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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起源于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说，理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到了现代，理学依然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层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宋史》中有这样的一道记载：“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这几句话说明，“理学”(道学)的作用，在宋代并未得到充分发挥，甚至还受到压制。但它在当时的作用，仍不可轻视。 理学泰斗们 一、创新并确立儒学正统地位自从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儒家学说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五代时期，每况愈下。到宋代，经过许多学人特别是理学家们的巨大努力，所以才得以重新振兴。可以说，这是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是儒学从理论到实践的真正回归与变新。 理学在宋代官方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显赫。相反，很多时候是被压制打击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占据主导的进程。宋初“三先生”中，孙复、胡瑗都是布衣，石介又因个人性格、政治见解与权贵不和而受到压抑，幸运是是他们都以奉儒讲学为业，而且都曾任教于太学，这对于振兴儒学、端正世风有很大的裨益。 胡瑗为理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尤其是胡瑗在为学校建章立制方面所做的工作，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关于胡瑗的贡献，他的学生刘彝曾经就“胡瑗文章与王安石孰优”的提问，回答过神宗皇帝: “胡瑗以道徳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上悦。”（见于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这段君臣对话的时间是熙宁二年(1069)，此时的朝野，遍布胡瑗的学生，已经成为端正世风、传播儒学、教化万民的主力军。胡瑗为日后新儒学(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理学大家周敦颐 周敦颐和“二程”对理学的贡献： 周敦颐和“二程”，都经历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在这期间王安石除了在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还在学术思想上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这与理学家(包括正统保守人士)形成激烈矛盾冲突，“二程”等理学家在政治上受到了压制。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反而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因为，一方面“二程”等人赋闲于家，可以专心致志地授徒讲学、从事理学理论构建;另一方面，他们这种境遇及坚守品格的操守，增加了人们的同情与崇敬。所以，周敦颐与“二程”成为北宋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在他们手中已经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规范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朱熹 朱熹对理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南宋的朱熹，在承接创制“理学”过程中的压力也很大。同为著名理学家的陆九渊，用“心学”抑制朱熹的“性理之学”;“事功派”的陈亮，则以“经世致用”、“义利双行”与之相抗。朱熹与陆、陈二人多次见面论辩、书信往还，但未能说服对方。除此之外，在韩侂胄当权期间，竟然视朱熹的理学为“伪学”，予以严厉打击: “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就这样，由“伪学”变为“伪党”、“逆党”、“死党”，以至于“乞斩”朱熹。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然而，朱熹却“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见于《宋史》《朱熹传》） 上述可见，朱熹表现出一位真正“卫道者”的坚强信念。好在这种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到了理宗当政时代，对理学给予了全面的肯定。这种肯定甚至体现在理宗死后的谥号上:“理宗未祔，议谥朝堂。或拟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后曰礼。议既定矣，或谓与亡金伪谥同，且古有妇人号礼宗者，遂拟曰‘理’。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至此，理学由北宋周、程以来事实上的社会主导学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方哲学。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此后再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 古代文士图 二、塑造文士形象文士的地位与形象，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开始大幅度滑落。韩愈所作的《师说》、《进学解》等文，正是文士生存状况不佳的写照。到了晚唐五代，动乱的浩劫到了极致，黄巢起义军到达长安，使得:“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朱温因为与手下文士意见相左，便杀死著名文士、投尸于河，并且讥讽:“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在消灭文士生命的同时，更表现出对文士阶层的蔑视。 宋之初对文士的重视： 赵宋立国之初，痛切反思了前代的致命失误，深知要想达到长治久安，必须重用文士，以加强教化、统一思想:“……以《论语》、《孟子》为门，《大学》、《中庸》为准，故其事父则孝，事君则忠，世之所谓道学者也。”就这样，在赵宋王朝的支持之下，接续与建构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巩固新生大宋政权的大幕渐次打开，文士们登上舞台，开始重塑和展示自己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发挥了主导与示范作用。 理学对文士形象的重塑： 品德修养，是衡量文士的重要标准。文士的基本品质，体现为固穷苦学:“石守道(石介)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受赐。’便以食还。王益重之。” 曾被宋太祖请到宫中讲学的王昭素:“少笃学不仕，有至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李穆与弟肃及李恽皆常师事焉。乡人争讼，不诣官府，多就昭素决之。……昭素每市物，随所言而还直，未尝论高下。县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无得高取其价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积门中，夜有盗者抉门将入，昭素觉之，即自门中潜掷椽于外，盗者惭而去，由是里中无盗。家有一驴，人多来假，将出，先问僮奴曰:‘外无假驴者乎?’对云‘无’，然后出。其为纯质若此。”（见于《宋史》《王昭素传》）像这样以个人品德影响大众的例子，在宋代文士中数量不少。 著名理学家的个人修养： 相对于普通儒士，著名理学家就更加重视个人修养。举几个例子: 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见于《宋史》《周敦颐传》） 与朱熹为师友之交的蔡元定，在韩侂胄打击“伪学”时，被贬谪道州:“州县捕元定甚急，元定闻命，不辞家即就道。…元定赋诗曰:‘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前往贬所途中，他还不时向讨教者讲学释疑。并且“贻书训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表现出对信念的执著。（见于《宋史》《蔡元定传》） 宋代的文人士子，注重以自己的品德修养，为大众树立榜样，真正承担起了文化使者、社会脊梁之职责。 学识超群，是文士必备的基本素养： 在宋代重文的氛围中，书读得多、记得牢、知识丰富的人很多。北宋前期的何涉:“父、祖皆业农，涉始读书，昼夜刻苦，泛览博古。上自《六经》、诸子百家，旁及山经、地志、医卜之术，无所不学，一过目不复再读，而终身不忘。人问书传中事，必指卷第册页所在，验之果然。”但他并非书呆子，考中进士入仕不久，“范仲淹一见奇之”，请他参与应对西夏的军事筹划，“时元昊扰边，军中经画，涉预有力”。何涉的人品很好，“长厚有操行，事亲至孝，平居未尝谈人过恶。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见于《宋史》《何涉传》） 宋末的王应麟，“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从王野受学。调西安主簿，民以年少易视之，输赋后时。应麟白郡守，绳以法，遂立办。诸校欲为乱，知县事翁甫仓皇计不知所出，应麟以礼谕服之”。可见，王应麟年虽少而已具施政之才。面对“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的情况。他在中第之后“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1256)中是科”。王应麟的著述极多，包括《困学纪闻》、《小学绀珠》、《玉海》等二十余种。（见于《宋史》《王应麟传》） 重视学问的宋代文士： 宋代文士不同于唐代的崇尚才情，而是重视学问。所以在理学家(如周敦熙、张载、程颐、朱熹)、文学家(曾巩、苏轼、黄庭坚)、政治家(王安石、司马光)之中，都有许多饱学之士。即便如此，仍难免受人指责。比如欧阳修，身为北宋诗文革新领袖，学问当然很好，但据说曾被刘敞讥讽为:“可惜欧九不读书”。 刘敞讥讽欧阳修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不过他以知识博洽著名、被欧阳修佩服，确是实情。史称刘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为文尤赡敏，掌外制时，将下直，会追封王、主九人，立马却坐，顷之，九制成。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见于《宋史》《刘敞传》）。学问如此渊博的，当然不止刘敞一人。由此，可见宋代文人知识水平之高。 承师传统，是文士存身立命的原则： 读书人的知识学问，得之于授业之师，而继承为师之学、传递学术之统(学统)，是后学者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须由师与生双方共同担当。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程颐及其学生。 程颐以诚、敬为立身之本，“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对别人(特别是学生)要求也是一样。“程门立雪”的故事，经常被用做说明程颐“师道”之严的例子。这则故事传达的主要信息，既有为师者“尊”之意，也有为徒者“敬”之意，正是彰显了程门特色。程颐对学生的耐心教育和严格要求，得到了相应回报。 比如杨时，在南渡之后，“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邪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见于《宋史》《杨时传》）。 杨时的学生罗从彦，“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杨时在仔细观察之后，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惟从彦可与言道。”而罗从彦也特别崇拜老师:“初见(杨)时三日，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最终罗从彦得到了杨时的真传。朱熹曾评价说:“龟山(杨时)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罗从彦)，一人而已。”（见于《宋史》《罗从彦传》） 接下来，罗从彦的学生李侗亦复如此:“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朱熹的父亲朱松与李侗为挚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见于《宋史》《李侗传》）。以上就是从程颐到朱熹的“学统”承传之状。 尊师重道、承传学统，这一意识的树立与践行，在“程门”、在理学系统，乃至在整个宋代的学人、学派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与重品德、重学识一起，成功塑造了宋代文士的丰满形象，也支撑起了宋代的学术文化大局。 三、引导大众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基本看法、评价标准与选择取向(如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等)。价值观的形成，受制于所处的环境(自然及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等)。所处环境相同的人们，会形成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发展时期，都有大众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社会流行的价值标准，会影响到个人价值观念的确定，也会传演到下一社会阶段。 宋代儒学家对于冯道对看法： 宋代所承接的五代，是价值观完全淆乱的时期，因此必须启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予以取代。在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人们对五代时期的冯道关注较多，通过对冯道的看法，就可以得知当时社会价值观的表现及转换情况。 冯道曾以宰相的身份，奉事五代时期的“四姓九君”。对于冯道的这种表现，宋初时期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他屈己以事人，为天下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明确对冯道进行严厉批判的是欧阳修，他认为冯道是个“无廉耻者”。 冯道 不过，与欧阳修同时稍后的苏辙，则不认同这种观点。苏辙在《冯道》一文中说:“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 两者相较可知，欧阳修否定冯道，是从一般意义上、文士所应具备的品节操守和道德标准而言;苏辙同情冯道，则是从面对特殊情况、当事人具体表现等方面加以衡量的。可见，这两种观点，在当时都是流行的。 理学家对于冯道对看法： 相对于一般的儒者文士，理学家们更加强调品德操守，他们对冯道的看法，基本上是否定的。程颐认为，冯道担任宰相的几个帝王，都是他的仇敌，为仇敌服务就是“不忠”。“如以为事固有轻重之权，吾方以天下为心，未暇恤人议己也。则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到了朱熹那里，不仅否定了冯道，连认同冯道的范质、苏辙等人，都进行了批评:
在朱熹的心目中，范仲淹才是倡导和具备“忠义”之风的榜样。 其实，对冯道评价的混乱，也反映了北宋前期的一种尴尬。由于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文人士子入宦历仕数朝的现象极为普遍。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又由后周入仕赵宋。再者，赵匡胤获得天下的方式，也并非合于忠义，故而不便以之责人。
结语：综上所述，国家初创时期，以最大限度团结人、求稳定为要务，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乃是当务之急，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区别是非、美丑等)可以留待来日。 当然，这并不是说，赵宋不重视正确价值观念的树立。宋朝的重用文士、大办教育、支持儒学等，都是为了培养以品节为尚、忠诚朝廷的人才，再由这些人去引导、影响全社会的人。应当说，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 成功的标志，一是“靖康之难”后，赵宋得以不亡，国人齐心协力抵抗金兵;二是南宋末年，江南“勤王救国”、抵抗蒙元的力量如此顽强，宋亡之后，还有很多人以“遗民”自居，坚决不与新朝合作。
在这两个特殊时期，发挥特殊作用的多是文士。南渡之初的“爱国诗(词)人”和宋亡之后的“遗民诗(文)人”，成为宋代文学史、文化史上非常耀眼的亮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自身表现，体现出了宋代的主流价值观。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五代时期的价值观，甚至也是超越了汉、唐时代的价值观。其中体现的热爱祖国、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得以一代一代地承传。必须说明的是，理学思想和理学家们，在这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资料： 《宋史》 《新五代史》《宋代理学研究》 《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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