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寿带你弄堂游#愚园路608弄文元坊

愚园路608弄文元坊，地处静安区最西端靠近与长宁区交界的镇宁路。

从史料记载该弄于1938年建造。从张伟群所著的《上海弄堂元气》一书中的描述，1930年期间，愚园路镇宁路一带还属于荒野农田，随着四明别墅等弄堂民宅的一路推进，文元坊的建造也就顺理成章了。文元坊属于新式里弄住宅，按上海人的说法就完全是花园洋房的范畴。走进弄堂可以看到东侧建筑群是连续式排列，西侧建筑群则是以横向排列的方式展开，靠近镇宁路的西南角又有独立点状的建筑单元，靠马路一侧还有低矮的平房建筑。有部分支弄可通往镇宁路出口。走进弄堂深处，约62号（部分号码有点混乱，实际是70号以后）开始有另一种建筑风格的红砖外墙住宅结构出现。这也许是早年并不是一条弄堂被打通后造成的，也有可能后面的地块是另一个开发商营造的，显然弄堂内的建筑也是风格迥异，典型的小业主各自为政而为。

（后弄堂部分建筑阳台）

（后弄堂建筑状态）

文元坊的主弄极宽，几乎可以两辆大卡车并行，支弄也可以通汽车。大部分建筑较为统一，部分单体式样各异，有的为西班牙式，设券柱外廊，作断檐山墙；有的外墙为水泥拉毛饰面，清水砖墙窗框；底层均有庭院，庭院内有外设楼梯直接通往二楼。秋季庭院中柚子树挂满枝头煞是有趣。从外立面上可以看到楼顶的架空层上都有采光窗和装饰性外饰，同时坡顶几乎都有老虎窗，显然早在设计时这部分已经属于使用空间，不会是后期所为。

（主弄建筑外表）

（主弄西班牙式建筑的阳台和老虎窗）

（部分建筑的侧门）

在主弄中的建筑阳台都较为统一，后面弄堂深处的那片建筑群中的阳台则分为好几种，就是建筑的层面也各不相同，从单体建筑来看最深处的190号是体量最大，设计结构最好的一栋。从经验上来看这都是当初开发商留给自家的。

（190号阳台）

从官方的记载中文元坊81号是工笔画家华三川的旧居。

（81号庭院）

华三川（1930-2004）浙江镇海人，现当代杰出的工笔人物画家，曾担任中国美协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专业画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在他的六十年艺术生涯中，勤奋耕耘，勇攀高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工笔人物画领域里独树一帜，引人注目。至今已有《锦瑟年华》，《华三川人物画集》，《华三川人物线描画搞》，《华三川绘新百美图》，《华三川人物新作选》等十多部大型画集出版发行。

熟悉华三川连环画作品的人都会知道，作者前一时期的作品，多是采用钢笔画画法。这种形式最早见诸于西方书刊插图，是硬笔画素描，与铜版画有关。钢笔画需要有较好的素描功底，但又不是画素描，作者根据画面需要进行黑、白、灰关系的调整，用线条疏密组成韵律、情调。华三川是我国运用钢笔画法较早的一位画家，也是掌握这种形式最好的画家之一，他的作品不需要看署名就可辨认出来。经过印刷，他的一些钢笔画作品，颇有铜版画效果。独具风味。也许许多人从小就是看他的连环画长大。

据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采访记录，文元坊67号是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梁波罗曾在文元坊67号三楼度过了四年纯真时光。

抗战时期父亲梁博带着全家先后从昆明到越南河内，之后又取道香港。最终，一家人落户上海，梁博开始在中华影业公司发行课工作，也就是这段时间梁波罗生活于此。

文元坊中另一位名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版本目录家和考古学家，同时也是藏书家和书法家王謇（1888年-1968年），原名蹇，字佩诤，江苏苏州吴县人。历任《吴县志》协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目主任，苏州振华女中教务长、副校长，国学会副主任干事，章氏讲习会讲师。历任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纂。

（60号王謇旧居侧门）

王謇早年居住在苏州，他的藏书楼，知者不多。楼在苏州颜家巷16号其故居内。故居原有东西二路五进，雕梁画栋，是一座典型乾嘉风格的清代建筑，至今已有260余年历史。在观前街二期改造工程中，部分故居得以保存，并移入部分潘宅以“潘宅”之名列为市控制保护建筑，标牌为122号。巷口树立“苏州古街巷文化标志牌”，对王謇事迹有简要介绍。故居现存第五进天井和楼厅，现在已为私人购买后重修。天井内砖雕门楼保存尚好，题额“光风霁月”，为乾隆年间锡山名人嵇瑛所题。藏书楼原在西路第二进，题名“海粟楼”，取“沧海一粟”之意。王謇在《宋平江城坊考》“颜家巷”条目中自记：“寒家海粟楼，即梅峰秋声馆旧址也。”

　王謇所藏之书，并不秘藏束之高阁，而是经常借给友人促进学术研究。版本目录学家潘圣一因修《寒山志》和《支硎山志》，就曾经向海粟楼借阅稽考。王謇不但慷慨出借，还让友人长期居住其宅抄辑。叶恭绰得《五代文钞》欲扩充，王謇集前人各地五代金石给叶氏参考。平时，章太炎、李根源、金松岑等名流常聚会海粟楼。王謇尽地主之谊，津津乐道展示其所藏之书。高朋满座，少长咸集，极一时之盛。

　王謇藏书，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爱国轶事。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是著名的汉学家。他慕王謇之名，经友人介绍，经常去海粟楼借阅。芦沟桥事变后，王謇对吉川幸次郎说：“现在我们两国交战，我不能再和你交往，请你不要再来看书了。”对方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低下头多次求情。见无法打动王謇，他只好垂头丧气离开。不久，王謇移居上海愚园路608弄60号，海粟楼内藏书也随之迁移。可惜“文革“期间，所藏书刊字画、金石拓本等11万余件被查抄一空。王謇的硬骨头脾气,自然遭来厄运。1968年7月16日,王謇在上海含冤去世,享年80岁。显然这不但是他一个人的损失，也是苏州地方文献和民族文化的一大损失。

《新民晚报》曾在1999年4月22日载有《王佩诤的最后四年》,对这位先贤在“文革”中的高风亮节有所记载。

我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女士对王謇评价也甚高：“佩诤先生热心振华的一切事，对振华贡献甚大，但时间久远了，老人给遗忘了。”现代著名学者沈延国更是称王謇：“讲到地方掌故，当推王先生为第一。”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更在《苏州史志笔记》专列《王謇著作》条目：“有如此人才，而政府不能知，学校不能知，不禁为一叹也。”然而，一代学者大师终究不会被历史尘封。苏州乃至全国的名贤史册上，王謇当之无愧占有一席。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1999年9月23日将文元坊列为优秀历史建筑。

到文元坊的交通可以有地铁二号线、十一号线江苏路站，出站后向东过镇宁路。沿线公交车有20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