的根本目的，是要形成对于群小的军事威慑呢？

不仅如此，我听闻，万安上下多武士，便令参随往纪之。得三百余人。有人不解，问道：“宸濠既平，纪此何为？”

“吾闻交趾有内难，出其不意而捣之，一机会也。”这不过是个由头，祸患就在眼前，这都是为防备出现不测之变。

经过这一系列大动作，江彬坐不住了。他还是胆怯了。失踪多日的皇帝又重新回来了。

好不惊险！

有关江彬谋逆的记载，历史上近乎空白，但也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据《明史》载，“武宗幸牛首山，诸君夜惊，言江彬欲为逆，久之乃定。”后来，刑部对江彬的判词，有“虎旅夜警，已幸寝谋于牛首”之句。

可知以上所言，不全是猜测。

 

10  不是梦

 

时局愈发险恶，但皇帝仍是嬉戏无度。

亲征已整整一年，他还是没有班师的意思。张忠、许泰、江彬等为彰显皇帝“御驾亲征”所取得的战绩，欲“自献俘袭功”，也就是在平叛上，压根没我王守仁啥事。

张永看不过，向皇帝进言：亲征大军尚未出京，宸濠已经被擒，王守仁献俘北上，一路经过玉山、钱塘，天下皆知，若是埋没不提，恐难服天下人心。

皇帝认为也是。那就让王守仁重上捷音吧。

皇帝是以威武大将军钧帖下达的命令。

我找到去年所写的《擒获宸濠捷音疏》，略加润色，重点突出了“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彼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的领导地位，又在合适位置添加了张永、张忠、许泰、江彬等人到南京、江西征剿的内容，作《重上江西捷音疏》。

这有什么难的。写文章我还是有一手的。只是，在写这篇捷音疏时，我不知自己是想哭还是想笑。泱泱天朝上国，平叛如此大事，竟如此作戏，给谁看呢？

千百年后，世人又该怎样评论这段历史？谁又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可曾考虑过？

我深信，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

不管违心与否，重上捷音疏后，皇帝终于开始讨论大军北返事宜了。当听到车驾启程回京的消息时，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我要去睡个安稳觉了。

似梦非梦，恍惚之中，我见到一个人，他自称是晋朝的忠臣郭璞，字景纯。我知道，他是因劝阻王敦谋反而被杀害的。

他对我说，世人只知道王敦谋逆，而不知权臣王导实阴主之，王导的奸邪程度远在王敦之上。他写了一首长诗，用以揭发王导之罪。

他还对我说了很多话，恕不能尽录。但他写的诗我是记住了。醒来后我就誊录下来，觉得这实在是件奇异的事情，便又写了一首《纪梦》诗。

“嗟乎！今距景纯若干年矣，非有实恶深冤郁结而未暴，宁有数千载之下尚怀愤不平若是者耶！”

景纯诗中说：“一思王导徒，神器良久觊。”“王导真奸雄，千载人未议。”

我在诗中写道：“当年王敦觊神器，导实阴主相缘夤（yín）。不然三问三不答，胡忍使敦杀伯仁？……敦病已笃事已去，临哭嫁祸复卖敦。事成同享帝王贵，事败乃为顾命臣。”

诗写成后拿给大家评点，他们都感觉不可思议。更诧异的是，按渊源讲，王导是我的先祖，我这个后人，怎敢如此非议自己的先人呢？

这就是我，只遵从于自己的内心确信。

但这真的是梦吗？还是无可置疑的现实？

我还在时刻关注着皇帝返程的任何消息。终于有一天，探子来报，皇帝在走到清江浦的时候，失足落水了。

据称，那天皇帝坐上了一只小船，来到积水池，想亲自钓鱼。然后就突然落入了水中。随从们把他救上岸，从此就生病了，身体开始变得极为虚弱。

再回头想一想吧，南京城门的钥匙、牛首山的突然失踪、积水池的失足落水，这一切难道都只是巧合？

宁王叛乱于外，谁在里头给他接应呢？王敦与宸濠，王导与张忠、江彬、许泰，郭景纯与冀元亨，梦境与现实，何其相似乃尔！

虚虚实实，大概也只有天知道了。

皇帝在年底到达通州时，病况愈发加重。江彬仍劝他暂不回京，扶病出巡塞外，到宣府去抵御蒙古小王子。这次他实在玩不动了。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宸濠被下令处死。或许是皇帝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了吗？

 

11  学在闺门衽席间

 

我给许多人写过祭文。

比如，追随宁王一同叛乱的举人刘养正，他的母亲过世时，他早已伏法。我让当地官员善葬其母，并为其写了祭文。

在这些祭文中，能够真正触动我本人思绪，令我肝肠寸断的，并不多。

其一，为《瘗（yì）旅文》。

这是我遭贬龙场时为三个陌生人而写的。依礼，对于陌生人的死亡，不必如此悲伤。但正如那个后生所说：

“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安慰自己。我是借着对一个暴死之人的安慰说出了对自己的安慰。”（赵柏田：《王阳明自画像：让良知自由》）

其二，为《祭徐曰仁文》。

徐爱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与颜回同寿。听我讲学的人，都把曰仁当作是“王门颜回”。他的忠贞、他的才学、他的悟性，当得起这个赞誉。

我在给曰仁的祭文中，用了五个“呜呼痛哉”，悲痛之情不能自已。“天而丧予也，则丧予矣，而又丧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

其三，是祭奠冀元亨。

元亨是我一生的痛处。他是知行合一真正的实践者。某种程度上讲，他也是因为我才受了连累。我不该让他去跟宁王论学。

在他被抓捕后，我几乎无能为力。因为那些人的目标正是我，我就是当事人。如果竭力为元亨辩诬，极有可能适得其反。

元亨在狱中备受拷打，但一句软话也没有，坦然自若如在学堂，令人敬佩。就是他的妻子李氏，也令人刮目。

府衙官吏去抓捕李氏时，李说：“我夫尊师乐善，岂他虑哉？”在狱中和两个女儿照常织布纺麻。后来事情真相大白，守卒放她出来，她却说：“未见吾夫，出安往？”

有人向她询问元亨的学问，她义正辞严地说：“吾夫之学，不出闺门衽（rèn）席间。”闻者既叹且愧。

这句后来被收入《明史》的话，非元亨不能道。

关于良知之学，有的人吹嘘得太玄乎了。哪有那么多故弄玄虚的东西！

就是我本人，有时候也感觉只是在字句上绕功夫，实则越绕越远。字句越花哨，越不容易落到实处。殊不知，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

诸弟子门人中，达官显贵者不少，唯有元亨是与我“同传”的。我明白史臣的意思，“惟冀元亨尝与守仁共患难。”

在皇帝决意北返的同时，我当即写了《咨六部伸理冀元亨》，认为朝廷听任奸佞铸成冤狱，致使元亨“身陷俘囚，妻子奴虏，家业荡尽，宗族遭殃”，这是为叛贼泄愤报仇。

世宗登基，上疏给元亨申冤的人多了起来。元亨出狱五日而卒。我在府衙专门设置灵位，为其痛哭不已。

嘉靖元年，朝廷给我封爵，我在辞封爵疏中再次提到元亨：“以忠受祸，为贼报仇，抱冤赉恨，实由于臣。”就是把我所有的官职全都削尽，移报元亨，也无法赎我之痛。

这种痛，锥心刻骨。

当元亨被逮之际，我有些后悔，为何没有留着宁王交通百官的罪证？如果不是被我付之一炬，至少可以拿来作为交换，保住元亨的性命。

但是，在得知元亨及李氏在狱中临危不惧、泰然自若时，我才真正领悟到，何为“务实不欺”。我会拿这些证据去钳制人吗？作为自己晋升的砝码？还是斗争的武器？

从《论语》陈亢所言“君子远其子”，我们知道，孔子在家教育儿子与在外教育学生，并没有亲疏厚薄之分。“吾门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与此一脉相承。后世欲研读并践行良知之学者，可曾理解其中深意？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今社会，症结就在一个“伪”字。君子慎独，不愧于屋漏。但要真正做到慎独，何其艰难！

这一年，我失去一个元亨，迎来了一个王艮。或许，这就是上苍对我王守仁的厚爱吧。

王艮所提倡的，恰是“百姓日用即道”。我对别的学生说：“前些日子征讨宸濠，我的心一无所动，现在却要为这个人心动了。”

一个“学在闺门衽席间”，一个“百姓日用即道”，比起那些大而无当的空谈，这两句话恐怕才是良知之学的真谛所在。

12  再见杨廷和

 

我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

就比如，同是与宦官打交道，我与户部尚书、大学士费宏就有所不同。张永随正德皇帝还朝，我请费大学士作序送别，看重的是他曾严辞拒绝恢复宸濠的护卫军，不受他的拉拢，他也因此被免了官。

谁曾想，他竟完全投靠宦官的门下，在给张永的序中，极尽吹捧之能事，乃至谄媚无以复加。连带着还不忘标榜了一下自己，反倒是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全都成了陪衬。

后来他又重新入阁辅政，这篇序可谓功莫大焉。这就是玩政治的人擅长的把戏。我学不来，也做不到。非不能也，实不愿也。我鄙视这一切的政治伎俩。

说到底，我玩不了政治，成不了发踪指示的那个人。“功狗”与“功人”的区别，我是懂的。这不是自我贬低，我只是一个具体办事的人。

我不愿做空头思想家，我愿意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好，出来做实事，也就是在事上磨。

由于我始终未能直接参与帝国中枢权力运作，对杨廷和、王琼、杨一清等内阁辅臣、朝廷重臣之间，以及他们各自与宦官之间的微妙关系，所知甚少。

但不可否认，对于杨廷和与王琼两人，我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琼于我有知遇之恩。赣南剿匪，是他的举荐。此间，他又授予我便宜行事的权力，对于平定宁王叛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否则我根本无权调动兵马。

宁王谋反的消息传至京城，也是王琼首先给平叛定了基调，并对我的征讨，提供了尽可能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每次上疏，我推功于王琼的多，提及首辅杨廷和的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二人与宁王的关系，大有不同。

杨廷和本人收受宁王贿赂，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查抄到的账簿上，就有他的名字。宁王送给他的财物，恐怕也有不少吧。

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他的首肯，不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宁王也是做不到的。而王琼与宁王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清白。

但在当时的帝国，杨廷和是统管全局的人物。皇帝出巡，都是他在京留守。就像这次南征，皇帝在外一年多，他守摊守了一年多。皇帝也放心。

正德皇帝到北京城后不久，就驾崩了。临崩前，他承认自己犯下的所有过错，并且说这些过错与他人无关。

对这位大行皇帝的功过得失，历史自有评价。说到底，他本性不坏，也有属于他自己的良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自由，却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

试问，天底下还有比皇帝身上背负的枷锁更沉重的吗？

此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明王朝没有皇帝，是杨廷和在主持着全国的大局。这一点他功不可没。

是他废除了正德年间的一些弊政，铲除了张忠、许泰、江彬一帮奸佞之徒，为世宗顺利登基并恢复秩序奠定了基础。

但杨廷和也有不厚道的时候。想当初，江彬手上拥有数千兵马，颇令杨廷和忌惮，锄奸顺利，他是借助王琼的。一旦危机解除，他就开始排挤王琼，并很快就达成所愿。王琼被诬陷“交结内侍”，被打入冤狱。

按次序，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世宗登基不久，我就接到了征召赴阙的旨意。我即刻从南昌出发，奔赴京师。

你问我为什么走得这样着急呢？我不是视权位如粪土吗？我不是把讲学当作是第一职责吗？

每个人的心理都是复杂的，有时还是矛盾的，我也不能例外。

也可能这个时候，我想起了王安石《韩子》的诗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讲学、讲学，说了那么多，对于移风易俗究竟作用几何？

又或许，新君登基，给我带来了对开创盛世局面的新期望吧。据说，世宗对杨廷和及礼部议好的年号不满意，亲自选定了“嘉靖”这两个字。

但期望多大，失望也就多大。行至钱塘时，我被辅臣拦了下来，无法晋京。

朝廷新任命我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别人告诉我的理由是，因武宗国葬，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这个理由，真是让人很无语。

我和所有人都清楚，真实原因是什么。不管它了。

此前，自宁王谋反以来，我曾四次上疏，请求便道归省，朝廷都不允。这次终于有了批复，允。

在我最想回去的时候，他们不允许；在我不是那么急切回去的时候，他们偏偏允了。现实就是这么作弄人。

这一年的年底，朝廷加封我为新建伯。“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个名号又算得了什么！我常对人宣讲：“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之人，往往把功名混同于道德，又把富贵混同于功名，最后成了名利物欲的奴隶。

藉用后世有人给我做的总结，我一生的志向，乃是原天道之本真，开人心之光明，继往圣之绝学，而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措置于天下事业，使制度清明，生活有序，民生丰茂，道德谨厚。（详见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如是而已。这里面，富贵、功名的位置又占据多少呢？

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很不情愿的加封。一方面，距离平叛结束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时间，时间之长令人错愕。另一方面，参与平叛的官兵，均未得到什么奖赏，只我一人加官进爵，什么意思呢？“呜呼！自古国家之丧亡，未有不由于奸臣之嫉能而忌功也。”

但无论如何，两年来我所遭受的不白之冤，总算是有个说法了。而此时此刻，朝廷庙堂之上正风起云涌。一场新的政治争斗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这场政治争斗中，杨廷和败下阵来。事后证明，他所选定的世宗，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极有主见，并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制服了的。

再见了，杨廷和。

你好啊，新建伯。

 

13  致良知

 

我还是喜欢叫它“良知之学”。

所谓良知之学，本就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实践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挫折、磨难越多，认识、感悟和体会也就越深。

数年来，即便军务繁忙，我依然不停地给人宣讲，给人写信论学，讲心即是理，讲本性自足、不假外求，讲知行合一，讲克己省察，等等，但总觉得没有讲透彻，还差那么一点。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还是事上磨练不够。怎样在“事上磨炼”？究竟“磨”什么？如何达到“变化气质”的效果？

我的体会，在事上磨，不是越磨越圆滑，越磨越世故，而是磨出棱角，磨出意志，磨出毅力，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使其恰到好处，有一个“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之和”。也即“中和”。

我常对弟子们说：“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胜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这非大智大勇者决然做不到。

又说：“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得力处”便是“用力处”，只有“用力”才能“得力”。

这样说，听起来有点绕。还是借用本朝一位大名人的话吧：“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张居正语）“稳贴”二字甚好，某种程度上与“中和”有异曲同工之趣。

举个现实中的例子。有一属官，常来听我讲学。一天他对我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我就这样开导他：“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古人讲：洒扫应对，莫非学问。工作、为学，岂是两事？工作就是为学，人生就是修行！

就比如我这两年的经历。龙场之后，这一段最是惊心动魄。御史黎龙说，“平藩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义。”他说对了一半，“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诚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现在回想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良知”二字就已经含在舌下了。“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有那么一个时刻，总感觉，它快要迸发出来了。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直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

大概就在南赣讲学之际，我就开始和学生们探讨起“良知”了。陈九川问学，我说此间有个诀窍，就是“致知”。他问我如何致，我说：“尔那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良知”人人皆有，何须外求？此后每次讲学，我必专讲“致良知”，这三个字也就成了我的口头禅。

我不怕他们批评我。记得有次讲学，有个乡大夫就曾表达过不满：“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我就照着直说：“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

“良知”与“致知”，都不是新鲜词，千百年来儒者都在说。但“致良知”三字，以前未曾见有人说过。为何会在这个时段出现呢？原因就在于，当我屡次面临艰难险境而无所凭依时，当外界力量总是给我掣肘而无法前行时，我只能转向自己的内心。

我深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对于良知之学，我有这样的自信。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有人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kuàng）将子孙滴血，真伪也就无可逃了。“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

良知在心恰如舵柄在手，如此才可以平稳航行在大海之中。在给邹守益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如果你问我，你所讲的“良知”，究竟是什么？我只能说，良知就是良知，没法再用其他的字句给它一个解释。

“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人，不应当活在概念里。良知之学是活的生活之学，不是死的概念之学。

就像后世有人说的，“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亦在实践中。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亦在实践中。不实践，空言说，则到底无是处。”（钱穆：《阳明学述要》）

良知只能切身体悟。空谈无益，不如从自己日常生活悟起。“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孤负此知耳。”

不要再饶舌下去了，关键在于实行。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必有事焉”四字，就是“致良知”的功夫。

在你们念起我所说的“致良知”时，千万不要忘了龙场驿的忧危，千万不要忘了征濠后的馋讥交作，正要在此等时磨炼。

自我专讲良知后，同道中人越来越多，但诽谤也越来越多。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我所遭受的诽谤还少吗？

我对学生们说：“以前，我还有些乡愿的意思在。今始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乡愿，德之贼也。孔夫子也曾破口大骂。圣贤的学问，都坏在这些“乡愿”手里。不破除“乡愿”，便无法直通圣学门径。即便被人当作是个“狂者”，也不要有所顾虑。

要有“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的勇气，要做“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杰。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我最后的告诫。

世人都说我反叛了“理学”，光大了“心学”。心学、心学，哪有什么心学！良知而已！ 

良知之学是孔孟之学的反叛吗？陆王是程朱的反叛吗？若果真反叛了孔孟、程朱，“祖宗坟墓”都没了，要这“滴骨血”又有何用！

我不愿喋喋不休地说些我已经说过几十乃至上百次的话，但我仍然说了这么多。

吾欲无言。

后记

此文构思、创作于旧历己亥年末、公元2020年初，这是同一个时间。开始写的那个夜晚，窗外大雪纷飞，惹人遐思万千，仿佛真回到了五百年前一般。初稿写成于腊月十九日。也是在这一天，朝廷正式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此后发与几位朋友，期间有些交流。春节后返郑，因防控疫情需要，居家观察，百无聊赖，略作文字修改和调整。庚子年正月初八日。子聿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