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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哲夫 学者，惠州 狄尔泰说：“只有诗人才有资格谈诗。”狄尔泰是现代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生命哲学强调“体验”的重要性，旨在对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西方哲学传统做一个修正。而重“体验”甚于重“反思”，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因为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乃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天人之际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观照关系，而是万物与我合一的涵摄关系。《礼记》云：“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讲的就是躬行体 验 对 于 生 命 本 体 的 意义 。 徐晋如先生的《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正是试图恢复传统学术躬行体验的传统，以词人说词人，以词心证词心的用情之作，可谓掉臂独行、别开生面。 徐晋如之诗踵武晚清同光诸子，词则出入于花间北宋之间。其词集《红桑照海词》，彭玉平教授评道：“为词寄意五代北宋，虽雅章短韵，而饶有生命之丹采，啸云、童轩尝谓其词有《花间》、《饮水》风致，盖以此也。”作为词坛作手，徐晋如先生解读古人词作，不同于学院派学人寻章摘句式的鉴赏分析、实证主义的生平考证，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式解读，而是着眼于词心的抉微、生命的交感，由作品到生命价值的阐发，由文本到人生体验的通感。 比如论温庭筠“平庸者不会理解才华卓异的天才，他们只会觉得这样的人身上充满不安定的因素……可以说，飞卿一生的悲剧，令狐绹要负极大责任，然而，现实永远是令狐绹们的世界”；论李煜“人生的终极，应当就是追求文化，努力过上高雅的生活，只是过度的文化销蚀了人性当中兽性的一面，以至于无法抵抗野蛮”；论少游“中国的文化环境要求人人做道德圣人，却缺乏对天才的基本的宽容。”由词人自身的人生体验而思接千载，尚友古人，笔下的文字便不是技术性的制作，而是精神性的写作。 作者之性情与志趣如水银泻地，力透纸背。徐晋如先生尝以“形而上写作”自况。而《长相思》一书由诗余而上升至人生，确实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在。 也由于徐晋如词人的独特身份，故书中也多有学院派学者未发之谠论。比如世人皆以元好问讥秦观“始知渠是女郎诗”为的评，以陈师道“秦少游诗如词”为定谳，但徐晋如先生却举了不少秦观诗的绝胜之处，指出了秦观的诗人底色：“其实，少游本就有沉雄清俊的诗心，只是至热之肠，在遭受打击之后，不能解脱，一变而为冰肠九曲。”于幽僻处独具手眼地发掘秦观诗的高妙。 对李清照，世人多以词人视之，而徐晋如以易安之性情偏好与诗中的士人精神，发掘易安身上的男性特质，“她在心理上有非常明显的双性化倾向，甚至男性心理还要占到压倒性的优势。也就是说，自心理性别言之，易安实为男性。”从而还易安以诗人本色。只有同是诗人的敏感心灵，才能捕捉诗人的奥秘，把握诗人的特质，走进诗人的灵魂。 在写作《长相思》一书之前，徐晋如就有其成熟的诗学观。《长相思》一书中许多地方都是徐晋如诗学观的具体体现。比如在对白石词的品读中，徐晋如对朱庸斋先生“白石脱胎稼轩说”做了商榷，认为白石词并无依傍。笔者以为或是两家诗学观之不同所致。朱庸斋先生倡“诗词合一”说，故以稼轩白石为一体，而徐晋如先生则坚持“诗庄词媚”说，并在《长相思》中进一步阐发了诗词之差异：“诗心是生命的宣泄，词心却是生命的消耗。”“诗人在爱自己的同时，也同样地爱着人类；而词人倾向于只爱自己。”不同于朱庸斋先生以文体论诗词分途，徐晋如更着重以生命感觉论诗词差异，显得更为通脱与超越。 《长相思》确乎证明了郑文焯那句“几生心苦到词人”，因为倘没有躬行实践的甘苦体验，就无法味得词中三昧。《长相思》一书虽非学术著作，但却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当然这其实就是古人的生命体验之学，只因为疏离于现代社会而显得独异。 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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