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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去参观海上印社举办的《光前裕后——江成之篆刻艺术藏品展》，由此想起其同门师兄、王福庵高足弟子韩登安。 图：韩登安刻印图 韩登安（1905—1976），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民国印坛大家王福庵的入室弟子， 浙江萧山人。原名竞，字仲铮，号耿斋、安华、印农、无待居士、本翁等，其书斋名为“容膝楼”，书、画、印皆精，尤以篆隶书法和篆刻为佳。 图：韩登安刻“西泠印社”印及边款 韩登安篆刻深得王福庵真传，具浙派真意，且于细朱文印及多字印有大声，有《登安印存》、《岁华集印谱》、《西泠印社性迹留痕》（中年）、《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晚年）等印谱传世，其印学著作包括《作篆通假校补》和《明清印篆选录》等。 图：韩登安篆书作品 浙派薪传 近当代印坛，时人往往以为浙派式微，其实不然。我观近当代著名印家，其学印过程或早或晚往往都有过学习浙派的经历，在印风溯源上和浙派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或存其面目，或承其刀法，或汲其印学思想，少有完全游离其外的情况。而近代王福庵一门，其师承更是直接浙派印风，传承基础上更有创新，于近当代印坛影响颇深，被视为“新浙派”，由此浙派薪传兴盛至今。 图：韩登安印作一组 韩登安是新浙派印人中的杰出代表。韩氏1930年经陈简文介绍从王福庵学印，年方二十五，其天资聪颖（早年以印求教西泠印社创社元老叶为铭，叶氏称其“后生可畏”），又勤奋执着，入师门后潜心研修，治学谨严，能传王氏新浙派面目，又于师门以外，更参秦汉古风、元明篆意，且融通变化，增己神韵，故成大家。 多字印殊艺 在韩登安诸多才艺中，篆刻最佳，而韩氏篆刻中，细朱文印最为时人称道，其中多字印更被视为韩氏超卓殊艺。 图：韩登安刻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诗多字印 我观中国印史，多字印自古有之。官印方面，汉代即有超过10字的少数民族官印存世，到了唐宋时期，10字以上的官印（非少数民族官印）也有存于世，到了明清时期，关防印一域可常见10字以上的多字印。私印方面，进入明代文人篆刻时代后，随着文人闲章刻制的盛行，借物抒情，以诗词长短句等入印变得普遍起来，多字印也随之更加常见，甚至出现了十数字乃至数十字的整首诗词的多字印作。 图：丁敬刻唐代张厓绝句诗多字印 比如明代汪关的“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10字朱文印，清代印家、浙派鼻祖丁敬的“下调无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20字白文印，徐三庚“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业泉”多字印，又如清末民国吴昌硕亦曾刻过多方多字印，如“贵池刘世珩江宁付春媄江宁会春姗宜春堂鉴赏”多字印等，而韩登安的老师王福庵也曾刻过“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天下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等多字印。 图：王福庵刻多字印 但这些印家的多字印往往是偶尔刻之，在他们的印谱或者印集中也并不多见。真正批量刻制多字印的当视从韩登安开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韩登安都在多字印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绩。 图：韩登安刻《清平乐.会昌》多字印 韩登安刻多字印，诸体皆备，字多且佳。有的是把长句或者多句组合刻在一方印上，有的是把某一首诗作刻在一方印上，有的甚至是把两首乃至多首诗刻在同一方印上，故其所刻多字印，少则十数字，多则数十字，甚至上百字——如其晚年所刻《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中的一些诗词（后面展开叙述）。 图：韩登安刻“采桑子.重阳”多字印 令人钦佩的是，这么多字组合，韩登安却能信手拈来，刻得举重若轻。无论何种字体，无论篆法、章法都张驰有道、平衡协调、虽繁复却不紊乱，加之刀法精深，上百字的印作竟能做到线条笔笔精到、字字劲挺秀润，的确不同凡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氏多年精深功力所致。 图：韩登安刻“七律.长征”诗印 韩氏挚友沙孟海称其篆刻“无一体无本原，无一笔无来历，功力之深厚，游刃之迅忽，可以惊四筵，亦可以适独座。” 谈韩氏多字印，就不得不再费些笔墨说说其晚年所刻《毛泽东诗词刻石》印谱，此印谱可看作是韩登安多字印的典范代表。
图：韩登安刻《沁园春.雪》多字印 印谱收录的23方印作是韩登安在1962年春至1963年夏之间刻成的，部分印作刻一首诗词，部分在同一印面上刻有二首甚至三首诗词，字数多少不一：字数最少的《十六字令》印刻有16个字，字数最多的《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所刻字数多达114字。 另外，《七律·送瘟神》刻有120字，《念奴娇·昆仑》100字，《水调歌头·游泳》92字等等，这本印谱也被视为中国印章史上多字印领域的巅峰之作。
图：韩登安刻《水调歌头.游泳》多字印 关于如何在一方印上刻制如此之多的字且不失精彩，韩登安在给古文字学家马国权的信中，曾对其多字印创作经验有过详细的描述：
图：韩登安刻《菩萨蛮.黄鹤楼》多字印 “弟刻多字印，颇自矜持，惟恐错一笔讹一字，牵动全局，追悔莫及，故写印稿时特别仔细，尤其是每一笔划的长短上下，穿插的左右上下呼应，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力求字字停匀，方敢落刀。落刀时绝非一气呵成，若刻朱文则首先将空白处全部初步刻去之，然后逐字逐字整理。一次完成以后，用手指蘸浓墨轻轻抹于印面之上，使每字明显，作第二次逐字逐字整理。全部完成后，用印泥拓出初样，逐字细细审查，其有应修改者，用墨笔在拓本上标志出，然后再作第三次，第四次……修改，期其千妥万适，或者再请别人审鉴，指出意见，再作修改。刻白文亦大致如此，欲求一次刻成，以弟愚拙认为事实上不可能的事。即或成功，也是粗制滥造的，刻多字印时，或可备一小镜子，随时照照看看，大有帮助于字字稳妥与否也。”
图：韩登安刻《本律.冬雪》多字印 而刻多字印所费功夫，韩氏亦有自述文字可窥其貌：其刻百字左右印，约须一周之功，一日之中，目力也仅可支持五、六小时，创作过程之费力与艰辛，足见一斑。刻多字细朱文印，篆稿已非易事，奏刀更是难上加难，稍有不慎，一字刻误，就有可能全印告废，殊不易也。 由此可见，非常人做非常事。欲有大成，需下大功，此言不虚！ 从翻砂工到篆刻家 说到非常人非常事，可以顺便提一下韩登安的学印经历。所谓“龙生龙，凤生凤”，从韩登安儿时其父所为，亦可看出，“非常人非常事”是有家传的。
图：韩登安扇面作品 韩登安出身寒门，其父科场失意，竟移情其子，在韩氏少时即禁其习识章句，改识《说文解字》（由此竟意外启蒙韩氏从艺生涯）。当韩登安15岁，家贫以致无法继续升学，其父竟托人安排他进入杭州的武林铸造厂做翻砂工学徒，称可增其体质健其筋骨。不过事与愿违，第二年韩登安却因此得病不得不回家静养，后遂不复再从事此等体力活。 随后，韩登安开始跟随海宁周承德学习 书法篆刻，仅一年后（17岁），其篆刻水平就得到时人好评——可见艺术一门若要大成还是蛮讲天赋的。
图：韩登安及家人摄于西泠印社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在差不多又过了8年的时间，韩登安终于迎来了他转型书法篆刻家的时机。1930年，其父的一位学生陈简文从上海来杭州看望老师，并看到了韩登安的印蜕，返沪后遂向韩父的小学同学王福庵推荐，得王氏首肯后，邀韩登安来 沪拜师学艺，甚至考虑到韩氏家贫而汇来10个银元旅费以便成行（真伯乐也！），王福厂对这个徒儿也非常喜欢，倾囊相授、悉心教导，终使韩氏有成。 治印超过三万方 我对刻印超过万方、勤奋如斯的印人总是心存敬意。在石安的印象中，历代治印数量以万计的知名篆刻家不少：吴熙载、王福庵、寿石工、陈巨来、韩登安、邓散木、方介堪、朱其石、汪新士、林乾良、韩天衡等等，不胜枚举（可见勤奋往往为杰出艺术家之共同特征）。陈巨来、韩登安又是其中佼佼者，有史记载韩登安一生治印不下三万方，积稿150余部。
图：1963年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庆社员合影 （韩登安在最后一排左起第8位） 从韩登安家属所保存的《登安印存》（164册计15000方印，印作年份自1942年（17岁）始，至1976年（72岁）逝世前夕）中所收录的韩氏印作大致可以推断出，韩登安的治印生涯跨度约55年。
图：林乾良题《登安印痕》 在这55年中，考虑到其作为西泠印社总干事所需从事的大量繁杂的印社事务工作、时局所致或日常必须的社交生活安排、篆刻（包括大量多字印创作）以外的书画创作和著述所需耗费大量精力时间等等，而韩登安对于治印态度又非常严谨——“写印稿时特别仔细，尤其是每一笔划的长短上下，穿插的左右上下呼应……力求字字停匀，方敢落刀。落刀时绝非一气呵成……逐字逐字整理……全部完成后，用印泥拓出初样，逐字细细审查，其有应修改者，用墨笔在拓本上标志出，然后再作第三次，第四次……修改，期其千妥万适，或者再请别人审鉴，指出意见，再作修改……”——以55年不间断计，平均每天也需至少刻1.5方印！综合可见韩登安在篆刻方面用功之勤远非常人可及。
图：王福庵题《登庵印存》 又如著述，据闻韩登安摹辑《明清印篆选录》手稿花费了40余年的时间和精力。他自述20岁始，凡见有明清印人的印篆即要审别真伪，慎重取舍，手工摹录，部分原拓印蜕剪贴成集。此项工作至1966年已经积稿盈尺，初编成12卷洋洋大观，其中艰辛和付出可见一斑。 当代画家唐吟方在其《雀巢语屑》一书中有记载：韩登庵年七十许，尚伏案刻印，年高眼花，辄叠戴老花镜两付增视力，有求刻细朱文者，亦能不惧而挥刀自如。此技登庵甚自秘，唯及门弟子知之。余正尝云：“彼近年刻印，多借重高倍放大镜，言此物得自东瀛，以从事篆刻创作外部条件而论，今人远胜于前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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