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熟——南京附近史前文化遗址考察记（七） 南京历史文化玩家 刘宗意 宁镇山脉是万里长江入海前最后的依傍，秦淮盆地则是宁镇山脉怀抱中的天生尤物，盆地中流淌着秦淮河水系，包括秦淮的两大支干——句容河、溧水河，及诸多小支流。 从卫星地图上看，秦淮盆地还有一双明眸，那是两座非常醒目的平顶死火山——方山（208.6米）和赤山（228.9米），相距约15公里，两山之间的句容河边有湖熟古镇。句容河是官方的行政地理名称，人们向来称之为秦淮河。 湖熟镇的历史画卷 从前我没去过湖熟，了解很肤浅，直到2014年我忽然意外地从六朝研究转到史前研究，湖熟就变成了一捆厚重而神秘的简册，不是我一下就能读懂的。 清康熙初，我的一位山东老乡居然游历到了湖熟镇，他叫李焕章，字象先，是清初齐鲁名士，他的好友蒲松龄在《聊斋》中特地写了一篇《李象先》，将他戏耍了一把，文后赞扬他：“学问渊博，海岱清士”，“兄弟皆奇人也”。 李焕章当时在金陵，估计是专门到湖熟镇观赏“结社赛傩”的，他将所见写了一首五言长诗，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那幅“村社巫相赛，乡傩戏竞妍”的湖熟古代民俗画卷。赛傩是源自上古的驱鬼逐疫、酬祭神灵、禳灾纳吉的大型祈福活动，古代宫廷和民间都有，活动中有神怪假面舞蹈游行，有戏剧杂耍鼓乐武术，很是热闹。十余年才举办一次的大型集中结社赛傩，在湖熟镇上引来数万人观看，“比屋观如堵，驰车望若川。歌姬凝翠黛，游子滞楼船”，那是一场盛会。我对湖熟古代经济文化的想象，从这幅画卷里才变得具体些了。 李焕章还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湖熟镇的地理特征：“梁帝分封处，秦淮古渡边。隔桥双市井，环水万家田。”（《康熙江宁府志》记录的此诗可能有误，梁帝应是汉帝，见后文）。 抗战后，南京学者卢前来到湖熟镇，写下《浣溪沙》词：“劫后梁台土一抔，秦淮于此水西回，珠峰门外看斜晖。 姑孰清游嗟已晚，我来十月鸭初肥，春华楼额正当眉。”（梁台是古遗址，珠峰是寺院，均见后文。姑孰是误写，应为胡孰。春华楼是当时湖熟的板鸭名店）。从这幅画卷中，除了能看到水乡商埠孕育出的特色饮食——湖熟板鸭，还有文人眼中不能缺少的历史文化景致。 1951年3月23日，我国杰出女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和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带领一支考古队来了，随行的还有熟谙历史文物的南京大学教授胡小石，他们与镇上的考古爱好者钱立三一道，打开了一幅湖熟上古画卷。这天，他们在湖熟发现了第一批史前遗址，并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确认了一种以“台形遗址”为代表的南方史前文化，南京人终于知晓了自己的文明祖先。此后，以湖熟史前遗址为模版，又在秦淮盆地和宁镇山脉以及长江下游北岸，调查发现了近两百处同类型遗址。曾昭燏和尹焕章后来联名发表论文，在考古学上将其命名为史前“湖熟文化”。 读着湖熟史前画卷，我产生出“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唐·刘禹锡）的感觉。在我心中，湖熟史前遗址和首次发现遗址事件都是神圣的。 我们把没有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叫作“史前”，史前也是历史，是依靠考古来发现真相的历史。“台形遗址”为什么最先是在湖熟镇发现的呢？我先从湖熟有史以来谈起。 汉代有个湖孰侯国 秦淮盆地在西汉初属鄣郡（汉武帝改称丹阳郡），是刘邦侄子吴王刘濞所辖三郡之一。汉景帝平定吴王发起的七国叛乱后，封儿子刘非为江都王，秦淮盆地属江都王国。本来诸侯王对自己的王国享有完全的统治权，名义上服从中央，其实都是独立王国。唐代《通典》说：“及七国作乱之后，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治之”，“自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汉景帝收回了各王国的治权，诸侯王不能再掌治其国，由朝廷派官员来管理，仅将所收租税供王国使用，相当于直辖。 《汉书·武帝纪》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汉书·诸侯王表》记：“元朔二年，王建嗣”。刘非死于元朔元年底，第二年其嫡长子刘建袭授江都王。 这年，汉武帝又“令诸王得推恩分众子，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新规定王国的其他王子都可以划分王国土地封侯，原王国就被分出几个侯国来。《史记·年表》里第一次记载了刘非的第四子刘胥行被封的“湖孰侯国”。秦代没有湖熟县，有说西汉初开始设县，但史书无载，而湖孰侯国设于公元前127年很明确。 《汉书·王子侯表》有记：“胡孰顷侯胥行，正月丁卯封，十六年薨。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意思是，刘胥行于元朔二年正月丁卯日被封为胡孰侯，在位十六年死，谥号顷。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其子刘圣袭封胡孰侯，但由于他用脱逃户籍之人为内役，这家伙还杀死过人，刘圣因此获罪，封爵被免。这个西汉侯国只存在十几年，取消后转为县。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后来的东汉又有“湖熟（侯国）”，但不详备。东汉晚期孙策攻占湖熟，让手下吕范领湖熟相，（相，是政府委派管理侯国的地方行政长官，相当于县令），看来湖熟当时应该是侯国。反正无论是侯国还是县，都在郡政府的管辖之下，治权没有实质区别。以后三国东吴改设典农都尉，东晋和南朝又恢复湖熟县，直到隋朝撤掉湖熟县。 湖熟地名改变了几次 你应该发现上面引用的史书中，湖熟地名写法并不一致。《史记》中是“湖孰”，《汉书》中是“胡孰”，《后汉书》中是“湖熟”，还有《三国志》中是“湖孰”，以后《晋书》中是“湖孰”、“湖熟”，南朝史书中是“湖熟”。有人据此认为湖熟地名有四次变易：最先是西汉县名“胡孰”，东汉、孙吴、两晋时期县名改为“湖熟”、“湖孰”，直到南朝才固定为“湖熟”。 这个判断有两个错误。一是忽视了首次出现在西汉人司马迁《史记》中的西汉“湖孰”，这应该是官方最早所定地名，而把晚问世约170年的《汉书》中“胡孰”作为最早地名了。西汉地名应以《史记》中的“湖孰”为准。 二是所谓四次改名，其实只是湖字偏旁“三点水”和熟字“四点底”的时有时无。据《辞源》说：“孰，熟的本字”。就是说“孰”是“熟”的古字，两字通用。那么“湖孰”与“湖熟”就不能看作是改名，因此湖熟地名并非改变了四次，而只有两次，即“湖孰（熟）”与“胡孰”，是其中“湖”字变成了“胡”，后来又恢复为“湖”。 湖、胡，仅读音相同，不能通用。是什么原因造成在湖熟地名上“三点水”偏旁的时有时无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换个角度从古代的“五行”谈起。 “五德终始说”下的朝代五行属性 所谓五行，就是用“金木土水火”相次关系来解释事物变化的一种思维方法。五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五行相胜”，即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另一种是“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战国时，五行在政治上发展出“五德终始说”，即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五行属性，叫作“五德”，一个王朝衰落被新生王朝取代，是彼德衰而此德兴，相次转移，终而复始。这是抽象地推演王朝兴衰相替的天意轮转，以说明天下没有万岁的王朝。“五德终始说”成为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史记·封禅书》里讲，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秦始皇自认为是水德，秦灭周、并天下是“水克火”而来。 刘邦灭秦建汉，都城在长安，史书也称西汉或前汉。刘邦自认为是水德，但他并没有当作大事来使之成为典章。汉文帝时有大臣认为应该是土德，还有“外黑（水）内赤（火）”之说，朝廷里辩论一番后不了了之。直到汉武帝太初改制，认为“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才定汉朝为土德。王莽专权时，又以“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把汉朝改为火德，随后，王莽自己建立了土德的新朝，是“火生土”而来。 刘秀平定汉末战乱，中兴汉朝，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东汉光武帝刘秀本是西汉宗亲，按理他应该延续汉武帝所定的土德，但《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建武二年“始正火德，色尚赤。” 湖熟地名变更的原因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东汉皇帝让位，建立了魏朝，史称曹魏，由于是东汉火德禅让而来，属顺序承接关系，所以运用五行相生的“火生土”，曹魏自称是土德。 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里，引用了曹魏人鱼豢所著《魏略》的一段话，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诏以汉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 曹丕诏书里讲，此前火德东汉建都洛阳时，因为五行相胜中“水克火”，火当然忌水，所以东汉把“洛”的水旁去掉，另加“隹”，改成“雒阳”，读音相同。曹魏是土德，土克水，所以曹魏不忌水，水土还能相得益彰，就又改回原来有水旁的“洛阳”。 可是，东汉因“火德忌水”而改洛阳名字的说法受到质疑，有说西汉就已是雒阳，东汉是沿用。历史上洛阳名字是如何演变的，至今尚无共识，这里不去讨论，只需从曹丕诏书中明确几点即可：曹丕夺权是在东汉末，其诏书中的五行相胜相生思想，符合当时对五行痴迷的社会思维，东汉火德忌水不会假，曹魏土德不忌水而改雒阳为洛阳也是真实的。 1989年，在湖熟东汉朱建墓中出土一块木质墓志，上面写有东汉和帝永元纪年，地名清楚地写的是“胡孰”，“湖”字被去掉了水旁。此实物证明《后汉书》里写成“湖熟”不正确。 “湖”字不会无缘无故被去掉水旁。我认为，因人口增多，耕地也必然大增，当地的农业已达到一定规模，因水灾造成的损失必然相应增大，而人的抗灾能力有限，官员就运用五行厌胜之术来禳灾，去掉了湖字水旁。在笃信天人感应和鬼神魔怪的两汉，阴阳五行八卦谶纬天象望气占卜等等神秘文化术数盛行，湖熟还出土过一枚刻有“黄帝神印”的东汉道家辟邪印章，东汉末张紘劝孙权建都秣陵（今南京），就是借望气者说金陵有王气。运用五行思维改地名，当时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并不违背东汉火德的立国之本，会被上面认可。 用以上考证来审视史书里的湖熟地名，西汉的地名应该是《史记》里的“湖孰”，不应该是《汉书》里所写的“胡孰”。《汉书》的作者不是西汉人，而是东汉人班固，他究竟是按照东汉的火德忌水用了去掉水旁的“胡”，还是西汉后期已改为“胡孰”（那也要在王莽改西汉土德为火德之后）？目前尚没有出土文物可证。 东汉应该是“胡孰”，现有当地出土文物为证。《后汉书》里写的是“湖熟”，因其作者不是东汉人，而是二百年后南朝刘宋的范晔，刘宋是水德，不必忌水，书里也就恢复了有水旁的“湖”。 即使在现代，五行相胜相生也还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汉族人的思维习惯，各种取名常会利用五行来趋利避害。曾昭燏的一个侄孙说，曾院长出生时算命先生说她命中缺火，长辈就给她取名“燏（读玉，火光的意思）”。有趣的是，参与调查发现湖熟史前遗址的另两位专家的名字里，恰巧也都有“火”：尹焕章的“焕”，也是火光的意思；胡小石本名“光炜”，小石是字，炜的意思是火光明亮。 兴也在水，困也在水 西汉开始出现湖熟地名，表明秦淮盆地的地理气候及经济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古秦淮大湖萎缩成河流与湖泊，露出大量可耕地，由于有河流湖泊灌溉，农耕经济得以发展，不过这里依然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史记》说：“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到了东汉，江南经济普遍得到大发展，秦淮流域虽远不及太湖流域富庶，但与时俱进还是存在的。 南京做为六朝都城时期，需要太湖流域的经济补充。东吴孙权赤乌八年，开“破岗渎”运河，东起云阳西城（今句容南塘庄），向西穿过句容岗地，到方山脚下的方山埭。破岗渎的赤山至方山埭这最后一段，即是利用当时湖熟境内的秦淮河段。湖熟由于处在秦淮盆地通往太湖流域的这条水运航道边，其地位自不待言，南朝齐梁皇室每年去兰陵（今丹阳）祭扫祖陵，也要走此运河，历史上著名的“六代繁华”自然有湖熟一份。 湖熟二字正好体现了秦淮盆地的两大特征——水和粮，两者密切相关，核心是水。秦淮流域是小盆地，水情随气候季节变化很大。秦淮河谷平原海拔仅5～10米，地势低洼，适合稻作农业，但必须依靠圩田。 圩就是筑堤来管束河流湖泊，南宋杨万里《圩丁词序》说：“江东水乡，堤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其《圩丁词》曰：“圩田本是一平湖，凭仗儿郎筑作圩。万雉长城倩谁守，两堤杨柳当防夫。” 但是，圩田的抗洪能力弱，大水年份的秦淮河及其支流都成了岌岌可危的悬河，一旦破圩，则平地尽成汪洋。秦淮盆地入江口的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史书上大水记录颇多，如《隋书·五行志》记，南朝梁天监“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涛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圩堤遇上如此大水必有大溃，仅凭小集体民力已不能恢复，才会有孙权改湖熟县而设置典农都尉，归属中央大司农管辖，实施民屯，由国家组织力量来恢复圩田。南朝宋文帝疏浚秦淮，一次就起复湖熟被洪水所毁的圩田千余顷。 1992年《南京自然地理志》还说：“治理前的秦淮河流域是一个低产多灾区”。比如，1954年大水，湖熟全镇21个圩中，破圩19个；1969年大水，破圩18个。另外，一旦遇上大旱，无水灌溉，也能绝收。比如1959年大旱，秦淮断流，沟塘干涸，田地开裂，大歉收。经过多年水利建设，现在秦淮盆地的抗灾能力已有很大提高，但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南京又计划开挖一条秦淮东河通长江。湖熟之名表达了对年年丰收的祈愿。 “湖熟文化”何以占得发现先机 湖熟既不是地区行政中心，更不是兵家必争的要塞，但一直是粮食产地与转运商埠，是南京的粮食补给站。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孙策攻秣陵（今南京）不下，转取湖熟，是为了得到粮食；东晋毛宝烧掉苏峻叛军在湖熟的军粮，给占领京城的叛军造成粮食困难，加速其失败。近代湖熟镇有“小南京”之称，商业发达，镇上人口曾过万。湖熟与上海的关系我没有考证，但近代有人在上海做生意，上海的现代文明能够辐射到湖熟来，商埠必然带来文化的优势。 1949年建国初，曾昭燏在南京博物院主持举办了《从猿到人展览》。当时，在湖熟镇上开店做生意的年轻人钱立三（句容赤岸村人），特地来参观了展览，受到很大启发，湖熟史前文化的发现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次展览成为发现的导火索。 “发现”的含义并不一样，我把突破性的史前文化考古发现分为三个阶段：“发现该地遗物——发现特征遗址——考古学发现定位”。三个阶段都不可或缺，但有层次的不同，是递进的。 我不知道钱立三是如何成为一个用现代眼光关注历史的人，但他就读上海大夏大学的经历，使他具有了科学思想应该是不会错的，而且他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51年大年初五，钱立三带着在湖熟镇捡拾到的历史遗物再次来到南京博物院，希望予以专业鉴定。考古学家们注意到了其中史前石器所蕴含的重要信息，曾昭燏立即组织了去湖熟镇的考古调查。 1951年3月23日，在湖熟镇，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先调查了由钱立三指认发现遗物的四个地点，但都不具备判断遗址性质特征的条件。曾昭燏、尹焕章以及胡小石决定去钱立三认为是古代墓葬的老鼠墩调查。 专家们正是在老鼠墩的调查发掘，通过对地域、地理、形态、遗物等的判断，发现了属于当地史前文化遗址的典型特征。这里的史前文化考古发现进入到第二阶段。 专家们初步判断这是一种新的南方史前文化，区别于黄河流域而另成一个系统。1959年，曾昭燏、尹焕章联名发表《试论湖熟文化》，给予湖熟史前文化考古学定位，走完了考古新发现的第三个阶段。 能在湖熟镇首次发现新的南方史前文化绝非偶然，它具备了三个必要条件：有遗址，有热爱考古和强烈责任感的现代文化人，有专业考古学家和机构的支持。 北阴阳营遗址晚来一步 就在湖熟发现史前遗址不久，北阴阳营遗址在1954年被发现，这是南京市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史前考古发现，不仅因为遗址在南京城内，更重要的是，南京博物院在曾昭燏院长领导下，通过四次发掘，建立起了南京及附近区域史前文化的一个参照标尺，理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文明初期的关系。由于在与湖熟类型相同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小件青铜器（这是湖熟老鼠墩、前岗遗址试掘时所没有遇到的），为湖熟文化最终定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京城作为江南一大都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晚清以来，西学渐兴，现代科学很快传播进来。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又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深造过的曾昭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自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南京也不会缺乏热爱考古并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普通文化人。抗战结束后，民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了南京。南京城的文化基础比湖熟镇深厚，完全具备率先发现史前遗址的条件，“大南京”本不该输于“小南京”，可为什么北阴阳营遗址会晚来一步呢？ 南京城错过一次首发的机会 实际上，历史曾经给过南京城一次机会。上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西方教会所办）学生吴良才，在北阴阳营宿舍旁的一个大土丘上捡到了史前遗物。吴良才是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堂弟，受其兄影响而对考古产生兴趣。 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刚起步不久，江南史前文化的发现和认知也才开始。那个时候，发现一种史前文化需要依赖学者个人的敏锐和专注。吴良才毕竟只是年轻的考古爱好者，加上后来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他止步于发现遗物阶段。 假如他在发现遗物之后，有条件依靠社会力量往前推进到科学认定史前遗址及考古学定位，就会成为秦淮盆地发现史前文化的开端，那改写历史的就不是小南京而是大南京了，也不会有后来的“湖熟文化”命名，南京地区发现史前遗址就会提前近二十年。可惜这并没有发生。 1945年吴良才在兰州工作时，与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夏鼐认识，他才把自己在南京北阴阳营的发现告诉了夏鼐。抗战胜利后，1947年，时任民国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的夏鼐，独自来到南京北阴阳营土丘上调查，也捡到了陶片，他将此写在了日记里。《夏鼐日记》1947 年3 月29 日记有：“下午只身赴阴阳营金陵农校（按：阴阳营应改为鹰扬营，有康熙三十七年鹰扬营庙碑为证）。前年在甘肃时吴良才君曾见告，谓其地有史前文化堆积，果然堆积层很厚，出土红陶及灰陶，又绳纹及印纹陶多种，惟未见石器。” 可是，不知是何原因，此后没有资料显示夏鼐将此再告诉别人。1949年之后，夏鼐担任了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南博旬刊》还曾报道，1950年7月19日夏鼐到南京博物院鉴定史前彩陶并参观陈列，也没有提及北阴阳营。 吴、夏二人确实调查过北阴阳营土丘，但这与1954年发现北阴阳营遗址，以及随后南京博物院的发掘及考古学定位，没有直接关联。有人依据夏鼐日记里的内容，把北阴阳营遗址的发现者追认为吴良才，是不恰当的，1954年才是发现北阴阳营遗址的准确时间。  是谁发现了北阴阳营遗址 湖熟发现史前遗址并很快向社会公布，唤醒了大南京文化人的兴趣，1954年有人在北阴阳营土丘发现史前遗物。是谁发现的，有不同说法，我把当时最早的记载回放一下。 《南京城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王志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说：“南京城内北阴阳营八号南京大学宿舍空地上原有一个高约五、六公尺的土丘，这个土丘在南京师范学校起土中切平了一小部分。工程中，南大同学发现刨出了陶器、石器，工程主管部门于是报告了文物机关。” 《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尹焕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记，1954年9月，“当时南京大学历史系及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消息，就用电话通知华东文物工作队（刘宗意注：1953年1月，由华东文化部组建，指定曾昭燏为队长、尹焕章为副队长）共同调查保护。” 南京博物院所编《曾昭燏年谱》记：“9月15日，胡小石电话告知：北阴阳营8号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派赵青芳往看。午饭后，与尹焕章、梁白泉、赵青芳讨论此事。夜。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各事草报告稿。”胡小石教授时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南京城内阴阳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勘察情况》（尹焕章，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期）说：“华东文物工作队9月中到达遗址后，师范学校曾邀南大、江苏省文化局等座谈，共同研究保护办法，停止继续取土。工作队并向宿舍、学校、工人大队等进行保护宣传，动员将散失在群众中的石器捐献出来，结果收到四女中学生献出的两件精美石器。” 据此理顺的真相应该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在取土工地辨识出史前陶器和石器，有人告诉了胡小石，胡电话告知曾昭燏，曾立即派人去现场并报告上级。最先发现北阴阳营史前遗物的是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他或者他们的名字了。 湖熟秦淮河沿岸区的史前遗址 我的考察记经常不会单单说史前遗址，因为遗址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时空，了解当地的地理气候与历史文化的大环境，我们才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进程，这正是我们需要理解和珍惜史前遗址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湖熟史前遗址的情况。 秦淮盆地的史前人是濒水而居的，所以史前遗址总是与河流相关，湖熟的史前遗址基本分布于秦淮河、索墅东、西河沿边。 【湖熟镇边的史前遗址】 城岗头 《江宁湖熟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载《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印行，1952年。以下简称《湖熟调查记》）说：“紧靠着湖熟镇北边，高出地面约十余公尺的土岗，在岗西部断崖上，很清楚地显出下为黄胶生土（天然土），上有一·五公尺左右的文化层。”“上部为灰土，中有汉代陶片。在下层淡灰色土和小部分红烧土中，发现有史前遗物红砂粗陶，三足器残片、盆式器残片，两块残砺石。初步推测，此岗原为早期一个遗址，可能在汉代，此地曾建有窑厂，因将早期遗址破坏。” 这其实是岗头型遗址，而非湖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台形土墩，我将在以后的考察记里谈及。城岗头现在湖熟汽车总站东南面，已几乎盖满住宅，只有一小块黄土岗地暴露在其中。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57.00”，东118°58'38.92”  梁台 《湖熟调查记》说：“略呈圆形的台，在城岗头东南约一百公尺，紧靠着秦淮河北岸，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读书处”，“文化层和遗物，几乎和城岗头完全相同”，“在台东部断层中，有一公尺厚度的贝壳遗存。”钱立三曾在此捡到石锛、制锛石料、陶纺轮、陶网坠、陶垫。 梁台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台顶有水泥铺的晒场和数间破屋，坡上种庄稼，坡下有停车场、砂石场、垃圾堆，环境不堪。除遗址尚存外，没有看出受保护状态。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55.00”，东118°58'49.72”  小宝塔山 《湖熟调查记》说：“在城岗头西北约5百公尺，是一个近代丛葬的坟地，看不到文化土层，只在地面上找出些和城岗头一样的各代遗物。” 这也是岗头遗址。调查记里的“湖熟史前遗址分布图”上标出了小宝塔山遗址的位置，其西是元上村（即今前元村），但现在地图上没有做为地名的小宝塔山，也没有见到当地资料标示出小宝塔山遗址的位置，所以，我必须先找到小宝塔山，才能确认遗址所在地点。  我推测小宝塔山应该是今前元街宝悦巷所在山岗，去调查时听到这两种不同说法，有说宝悦巷山岗就是小宝塔山，有说应该在湖熟中学里面，各执一词。孰真孰假，我遇到了难题。 我又到中学南墙外的村里调查，村民告诉我，中学已改造过，地形变化很大，原先确有过一座小石塔（我猜测是僧人墓塔），早已毁了，位置在今中学操场东南角。这样一来，小宝塔山的位置可以因有小石塔而坐实了，不过，这与《湖熟调查记》里所说所标的位置相差太大，中学里的小宝塔山是在城岗头的西南，而不是西北，所以中学内不可能是遗址所在。我相信发现遗址的当事人所说不会错，难道是他们把宝悦巷所在山岗的名字叫错了，那里不该叫小宝塔山？ 到第四次去调查，我终于遇到一位知情的前元村花甲老人，他祖父在民国时从江北逃荒过来，就住在宝悦巷山岗旁边，从小他就听祖父把这里叫小宝塔山，中学那边也是小宝塔山，山岗是相连的。 《湖熟调查记》里还说到，大宝塔山“与小宝塔山遥遥相望”，而宝悦巷山岗南面隔一块洼地即大宝塔山，正是隔洼地而南北相望。真相大白：今宝悦巷山岗就是“小宝塔山史前遗址”所在地，完全符合当年资料所记遗址位置的各项条件。几十年过去了，岗上的变化已很大，有不少建筑和民居、校舍，岗南头还曾经推平建过变电站，不复旧貌。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57.22”，东118°58'22.00”  鞍头岗 《湖熟调查记》说：“在梁台的东南，中间隔着秦淮河，紧靠着河岸的一个椭圆形土岗，岗上还有清代建筑的庙宇一座。此处新近有人取土，露出断面，包含的遗物和城岗头相同，另有汉代细柄豆残块，明代处州窑把碗片等。” 经当地人指点，我在湖熟镇东边的粮库找到了鞍头岗原址，上面曾经有过佛教珠峰寺。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建粮库而将土岗基本推平，现两排库房位置即过去的鞍头岗。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48.76”，东118°59'1.61” 大宝塔山 《湖熟调查记》说：“在湖熟镇西半里，秦淮河北岸上，与小宝塔山遥遥相望。墩高度和面积同老鼠墩，因地近湖熟镇，所以荒塚累累，几占全墩十分之七。但塚上及坟墓间隙处，露出红砂粗陶片，与老鼠墩的同，且有红烧土多处。” 该遗址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已建为遗址公园，上有廊亭和多样雕塑，用来展示史前“湖熟文化”，可惜建设过度，用雕塑展示只是我们的推想，而遗址本身才是更重要的。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43.60”，东118°58'24.41”  湖熟镇边史前遗址的位置见下图： 【湖熟镇西的史前遗址】 老鼠墩 《湖熟调查记》说：“墩在湖熟镇西三华里秦淮河的北岸上，紧靠着曹家边东边，中隔小圩，计一三〇公尺，墩北脚下就是南刘村。这是一个微现起伏高出地面约十公尺的土墩，……这遗址非常单纯”。 老鼠墩是1951年在湖熟发现并第一个科学试掘的单纯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镞等各式石器及陶器残片。正是发现了老鼠墩，才清楚了“湖熟文化”遗址的典型形态，推进了一大批史前遗址的发现。老鼠墩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2006年修造长深高速公路，穿墩而过，毁掉西半部，后有抢救性发掘。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18.21”，东118°57'50.78” 前岗 《湖熟调查记》说：“在曹家边前面，秦淮河北岸，老鼠墩西南一七〇公尺，较老鼠墩稍低，面积也稍广。” 前岗遗址与老鼠墩遗址相邻，故1951年一并进行了试掘，出土有石镞、穿孔石斧、砺石及砂陶、黑灰泥陶。前岗与老鼠墩一道基本确定了“湖熟文化”的人文内涵，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当地把6公里外的耀华社区前岗村的岗地错认为是”前岗遗址”，且把文物保护碑竖在了那里，所以，真正的曹家边前岗遗址并没有得到保护。谷歌地球地标：北31°51'11.00”，东118°57'42.23” 湖熟镇西的史前遗址位置见下图： 【湖熟镇东的史前遗址】 范塸村神山 这是我今年考察时新发现的一处史前遗址，村民叫神格山，格为衬字，无意义。神山的位置、形状均显出是台形遗址，但只有约2米高，近椭圆形，略呈东北-西南向，长60米，宽55米，表面仅有少量碎小的红砂陶片，捡到一只红砂陶尖足。村民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也不知神山之名的来历。从其所在位置来看，正当秦淮河来水易冲击之处，似乎很早就被毁坏。我在村北岗地边见到一块残缺的菱形纹铭文砖，上面剩有”冬十有一月葬”几个隶字，似东吴或两晋遗物，显然，这里过去是有故事的。谷歌地球地标：北31°52'4.00”，东119°0'25.80” 索墅西河低洼区的史前遗址 向家边馒头墩 《湖熟调查记》说：“紧靠着叉河西岸向家边南约一五〇公尺，墩形圆如馒头，故名。墩高出田面七公尺，直径约四十公尺，满生荒草，致土质难以鉴别，墩面陶片同老鼠墩，露出的也多，在陶片中有细砂质烟灰色片，是尖脚鬲的腹部。在墩面坡上捡得残石斧一件，……墩上无其他时代遗物。” 馒头墩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却依然存在，令人意外。村民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取墩土修圩，又将顶部平整后做生产队公场，故降低约2米，不再像馒头。现在被叫作吴格墩（音）、笼子山。上面所说叉河，即索墅西河，从北面的索墅镇西边流来，流经的区域低洼，而向家边村就在其中。村民说过去逢大水即淹，生活痛苦，1974年新开挖梁台河，取代旧河，淹水就很少了。 馒头墩跟老鼠墩一样，是典型的台形遗址，遗物的时代也较单纯，墩东南田里还露出大片螺丝壳聚集。馒头墩是我见到的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而破坏不算大的遗址，虽然距离湖熟镇很近，上面并没有建工厂。我希望立即将馒头墩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谷歌地球地标：北31°52'58.54”，东118°59'4.90” 赵家边乌龟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湖熟镇东北约九华里，叉河自墩东南脚下流过，在赵家边东约二百公尺，高出地面约十余公尺。墩作椭圆形，西部较高，东部略成坡形，似乌龟状，因之得名。” 我在考察记《真相》篇里说过，赵家边村乌龟墩是1951年南京博物院（现为省属单位）所发现，1982年被取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资格，不再保护，2009年又变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南京市的新发现，改叫乌龟山，才又列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上面已建有工厂，目前状况远不如向家边馒头墩。谷歌地球地标：北31°53'39.21”，东118°59'10.24” 蔡家边蛇墩 《湖熟调查记》说：“又名蛇山，在乌龟墩正北约一百公尺，紧靠着赵家边村东，是一个小型的土墩，与乌龟墩只隔一水田，遥遥相望。全墩红烧土很普遍，尤其是墩顶及南面，烧土色近赤。墩面遗物与老鼠墩同，唯在粗砂红陶中羼杂有铁砂粒，如绿豆般大小。” 蔡家边村与赵家边村北部紧靠，仅一巷之隔，蛇墩属蔡家边村。因开挖梁台河，切断了蛇墩与村子的联系。现有两条公路交汇于蛇墩之上，分别在蛇墩西部、南部通过，故蛇墩已毁，只能见到一点残迹，墩北边现有社区卫生站。谷歌地球地标：北31°53'43.41”，东118°59'7.92” 前贾墅船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叉河东岸圩田内，兴旺村北偏西约九百公尺，馒头墩东北约二华里。墩的面积约三百平方公尺（刘宗意注：应为约一万三千平方米），是一船形土墩，……墩周断面上，有灰土层厚约一·八公尺，内含红砂粗陶片墩面上亦散布此种陶片，其中包含尖足器残片，并有烧土多处，所出陶片尤多。” 在1951年所发现的湖熟史前遗址中，船墩较大，形状也很有特点，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在2017年再去考察时，江宁区和南京大学刚刚结束第一阶段发掘，墩顶已开挖十几个考古方，我感到意外，目前的大开发时期，抢救发掘那些即将被毁的遗址才是当务之急，像船墩这样有特点的大型遗址，应该留待科技更发达的以后再发掘。谷歌地球地标：北31°53'23.90”，东118°59'26.00” 索墅西河低洼区史前遗址位置见下图： 索墅东河低洼区的史前遗址 新墩神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索墅镇东南约三华里，湖塘头村之北，马盖之东约一五〇公尺，为一高出地面约七公尺的圆墩。墩顶上平坦，建有福田庵一，古树竹林环绕其四周。墩下周围全系水田，东脚下并有小溪，流而南下。墩边断崖上显出灰土层厚约一·六公尺，墩面上见陶片，灰土中尤多，皆与老鼠墩陶片同。” 神墩原属新墩大队所有，不属于自然村，上面建过大队部，后来改为新墩行政村，所以过去称为新墩村神墩，2006年新墩村与耀华村合并为耀华社区，取消了行政村建置，新墩现在只作为一个地名存在。上面所说的小溪即索墅东河，其作用现在已被开挖的同进河取代。虽然神墩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遗址上已建为工厂，盖了不少房子，福田庵也重建起来。谷歌地球地标：北31°54'50.90”，东119°0'15.94” 湖塘头木鱼墩 《湖熟调查记》说：“在神墩正南三十公尺，是一个南北条形的墩，像一条鱼在伏着，……墩上有个小的松林，松球与红砂粗陶相杂，散布地面。陶片和老鼠墩的相同，红烧土几乎全墩都是，东背脊上尤多。在墩西坡上捡得小石锛一件，黄灰色，一面刃，质为角页岩，组织整齐，层次分明。”目前墩上是庄稼地和茶树园，村民叫作扇子墩，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谷歌地球地标：北31°54'45.62”，东119°0'15.00” 西洋湖村乌龟墩 南京市2009年公布的新发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西洋湖村东北方300米，是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台形遗址，长90米，宽60米，上面种满树木。谷歌地球地标：北31°54'34.77”，东119°0'58.00” 大花塸村庙墩 南京市2009年公布的新发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是索墅东河源头的一处遗址，在索墅镇东北约1公里，淳化街道茶岗社区大花塸村西南约170米，为西北-东南向的近似圆形的台形遗址，直径约47米，高约4米。顶部曾有土地庙，后毁，生产队时期建有几间公房，已破损。谷歌地球地标：北31°56'16.60”，东119°0'12.00” 索墅东河低洼区史前遗址的位置见下图： 从史前走来的湖熟 依照我制作的古秦淮大湖地图来看，湖熟临秦淮河的几处史前遗址，早先位于古大湖边，而其他遗址则分布在索墅东湖汊和索墅西湖汊、以及其他小湖汊沿边。湖汊后来逐渐萎缩成小河及低洼区，这就是南京博物院《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尹焕章、张正祥撰，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描述的当代所见情况：“各山余脉，岗峦起伏，岗与岗间，形成一个个小山沟，各沟都有大小溪流贯穿其中，这些溪流，都是直接或间接流入秦淮河的。在沿溪近岗的地方，多有一系列的台形遗址存在着。” 古大湖萎缩后，湖熟附近还有较大的湖泊，比如过去有刘阳湖，现杨柳湖即其残存。《宋书·五行志》里提到西晋时有“丹阳（郡）湖熟县夏架湖”。湖熟镇东南至赤山还有白米湖。汉代出现湖熟之名，跟近旁有多个湖泊相关。 据此推测，汉代的秦淮河应该在今天湖熟镇南跟几个湖泊串起来，那里是大片低洼区，现在穿湖熟镇而过的河道那时并不存在，所以，现在的秦淮河不能做为考证汉代湖熟县治位置的参照点。城岗头高坡可起防御作用，但不是早期县城的围墙。汉代县治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可能早已被大水冲没，湖熟镇“隔桥双市井”的格局，是后来才形成的。 荣誉极高的桂冠 湖熟史前遗址的首次发现发掘工作，是在曾昭燏先生领导下，由尹焕章先生主持的，他在那里工作了21天。他还有个“理想计划”：由点而线、由线到面地做全面调查。1957年5月，他再次来到湖熟，此时他已经拟定了写作《试论湖熟文化》的计划。他去了湖熟镇东北面和解溪镇，去了西面的龙都镇和东南的句容郭庄、葛村，又发现了多处遗址，此后再没有来过湖熟，他太忙了，他用脚步把理想计划的调查扩大到了长江下游两岸，证明了史前”湖熟文化”遗址并不只在湖熟才有，长江下游沿岸的宁镇扬芜等地区都有诸多发现。湖熟值得骄傲的是六十七年前令人尊敬的“首次发现”，所以才会有以湖熟命名的史前文化，这是一顶荣誉极高的桂冠。 大宝塔山遗址公园建有解说式的史前人浮雕像，人物形象当然是想象出来的。我觉得最应该建立曾昭燏、尹焕章、钱立三以及胡小石四位先生的雕像，是他们提升了湖熟的文化地位，改写了湖熟历史，也改写了南京地区及长江下游的历史，他们的形象是真实的，无需想象，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我独自走过湖熟镇，一次又一次，步履匆匆，没有愉悦的心情，因为我不是来旅游的，没有时间去看景点。我在湖熟所见到的遗址保护并不理想，也想起媒体曾报道，1996年在湖熟镇一开发工地，四百多座古墓一夜之间被破坏，2003年又有近二十座两汉古墓被破坏盗掘——“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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