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锐眼：中央情报局的蒙尘

摘要：“别跟我抱怨什么前途难料，喂，伙计，你知道吗？我们CIA干的就是预卜未来”——前中情局局长比尔 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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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史上最杰出的情报官除了大革命中的塔列朗亲王之外，就属冷战晚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莫属。然而，在比尔凯西就任中情局之前，这个大名鼎鼎的情报机构正处于自诞生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当时的CIA，不论是本身的成绩，还是舆论或同行的评价，以及自身的士气信心，都已不能更加糟糕。

1979年，特纳领导的中情局不仅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风险一无所知，甚至在伊朗冲击美国大使馆挟持外交官之前也毫无察觉，这种错判使得美国情报机关的声望在人质危机中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1980年底，胜选之后的里根接见法国情报局领袖、顶级情报专家马伦奇斯上校，后者专门向里根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谈不上严肃，其对情报的搜集、组织和评估，严重缺乏目的性，几乎称不上合格”；

而1981年上任的凯西在会见属下时，也惊人的发现中情局员工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

伊朗人质危机之后，中央情报局和多个情报机构分析CIA的失败之处，撰写了《伊朗危机事后调查报告》，供白宫和中情局审阅，问题罗列如下：

1、从1978年到1979年，伊朗形势是急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但中情局分析员们的工作节奏并未改变，只是按部就班的每周写报告，汇报早已过时的信息；

2、面对伊朗方面的情报，中情局仅仅只是罗列情报本身，没有能力基于这些情报对未来做出有价值的评估；

3、中情局仅仅只是重点监听苏联方面的信息，对伊朗革命的风险完全不重视——1978年12月，中情局的情报材料还笃定“伊朗不会发生革命风险”，中情局局长特纳的批示则是，“请慎重评估苏联入侵伊朗的可能性”；

4、中情局没有在伊朗国王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没有监听伊朗宗教界对美态度，前者是基于不忍心，后者是因为轻视，对于情报工作来说，这是严重的错误；

5、面对革命风险，中情局情报人员陷入近乎荒唐的循环论证逻辑，其出发点是，如果形势恶化到足够严重，那么国王一定会出兵镇压，反过来，如果国王没有下令镇压，那么说明形势恶化并不严重。

时代周刊上的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

说起来，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特纳海军上将，本质上是一位荣获过罗兹奖学金的伟大学者，他怀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和专业精神，并热衷于使用最新的科技来提升中情局的情报搜集能力，对信息的组织和分析，反而不甚看重。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挫败，但在特纳当值时期，中情局也确实鼓捣出很多极为尖端的情报搜集方式，譬如：

动用美国潜艇进入苏联领海和港湾，在海底安设当时最先进的电子录音设备，监听苏联海底电缆的通讯信息，由于苏联人当时并没有想到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通讯基本上是简码或明码，通过这个渠道，特纳获得了大量情报；

制造最新的卫星系统，使用雷达造影，可以穿透云层，并在夜晚监控，能够轻易实现24小时对苏联动向的无间断监控；

中情局甚至有一种假树枝的特种装备，表面用真树皮包裹得完美无缺，里面却安放着世界上最顶级的电子探测器，然后苏联空军基地外面的树上，就可以用来搜集苏联战机的信息。

通过这些最新式的设备，美国的情报人员，甚至可以将一些欧洲、东亚和中东各国政府高级会议的交谈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包括部分政治家们的电话交谈记录（为了防止美国监听，很多敌对国机密信息甚至不轻易通电话），以至于连不少外国大人物的私癖都一清二楚。

然而，由于缺乏对情报的处理能力，哪怕是拥有如此诸多的高科技，也未能促使中央情报局成为一个合格的对外情报组织，不然，她就不会不会遭遇如此诸多的失败。这一切，直到比尔凯西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而中情局的改变，也决定了美国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其对苏打击政策变得更加精准致命，这最终改变或加速了冷战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