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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动态 2020年5月21日下午两点，交通银行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中央决定，刘珺同志任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拟任交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副董事长、行长任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和章程办理。刘珺将成为国有六大行首位“70后”行长。  校友简介 刘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1989级本科金融专业校友。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州立东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光大银行国际业务部、香港代表处、资金部、投行业务部工作。历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助理、副行长，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0月起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专著《金融论衡》《中国经济金融的国际化问题》；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经》等刊物上发表过数十篇文章。 刘珺校友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上发言 校友致辞 在行业中辛勤耕耘、不懈奋斗的刘珺校友在2019年人大财金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校友代表致辞。结合自身从业经验与研究成果，以“让理性判断力烛照数字化时代的已知和未知”为题向全体人大财金毕业生致辞，以理性思考与数字时代为抓手，向毕业生描绘了当今时代行业发展蓝图，高屋建瓴地分享了一个财金人在从业过程中应当具有的职业修养与家国情怀。  刘珺作为校友代表在我院2019年毕业典礼上致辞 致辞原文 让理性判断力烛照数字化时代的已知和未知 ——校友代表刘珺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9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出于职业习惯，大凡发言，我总是循着从宏观到微观、从基本面分析到技术面分析的轨迹，而且往往会得出若干条结论，这一次也概莫能外。我会尝试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尽量存菁出新，“交换，比较，反复”，换位思考做出几个自认为有所裨益的理性判断，略陈固陋，供大家批评指正。 先简要自我介绍。我生在大西北，17岁前未离开故土，八九年负笈求学于人大财政金融系，四年时间给予我的不仅是系统的知识和方法论，而且是追求本真的做人理念和严谨务实的做事态度，虽然之后仍求学不辍，但于我，母校的名字永远是人大。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大银行工作20多年，至总行副行长。其间，深度参与几项里程碑事件，如1997年引进亚洲开发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国际金融机构参股的商业银行、2003年首开中国理财业务先河、2005年中国非金融机构债券首批发行、实践“大同业”“大投行”、主导设计衍生品市场制度体系等。2014年任光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负责保险、实业和海外投资。其间，打造世界一流的环保产业，形成高科技全产业链的环保解决方案；发力经营性飞机租赁，在哈尔滨建立亚洲第一个飞机拆解基地；加强先进制造业引进和生物医药开发，获得碳素切割和基因测序等核心技术；收购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机场，擘划“空中丝绸之路”。2016年底调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我的寄语重点在以下六个方面： 充分认识文明内观与外观的不一致性。 “文明冲突说”未必成立，但特定文明从内看和从外看一定有云壤之别。梁启超曾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可见，平等者之间方能达成文明共识，而不平等者则只能依靠“丛林规则”。杨度在其“金铁主义”论中，表达更为直率：“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所以，文明有其两面性，对内与对外、内涵与表观均存在相当的不一致性，特别是涉及国家利益时，其内外张力之大几近背离。所以，研判文明“普适性”时，千万不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锚定了国家利益，文明的走向才会更加清晰。 2 做正确的事，最好以正确的方法。 做正确的事情永远比正确地做事重要，因为前者是价值观，后者是方法论。在全球化受到质疑和国际局势波诡云谲之际，就更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做正确的事，并且坚持做正确的事。第二性的问题才是正确地做事。比如，作为主权财富基金，中投不可以一切“唯收益”，而应通过外汇储备长期稳定的保值增值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运用正确的投资方法和金融工程必须从属于国家利益这一正确的大目标之下。 3 让理性判断力成为关键时候选择的导航器。 哲学大师康德说：“一切知识都基于判断”，“人类的认识从感性开始，经过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终”。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在范式变迁时尤为重要，一味的服从或一味的逆反都不可取。我们生活的时代，既不缺新概念也不缺新名词，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所以更需要甄别，需要比较，需要纠偏，需要理性判断。比如，遍布陷阱的环境下全球化进程是否戛然而止？设若考虑“一切皆互联”的大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见，理性判断力至少使我们在人云亦云的嘈杂中不至于杞人忧天进而迷失方向。 4 不断建立并强化“π型”能力的不可替代性。 金融学有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是财务指标。对于人力资源而言，与之对应有才智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该比率高，则机构强，则国兴。那么如何成为该比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错误和遗漏项呢？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呢？通才和专才的“二分法”已然过时，“T型”人才也不足够，真正需要的是具备横向综合知识和多个纵向专业知识的“π型”人才，并且水平向度要足够宽，垂直向度要足够深。在我们的专业课中，很多与金融产品的定价有关，对人才的定价基准是不可替代性，替代成本越高，人才越稀缺，价格也越高。所以，我们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筑高自身的进入壁垒，强化不可替代性，成为那个无法或缺的“关键零件”。 5 习惯在变化的环境里动态实现自己的目标。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发生，在相对静止的状态下完成任务几无可能，甚至低速的状态都很少见。数字经济的特点是小众、多元、共享，与之对应的是迭代、互动、多任务化。所以，现在的工作目标一定是移动靶，而且是多向移动靶，要求我们在快速运动中准确高效地完成工作，动态调整和动态实现的能力要求之高不可小觑。 6 在数字化时代重塑核心竞争力。 在数字化时代，科技不只是催化剂或者赋能者，科技就是一切，并且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加速度的，对金融的作用尤其明显。金融科技的本质是否改变抑或科技是否改变金融的本质尚难定论，但今时之金融已非往昔之金融。科技既重塑金融的基础架构和逻辑框架，而且重新定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和交付方式，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在不断冲击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础，智能投资、量化投资也不断挑战人类智能对人工智能的防御与掌控。所以，一定要有数据思维和科学视角，以数据为基础，“没有数据就没有发言权”。比如，中投正研究数据科学实验室的相关工作，致力于建设大数据平台、Smart Beta、因子投资等，以实现机构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时代的已知就在我们面前，而未知正等着我们去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工业化时代的理性判断力要在数字化思维和科技思维的浸润下更加锋利、更加敏捷，以烛照我们的前进征程，让我们能够更智慧、更自信地走出校门，走向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9年学位授予仪式暨毕业典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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