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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艺术创作中，有正副主次之别，也因此而有所取舍。取舍有一种说法是通“趣舍”，是择用之道，不论如何，也是一种艺术上的选择。艺术如人生，经常要面临各种不同的抉择。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从工具到内容，从形式到情绪，都要进行选择，也就都需要取舍。 而取舍如何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正所谓“取舍万殊，静燥不同”，有些取舍是自我的一种扬弃，有些则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是在不定中的一种选择。如《兰亭序》中所说“趣舍无定，谓之无常”。荀子也说：皆言取舍之繁复及左右为难也。 人的选择智慧体现在两点，一方面是自己掌握中进行去留的安排，还有则是在不可把握中去选择如何把握自己。在军事上则格外重要，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随时适应环境而做出利于自己的变化，这种变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智慧体现。
《汉书·贾谊传》云：“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颜师古注：“取谓所择用也，舍谓所弃置也。”“择”什么，“弃”什么，是人生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书法的学习开始就面临选择，学的目的什么？从哪里开始？选什么贴？这些都需要抉择。在过去，信息量比较少的社会环境里，大家担忧的都是学习资料的匮乏，往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爆棚，真可谓众说纷纭，选择焦虑成为了主题，如何选择也成为了时刻面临的话题和能力。
项穆《书法雅言》撰有“取舍”一篇，即列举了几位书家，也提出了临习对象的选择，如苏轼与米芾各有短长：“苏、米之迹，世争临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 宋四家各有所长，苏轼是文人气质浓郁，米芾是变化多端。而如果临帖只是复制表面，不看内在而作抉择，难免就会有东施效颦的嫌疑。苏轼学颜真卿，有豪迈之气，其点画蕴含雄健之气，而米芾则是一种灵动之气。而项穆则认为，苏轼的结体因其执笔姿势而过分依赖棱侧用笔。而米芾有时候情绪表达有些失控，则是他的短处。 项穆认为他们都是天资充沛的人，但是学力疏松，总有手不从心的问题，只是以自己所长遮掩自己所短。项穆的观察角度，应该是从魏晋出发作比较的。苏轼也曾经感慨书法之笔法失传，只能自己揣摩，可能和这个情况也有关系。可见，这是一种学力与天资的选择。
接着项穆又列举临习王羲之问题，因为不同书法家学习王羲之，各得一体，不的同选择便有不同效果。他说：“逸少以前，专尚篆隶，罕见真行。简朴端厚，不皆文质两彬；缺勒残碑，无复完神可仿。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试举显名今世、遗迹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则趋向可定矣。 这里提出了王羲之在书法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即行草书盛行时候的一个书法技术和审美的集大成者。他的书法会通古今，构建了一个全息通透的审美体系。故而后世所学，往往仅仅得其一端，便可以名存后世。
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模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列举了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等，他们都是学习王羲之而自成一家者，他们虽然名盛一时，却都学到了一定长度的同时，也暴露的短处。项穆此说下笔直戳痛处，旨在表明，只是模仿王羲之是很难的，审美的选择要有自己的特征，同时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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