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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该如何度过”的问题是很多人在正常的人生模式被打破，在危机之时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总是简单地寻求一种直接了当的答案，似乎我们能从世界上读出“正确”答案一样。 这种问题就像疼痛，它要求一种回应，既能分析其原因又能缓解其症状。学界哲学能否充分应对这个问题尚不明显。正如澳大利亚哲学家雷蒙德·盖塔（Raimond Gaita）暗示的那样，这样的问题源自我们的内心深处，源自我们的人性，我们都会听到内心的一种对找到答案的召唤。在这点上，学界人士往往没有抓住要点，忽略问题背后的深层含义，回答问题的时候似乎人生意义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逻辑难题或者根本不值一提的假问题，或者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种解决办法。的确，在不同时候，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 Gilbert Ryle）和米克尔·伯利（Mikel Burley）等已经呼吁对学界回应这种问题的途径做出修正，希望人们提出一种“更厚重的”或扩展的概念。但是，虽然能够改善我们对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这种途径恐怕仍然无法处理人性本身带来的那种深度。 这种问题的人性和深度的存在不是来自提出问题的背景，而且来自问题的源头即提问者。这些是真实的人提出的真实问题，不应该被当作训练逻辑思维的问题或者当作研讨会上的有趣话题而抛弃。如果听见电脑在下棋时输了一盘后询问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会笑出声来。但是，如果听见妻子在丈夫死后或者儿子死后的哀嚎我们该怎么活下去，我可能会哭出声来。虽然说出的话是一样的，但这些问题拥有不同的形式，母亲的问题包含了定性的深度，那是电脑问题所没有的人性特征。如果我们想找到她在如此悲痛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个具体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点。 电脑是物品，不可能有意义地提出此类问题；相反，如果称呼人是“物品”就是侮辱和冒犯。只有人才能在此背景下提出此类问题。我们听到母亲的话，说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度，揭露了从前隐藏在心底的东西；据说，电脑的问题并不肤浅，但它似乎没有任何暴露此种内容的东西，就像鹦鹉学舌般重复别人教的话，没有赋予这些话通常含义的人类背景的那种复杂性。这并不是说，电脑将来有一天不能变的有智慧有“意识”或有“情感”或人类语言所说的“隐私”；这更接近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话，“即便狮子能说话，我们也听不懂。” 这意味着语言采取的形式反映了说话者生活的复杂社会背景，以及我与说话者共享的类似生活形式的程度是与我能有意义地理解他说的话的相似程度。我们假设，电脑的“生命”要么是由于缺乏单一维度深度的，要么即使有深度，也是无法通过人类语言进行交流的，因为简单地说，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很大。赋予我们语言以深度的人性对于硅片或铜线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反过来也是如此。 对人类条件的这种深度是我们在说人性、精神或灵魂的时候所表达的意思的一部分，任何希望质疑或探索人类条件这方面的人必须以一种可理解其深度并复制其深度的语言形式来做事。我们称这些种类的语言是精神性的，但这种说法不应该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它并不意味着精神、灵魂或上帝存在，也不是说为了使用这种语言，我们就必须相信它们的存在。 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常常被那些人错误理解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认为这些人只是在直截了当地寻求一个客观的、真正的答案。 比如，请考虑无神论者用“灵魂”指代的意思，当他们反驳认知主张，当我描述奴隶制是一种摧毁灵魂的东西时，请我确认灵魂的字面意义的存在。如果无神论者要论证奴隶制不可能摧毁灵魂，因为灵魂根本就不存在，我要说，这里有一个意思是他们没有了解到的，因为他们的理解过于从字面上解读灵魂的含义了。 如果“奴隶制是一种摧毁灵魂的东西”的命题被迫进入纯粹的认知形式，它就不仅错误代表了我打算要说的话，它积极地阻止我说它。我想表达某些代表我拥有的体验深度：这不是提出灵魂是否存在的隐含意义命题，它不是考察灵魂在字面意义上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影响。 这种对精神语言的意义被发现在认知主义者观察的不同维度上，根本不考虑其无神论立场，这是通过我们镶嵌一种深度维度在语言形式中的潜能而实现的，通过表达非认知过程来描述和求助于我们相互在对方身上感受到的人性意识。 当考虑如何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思考的是这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是寻找就事论事答案的认知问题，还是对特定人生处境尤其是灾难处境的非认知的精神评论？这个问题常常是在我们处于危机或绝望，钟爱和快乐时提出的，是要表达和定义我们的人性。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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