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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领袖制到集体领导 中共领导体制逐步走向成熟

2020-05-25  风起兮云...

  90年前中共诞生时,一个名叫奥托?布劳恩的奥地利籍德国共产党人在柏林被捕,被关入柏林的莫亚比特监狱。1931年10月,布劳恩的身影出现在中国瑞金的中央苏区,此时他的身份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顾问。他的名字也随之改为“李德”。

  李德在红军的这段经历,不仅对他个人非常重要,更是与红军、中共乃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作为当时中央苏区以及红军和中共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他实际把握红军指挥大权的同时,也主宰了红军的命运。因为他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跋涉草地、攀越雪山、血染湘江。但也因为他的错误,才导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和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的指挥权,中共才逐渐走上正轨,中共的领导体制也逐步走向成熟。

  陈独秀:从众望所归到悲剧谢幕

  1920年4月前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经李大钊结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达成共识。维经斯基向陈建议: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的人团结起来,建立革命同盟,并由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

  1920年8月,陈独秀会同《星期评论》的李汉俊等人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通过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纲。沈定一和陈望道(《新青年》编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译者)不久也加入成为发起人。这就是中共正式建党之前,第一个党组织诞生的过程。

  陈独秀对于建党的杰出贡献已被载入史册,这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章。但仅三个月之后,曾主张中共应独立自主开展革命活动的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这一决定在之后的中共二大上得到认同。从此,共产国际在思想、组织、经费等各个方面牢牢控制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的东方政党,中共也在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存在。

  1921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同意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陈独秀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四一二”事件中,蒋介石向中共挥起屠刀,大革命失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备受责难。斯大林、共产国际指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被停职。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陈独秀以及中共这段历史的真相才由此大白于天下: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执行。

  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很小。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也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传统说法,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

  临时中央局: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中共主要负责人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更迭频繁。陈独秀下台后,由瞿秋白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新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实际是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定)。

  六大结束后,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逐渐产生了“左”倾冒险思想。1930年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思想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1930年8月20日,瞿秋白、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回到上海,并在立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但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并不满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突然来华。在米夫的压力下,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被迫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不仅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还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中央领导成员名单。会上,王明点名批评李立三和瞿秋白,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米夫称赞王明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

  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中央领导层,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长达4年,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931年6月,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领导全国的革命。同年9月,中央主要负责人王明前往苏联、周恩来前往江西瑞金。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由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和坚定的追随者博古负总责,王明的“左”倾路线继续得以推行。

  这段历史时期里,也即中共建党之后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由于中共没有形成完整和成熟的革命理论及方针政策,加之中共领导人非常年轻(除陈独秀外,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均不到30岁,如王明、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6岁、28岁、29岁。博古更是只有24岁),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唯命是从,导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牢牢把控了中共中央的话语权和人事大权,决定了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一方面说明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领导机制的不成熟。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到,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来源:《中国报道》杂志供人民网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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