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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钱 文/王根生 十年前的一个暑假，老家一个乡党，孩子中考成绩不理想，没考到我们学校，可又想到我们学校上高中，他们知道我在这所学校教书，于是，就到我家来，求我帮忙。坐在轮椅上的母亲早就耳背了，不知道我和乡党说啥呢。等他们走后，母亲问我，人家找我有啥事？我就弯着腰，湊在母亲的耳朵跟前，声音放大，把事情告诉了她。并且如实地告诉母亲，这件事很难办。我又没当领导，我要办，恐怕不行。 母亲立即拽着我的衣袖，用嗔怪的目光看着我说：“给咱村人好好办事，人家先前对咱家都好得很。”最后还一个劲叮咛我：“给乡党办事要尽力！” 看着母亲浓郁的乡党情分，我点点头。 可是母亲好像对我还是不放心，就絮絮叨叨地跟我讲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你还记得你上高中那一年不？你放寒假给我说，要20多块钱呢，你大（陕西农村称呼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没主意。是我走东家，出西家，给你借的钱，叫你报了名。” 这事我知道，母亲越老，以前的事记得越准。这件事她曾经提起过。那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高中。大概是八二年吧，刚过罢年，新学期开学报到的前两天晚上，我才吞吞吐吐地把藏了整个一个寒假的事情怯怯地告诉母亲：这学期我们学校的文科班和另外一个学校的文科班合并了，我们得转过去，我得拿20块钱报名费，而且，这么远，我必须在学校吃饭，每个月还得几块钱呢。等于说，我这次去，得带上20多块钱。 父亲听了我的话，穿着一身整个冬天一成不变的黑粗布棉袄棉裤，一言不发，圪蹴在脚地的火炉边，双手插在宽敞的袖筒里，低着头，一言不发。我猜得出，父亲非常痛苦，我们家确实拿不出这笔钱来。这20块钱，真是为难这个当家人了。 母亲听了我的话，先是眉头一皱，正在做针线活的手立刻停了下来，一脸惊讶，好像我说的太迟了，让她措手不及。但这种惊讶马上一闪而过，一脸自信地对我说：“没事，我娃别怕，有妈呢！” 我带着二十多块钱，来到了新的学校。我当然知道这些钱，是母亲借来的。不用我问，父亲的神态就告诉我了。 母亲沉默一会，又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其实第二天，我出去借钱，就到过咱村一户有钱的人家，人家听说我为你上学借钱，立马就说手头没钱，这个年还是借钱过的。我心里明得跟镜一样。他家有人在外头工作，手里活泛。院子还摆着一辆新买的飞鸽自行车呢。我从他家里出来，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哎，又一想，也想通了。人家把钱借给咱家，那几年都穷，咱猴年马月给能还上？我不怪人家，谁叫咱没钱呢！” 母亲说到这些事，真让我诧异，母亲可从没向我提起过呀。我本以为，母亲为人聪明厚道，热情大方，在村上活一等的好人，借钱应该不会碰到这种难堪的事吧。可母亲还是……我真替母亲难过。 母亲脸上并没有沉浸在那件伤自尊的事情上，而是一脸平静，继续给我谈下去： “也就是那年暑假，你考上学了。咱村人都有些不相信，也想不到，想不到咱家还能出一个大学生。村上人看你考上学了，都给咱家行礼，为了这，在你走的前一天，咱家专门把村上的乡党招待了一番。那天，咱家很热闹，就像发落女子一样。 “也就在那天，我当时借钱的这家人也来了，给了我5块钱，说是给你上学的。这5块钱，那时候真是一份大礼呢。我当时推说啥都准备好了，不用钱了。她抓着我的手说：三娘，你咋打我脸呢？这是我给我兄弟的一份心。人家说到这里，我啥也不说了，接了钱。心里暖和得跟那时的天气一样。” “这是谁家？”我问母亲。 母亲好像并没有听见我的问话，继续说：“人，你在难处，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你，人家也没做错啥，人家不欠你的。不要跟人记仇。你家转运了，人家到你家来，给你家行大礼，我都能想通，当然么，你日后也跟人一样了，看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这想法，也没错。咱只有感激人家。” 母亲的“政治课”，我一般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可这末尾的几句话，语言朴素，道理却发人深省，真的让我听进去了。这坐在轮椅上瘦小的母亲哪里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老太太，简直就是一个民间藏而不露的哲学家！ “你刚问我那家人，我这会给你说，就是今儿托你办事的这家！人，谁没个短处？跟人打交道，要多想人对你的好，要记住人的好。要不是咱村人帮咱家，我咋有钱供你读高中？” 母亲的话，绕了一大圈，让我终于明白了一切。 后来，在我的努力下，这事终于办成了，大家都高兴。 母亲去世后，我在老家办丧事。这家人为我奔前跑后的，真给我帮了不少忙，替我操了很多心，让我更加感激。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乡党情分。 我也相信：母亲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很高兴。 写于2016年春天 （作者简介：王根生，临潼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西安市教学能手。长期从事高中语文教学。曾在《光明日报》《中国报告文学》《四季歌文学季刊》《连环画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发表数十篇教育教学随笔、散文、文学评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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