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的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制度与研究重点的变化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安·约翰·施密德（Christian Johann Schmid），男，德国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格奥尔格·克鲁肯（Georg Krücken），男，德国卡塞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学会主席。

摘要

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过40年的发展，已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本文从高等教育系统的数量—结构发展、高校治理、高校组织、高校中的行动团体和机会平等五个方面，概述了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相关内容和结果，认为该研究领域在理论、方法论和主题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为了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应该加强该领域的制度结构建设，特别是学术职业道路建设；同时，需要持续地发展理论和方法，并实现学术性与实践性导向的平衡。对未来发展而言，应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合作并关注高等教育领域的小众研究。

一、引  言 

在一篇文章中总结德国40年的高等教育研究，既是挑战，也是妄为。作者为此需要面对多重的选择。为了减少选择的难度，可以回顾一下已有的相关概述和评论（Teichler 2008，2005；Pasternack 2006；Wolter 2011；Kehm 2008；Autorenkollektiv 2018；Krücken 2012；Wilkesmann & Schmid，C.J. 2012a；Wilkesmann 2017，2019；Winter & Krempkow 2013；Prenzel & Lange，S. 2017；Hartwig 2013；Teichler 2000；Lange-Vester & Teiwes-Kügler 2012）。显而易见，德国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异质性的领域，这一领域不是通过学科而是通过高等学校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而整合的。高等教育研究从各学科汲取养分，特别是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还有历史、政治学、心理学和法学。我们深知，对德国高等教育研究迄今的所有成果或将来的成果给予适当的概述和评论，难免挂一漏万。而且，进行这种概述，不管愿不愿意，总是需要对研究状态进行评判和对议题进行分类的学术权威性，对此我们也深感难以胜任。如果文章忽略了某些必要的内容，或者过于关注一些内容，都是作者妄自做主的结果。文章如有疏漏或叙述有误，我们深表歉意。

在本文展开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两点：一是为了理解德国高等教育研究，有必要在各个方面对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进行补充性描述和解释（例如，德国高等教育的联邦制特点、学术职业资格要求）。但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在行文中重要之处为读者提供相关的文献信息；二是对于1990年德国统一之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本文的关注局限于西德。此外，我们引用的诸多统计数据是从1992/1993年冬季学期起，以反映德国高等教育体系自统一以来的发展情况。

二、从过去看未来：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不完全的制度化史

学术生产力、科研项目制定与实施中的学术自主权，以及研究领域的实践意义和影响力，始终受到制度与制度化历史的影响。在艰难地对此进行重构时，我们将讨论限于国家补贴和/或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教席，以及明确提出以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或工作重点的学会，它们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有持续性和决定性影响（联邦教育和科技部[BMBF]的“科学与高等教育研究”网站[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d]也提供了所有研究机构、学会、课程、研究人员和研究计划的英文概述）。

 （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细分领域，可追溯到1960年代。正是这个时候，高等教育体系此前的章程以及战后社会中德国大学的理念，首次遭遇根本质疑（特别是来自西德学生运动的质疑）。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使个别科学家（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家）对高校和高等教育产生了更加系统性、更长期的兴趣，并将其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Teichler 2018）。

1970年代，德国成立了第一批公立高等教育研究和咨询机构，包括在大学成立的高等教育教学中心（例如比勒菲尔德大学、多特蒙德大学、汉堡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或德国高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Hochschul-Information-System GmbH，简称HIS）。1973年，由巴伐利亚州政府成立的巴伐利亚州立高等教育研究与规划所（IHF；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d）也奠定了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础。40年前，当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北京大学成立时，几乎同时，职业与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在卡塞尔大学成立（1978年成立，现为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INCHER 2020），首任领导是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他是德国第一个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教授。随着高校政策参与者在德国高校发展和规划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咨询需求，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INCHER）作为迄今为止德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也从中受益。另外，还有1994年成立并主要以智库形式运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心（CHE）、1996年成立的哈勒—维滕贝格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HoF）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例如2011年在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成立的高等教育中心（Zentrum für HochschulBildung，zhb 202）。除此之外，在卡塞尔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立后的三十年内，应该再没有出现如此规模相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直到2013年，国家才成立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DZHW；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2020a），其前身是德国高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HIS）。该机构关注的研究主题覆盖面广，拥有无与伦比的大型研究数据中心以及庞大的设备和员工数量（2020年[上一次年度报告发布于2016年,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2017]。从那以后，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DZHW]发展迅速）度总预算预计在几千万范围内；估计有两百多名员工，其中包括一百多名研究人员），是目前德国最大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由此可见，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既发生在大学内部，也发生在大学外部。在德国高校中，只有少数几个教授职位与高等教育研究直接相关。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还有几十位教授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他们分别来自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或公共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不涉及教学领域。在德国，还没有大学建立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相对应的“高等教育学”专业。现有的相关课程数量较少，主题也有所局限，而且从培养目标上看，更像是继续教育（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c）。

（二）研究经费

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经费主要来自第三方资助项目，期限为两到三年。来自国家层面的资助有：科学上享有盛誉的德国科学基金会（DFG），该基金会旨在促进创新性基础研究；联邦教育与科技部（BMBF），资助与实践相关的研究。自2008年以来，联邦教育与科技部发起了“科学与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资助项目（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a），为稳定和扩大与高校和科学系统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年度总预算1300万欧元；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f）。最后，为推动高等教育系统进一步发展的各项国家资助计划，也包括了资助辅助性科学研究的大量预算，例如“教学质量协议”（简写为QPL；总金额20亿欧元；期限为2011—2020年；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20b）或“通过教育而上升：开放的高校”项目（Open Universities 2020）。

 （三） 学会

研究领域的协调性、身份认同和影响力也可以通过该领域的学会进行重构。联邦教育和科技部（2020e）的网站对德国学会的情况进行了概述。

在国家层面，2006年在卡塞尔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学会（GfHf 2020）对于德语区所有高等教育研究人员而言至关重要。它组织年度会议，来自各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以及高校从业人员介绍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发现。该学会发布了与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相关的立场性文件，并以各种形式促进青年研究人员的发展（例如导师制、工作坊）。此外，该学会还对青年研究人员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术资格论文进行表彰，授予年度乌尔里希·泰希勒奖。

其他学会在主题上都更加专业化，因此更适合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亚团体”，比如德国教育学会（DGfE）、德国高校教学法学会（dghd）或德国高校继续教育与远程学习学会（DGWF）。此外，高度隶属于某一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也在其学科传统的专业学会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比如在德国社会学学会（DGS）的相关活动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研究者联合会（Consortium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rs，简称CHER）也是由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乌尔里希·泰希勒于1988年在卡塞尔建立的。而CHER是由高等教育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性学会，在欧洲举办年会。上届CHER年度会议（2019）在卡塞尔举行，由本文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卡塞尔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INCHER)的现任主任格奥尔格·克鲁肯（Georg Krücken）担任总主持。

如果总结当前关于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制度化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基于少数研究人员坚定的开创性工作和他们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做的杰出努力，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增加的第三方资助经费以及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DZHW）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研究。但是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仍主要通过项目资助的方式进行整合，因此人们仍然普遍抱怨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程度太弱（WR 2014）。此外，高等教育相关的机构、人员职位（终身教授）和物质资源仍然很少，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研究需求，也无法与高等教育对于社会整体的重要性相匹配。更不用说在德国，高校是整个社会的中心机构之一，而这一社会日益以知识为基础，同时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持续存在和/或加剧（Hüther & Krücken 2018）。

三、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题

仅通过制度化历史呈现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是不完整的，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更为重要。在过去40年中，即使在这个相对较小的研究领域，也已针对各类主题出现了理论和方法上非常多样的研究。对此，现有文献进行了粗略的体系构建工作（Teichler 2008；Wolter 2011；Krücken 2012；Teichler 2000）。但是它们的发表日期已不是最新的，并且没有包含更详细的研究内容和结果。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恰当地总结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和结果，我们建议进行专题开发。许特（Hüther）和克吕肯（Krücken）（Hüther & Krücken 2018，39—214）对此进行了最新、最详细的总结，并主要基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德国高等教育研究，至少明确了五大主题领域：（1）  高等教育系统的数量—结构形态与发展；（2）  高校治理；（3）  高校组织；（4）  高校中的行动团体（学生、博士生/博士学位获得者、教授团体）；（5） 机会平等。

下文我们将以此为结构指引而展开叙述。一方面，必须注意到，对这些主题领域的分类是纯粹分析性的。另一方面，本文聚焦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以较少考虑其他学科的研究贡献，例如教育学和心理学；也较少兼顾邻近的研究领域，例如评估研究和劳动力市场研究。

（一）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数量—结构发展

从数量—结构方面的主题领域看（Hüther & Krücken 2018，41—63），自19世纪6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体系扩张以来，不少研究记录和分析了这一扩张过程与后续问题，我们可将此类研究纳入这一主题领域。这主要涉及大学生和学术人员、高校数量的增长以及对其资助额度的增长。

在过去40年，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主要在政治驱动下扩张，以下是对这一扩张过程的粗略量化描述：（1） 国家认可高校（包括私立高校）的数量从1993年的314所（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02，151）增加到2019年的426所（Statista 2019a）；（2） 在1992/1993冬季学期至2019/2020冬季学期之间，大学入学人数从170万增至290万（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2019c）；（3） 1992年（1992年，第一次明确计算了整个德国大学的工作人员[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8，5]）至2018年同期，专职和兼职的学术和艺术人员从大约143,000名增至大约158,000名（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96，15；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9，19）；（4） 自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年度支出从106亿欧元增至2018年的305亿欧元（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9a）。

联邦统计局每年发布的高校统计数据（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20）也记录了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发展情况，包括所有货币和非货币指标。传统上，围绕数量—结构发展的高等教育研究，很大一部分都具有描述性—信息性特征。这些大规模数据收集和评估可用于测量高校和科学系统，并且主要为更高层次的教育和高校规划服务。它们是各州和联邦政府高等教育和高校管理的决策基础，可用于评估决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或作出预测。这些数据也始终是进一步研究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信息来源（请参阅以下部分）。

 （二）德国高校的治理结构与发展

跨学科的治理研究涉及对高等教育系统和高校协调性的分析（Hüther & Krücken 2018，99—131）。针对高校基本调控能力、新治理机制实施的非预期效果，始终可以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在国际上显著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德国被视为“迟来者”，这些改革从根本上质疑了传统的高校管理结构。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出现关于德国高校系统结构调整的讨论；而到了世纪之交，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开始基于新公共管理（NPM）原则。根据1998年《高等教育框架法》中有关去管制化的措施以及引入各种管理工具，核心工具为基于绩效和指标的资金和薪金分配、目标协定、学术奖项，这些改革以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导向，可以使德国高校的运转更为有效。基于新公共管理原则，这些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的目标是：（1）  增强高校之间和高校内部的竞争；（2）  增强高校内部的等级制度；（3）  弱化同行管理原则；（4）  加强外部控制而不是国家的细节控制（Hüther & Krücken，2018，27—37；Schimank & Lange，2009；Wilkesmann & Schmid，C.J. 2012b，33—37）。

高等教育研究最初记录和描述了高校治理的具体组织与实施过程，而这一高校治理的依据是新公共管理标准（Jaeger et al，2005）。针对这一治理形式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一个大型研究协会发起并开展了首次基于理论的实证研究，持续时间为2003年至2009年（DFG 2020；Jansen 2010，2007）。他们开展比较研究的基础是“治理均衡器”的开发。受此启发，可从五个维度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治理进行国际比较（参见Hüther & Krücken 2018，111—117；Schimank 2005，363—369）：（1）  国家对高校的法规和财政资助（国家法规/财务支持）；（2）  国家或其他行为者对高校的外部控制（外部指导/授权机构）；（3）  高校的学术自治组织（学术自治）；（4）  高校的分级自我监管（管理自治/分级管理）；（5） 高校内部和高校之间的竞争（机构竞争）。

此前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趣主要针对不断变化的治理体制对大学科研的影响，其次是对大学教学效果的实证研究（Wilkesmann & Schmid，C.J. 2012b，2014）或不同身份群体对新调控模式的接受情况（Schmid，C.J. & Wilkesmann，2015；Bogumil & Heinze，2009；Biester & Flink，2015）。

总体而言，可以明确两点（参见Hüther & Krücken 2018，117—131）：（1）  无论基于国际比较还是德国联邦制结构下的国内比较，新公共管理的正式实施与执行是完全不同的；（2）  改革对高校调控以及学术表现的预期影响尚未实现，或者根据已有研究无法归因于新公共管理改革。到目前为止只能表明，基于教授群体的德国学术自治传统，在面对较强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式干预时表现出相对的弹性。尽管如此，关于这一改革产生的显著的、非预期的部分效果，仍有一些初步的经验性结果和讨论（Krücken 2014；Welpe et al。2015）。



（三）德国高校的组织化

与治理的视角不同，组织的视角没有在宏观层面考虑高校和科学系统的国家调控结构，而是在中观层面关注单个大学或大学群的组织和组织性（Organisierbarkeit）。对高校的组织学观察（Hüther & Krücken 2018，133—176；Wilkesmann & Schmid，C. 2012），主要围绕高校与其他组织类型（例如企业、中小学、协会）的区别和比较，以及高校组织随时间的变化。

在历史上，德国高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文化机构”（kulturelle Institution）。在过去30年中，它们越来越作为一种“组织”（Organization）而引人注目。简而言之，大学在过去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有学者讨论了大学的理念；现在出现了关于组织或重组高校内部结构和流程措施的实证研究。随着国家资助的大学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合法性压力、引入新的私营经济中的管理模式、按照博洛尼亚改革标准来增强高校组织的等级划分或改变大学学习的组织方式，都对高校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形象产生了影响。高校的组织化也面临新的要求。

特别是新公共管理改革在概念上进一步将大学视为“组织”。我们正在与更加理性的“公司式的行动者”（korporative Akteure）打交道，他们比以往具有更大的决策和行动能力（Krücken & Meier 2006）。重要的是如何确定、理解和探究这些发展和变化，越来越多的组织社会学家或企业经济学家由此开始研究大学。一项调查显示，现在大多数年轻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专注于“高校规划”和“机构、结构及高校发展研究”（Schneijderberg，Kloke & Braun 2011，16）。

2012年，德国社会学学会新成立的“组织社会学”单元启动了以高校为会议主题的活动。会议结束后，出版了有关“高校作为组织”的论文集（Wilkesmann & Schmid，C.J. 2012a），这本论文集总结并体现了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在组织学中的发展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是由著名的组织学家推动和建立的，他们将其在组织理论和方法上的专长运用于高校这个研究对象。为此，他们借鉴了组织学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从受社会理论启发的研究方法（例如系统理论、新制度主义、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到官僚组织理论、组织文化和制度经济的方法（例如代理或交易成本理论），再到专门的企业经济管理理论。此外，围绕高校或为了高校而开发的理论或概念大多来自美国（例如“松散耦合”“专业组织”“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完全/部分组织”；Hüther & Krücken 2018，147—176），关于德国高校的实证分析通过使用这些理论或概念而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单单从理解高校组织现象的不同认识论来看，已显示出相关研究的多样性。大量的研究难以归类。核心的综合性结论与治理研究部分有所重叠（见第3.2节）：初步研究表明，德国高校虽然有些非正式的适应调整，但仍保持了以往的组织认同和组织实践；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倾向将有可能发生变化。最近出现了关于德国高校在组织化过程中非预期附带现象的讨论，而且出现在学者层面，比如学者动机的重大变化以及在研究和教学中针对体制的博弈行为（Biester & Flink，2015；Wilkesmann & Schmid，C.J.2012b；Münch，2015）。现在尚无法全面估计和评价在组织层面提到的改革后果，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四）德国高校中的行动团体
上文描述的德国高校系统转型和相关研究（请参阅有关治理和组织的部分），首先与不同的行动团体相关。因此，下文将简要概述有关德国高校主要利益相关者团体的研究结果，包括大学生、学术人员和管理与行政人员。

1. 大学生群体

大学生群体对德国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是具有建设性的，且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1960年代，大学生群体公开反抗当时的大学理念，在推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如前所述，这场运动也激发了德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更系统地开展高等教育实证研究（Teichler 2018）。第二，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大学生一直作为行动团体被持续且广泛地研究，相关主题涉及高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过程、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关键词为专业人员短缺、就业能力）和高等教育获得的社会差异（Wolter 2011，125）。

对大学生和毕业生的定量调查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具有特别悠久的传统。“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的社会调查”每三年实施一次，调查德国大学生的社会经济状况，这是一项始于1951年的长期研究（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2020b）。康斯坦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组（Research Group on Higher Education 2020）的大学生调查（Arbeitsgemeinschaft Hochschulforschung）始于1980年代初期，于1982年首次实施，包括不计其数的质性研究，即访谈学生和观察学生（后一种方法并不常使用）。在德国，对大学生的研究如此丰富，以至于只能粗略地综述相关文献。本文借鉴许特和克吕肯的研究（Hüther & Krücken 2018，177—187），按照分阶段的方式系统介绍关于大学生的研究，包括大学生录取、大学生离开大学系统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

（1）  大学录取、专业和学习地点选择

在2002年至2019年间，大学新生的总体比例（占每年总人口的比例）从大约37％增至56％（Statista 2020）。在同一时期，大学在读学生比例（有大学学习资格的人数与已被录取人数的比例）在2002年至2015年间，保持相对稳定，约为70％（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2017）。

在以往调查中，有大学学习资格的人认为，被大学录取意味着“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更有影响力的职位”“更多的社会认可”“更高的收入”以及“行动更为独立”。相比之下，针对德国培训体系中的标准化职业培训这一特别的替代方案（Baethge & Wolter，2015年），大学生将其与“更快实现财务独立”“更多的私人生活时间”和“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联系起来（Hüther & Krücken 2018，178—179）。

尽管不同专业之间存在预期差异，但选择特定专业的最重要原因（Hüther & Krücken 2018，180—181）仍然是对该专业本身的兴趣。比较而言，诸如“未来职业地位”“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外部动机发挥了次要作用。然而可以观察到，1980年代以来，外部动机对专业选择的影响持续地小幅度增加。另外，尽管整体上存在政策干预，即鼓励更多有大学学习资格的学生选择MINT专业（数学、信息技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但这些干预的尝试不是很有效，对于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在2009/2010冬季学期与2018/2019冬季学期之间，通过比较不同专业的学生分布，可以说明这一点（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19b）：2009年，“工程科学”和“数学/自然科学”专业中男生占26％，女生占10％；到了2018年，女性百分比只变化了两个百分点，达到12％（作者计算结果）。

关于特定学习地点的选择，德国大学生长期以来很少表现出区域流动性，即他们大多在家乡所在区域上学。原因之一是，所选大学的声誉对于未来就业机会的影响微不足道，而且无论如何，大多数毕业生在本区域就业市场中都有很好的机会（Winterhager & Krücken 2015）。

（2） 大学生的生活世界与实践

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对大学生的研究是主流，对大学生生活世界的关注仍然不足，但也有所增加（Hoebel & Lahm 2020；Bülow-Schramm 2008）：大学生如何体验和塑造大学学习（包括校外）生活？他们在哪些可变的条件下学习？他们面临哪些新的要求和负担？不同类型学生群体（例如不同社会背景或非传统学生）的大学学习生活、体验和实践有什么不同？

同时，还有相对少见的探索性研究项目，比如通过民族志（或自我民族志）方法，重建大学学习的主体（或主体间）体验（Kunz 2015；Schröer & Hinnenkamp 2015；Münst 2008；Schmid，C.J. 2020）。还有基于调查问卷的研究（Middendorff 2016；Becker & Heißenberg 2018），涉及大学生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状况以及学生行为（例如学习经费、休闲行为、居住形式）。整个社会的发展（个性化、反思性现代化）、按照博洛尼亚进程的大学学习结构改革、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特别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受教育程度低的学生）以及上述治理和组织的变化，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这对于研究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危机经历（特别是习惯/身份认同危机、竞争性的学业表现压力、学业表现失败的个人归因）及其制度应对（例如通过大学咨询和支持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Bohn 2017；El-Mafaalani 2012）。此外，对高校教学和教学心理学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这些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探讨了师生之间的教与学互动以及学生的学习动机、技能和策略等问题（Braun 2011；Metz-Göckel，Kamphans & Scholkmann 2012；Wild & Esdar 2016）。

（3）  辍学

大学生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辍学（Hüther & Krücken 2018，182—188）。其研究目的是找出大学生辍学的原因以及如何最好地阻止辍学。出于纯粹的经济学考量，高校政策参与者对于这一问题尤其感兴趣，即通过对既有容量的投入，使尽可能多的学生尽快地完成学业。辍学不仅被视为政府资源的浪费或分配不当，而且从学业失败的学生角度来看，也被理解为一种可以避免的教育失败。

在德国，对辍学率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即在现有数据中无法区分个人层面的辍学究竟是大学生终止自身学业还是暂停一种学业并重新开始另一种学业。通过对数据的谨慎解读可以发现，在1980年代，总体辍学率普遍上升到大约30％。对于1999年至2006年之间出生的毕业生，可以估计的是，辍学率随时间推移从31％下降到21％（Hüther & Krücken 2018，184）。也就是说，在100名学生中（1992年至1994年之间注册）有21人没有获得学位就离开了高等教育系统。

此外，博洛尼亚进程改革以来，学制转变为学士/硕士体系，这应该确保德国学生更快地完成学业，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尽快进入就业市场。然而在本科阶段，依然无法降低辍学率。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辍学率比以前高出25％和30％。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辍学的时间发生了总体前移。此外，结合高校类型和专业等特征来看，辍学率也有所不同，MINT科目的辍学率最高（Hüther & Krücken 2018，185）。

为提出预防措施，有大量研究调查了辍学的原因（Hüther & Krücken 2018，185—187；Neugebauer，Heublein & Daniel 2019）。但是这些研究常常向在校大学生询问其辍学的倾向性，而不是调查那些退学的大学生。迄今为止的核心发现是，辍学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且相互关联（Hüther & Krücken 2018，185—187）。一方面，这与社会人口学的输入性特征相关，例如来自教育水平低的家庭背景或移民背景，还包括大学之前的教育历程。此外，确定了与绩效相关的输入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中学毕业成绩上。已有研究证明，中学毕业成绩较低增加了辍学的可能性。同时，从动机因素看，对学位课程的内在动机和专业兴趣是学业成功的良好预测指标；相反，如果学业选择主要是出于外在动机（例如劳动力市场状况、收入前景），则辍学的可能性比较大。从人格特质来看，人格心理学“五大性格特质”测量列表中的特质与辍学倾向的关联度很小。除了学习条件、学校提供学业咨询与信息服务的质量，在大学学习期间，学业成绩、与同学和老师关系（社会融合）的质量也对辍学想法的产生和实际辍学行为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外部生活条件（例如经济困难、健康或家庭问题）也会产生同样作用。

粗略总结来看，辍学率的产生和变化并没有一致的原因。尽管大学进行了改革，以及在大学学习开始前和进行中采取了许多新的预防措施，辍学率仍无法出现总体下降的稳定趋势。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也需要不断地对此进行观察和研究。

（4）毕业生与就业市场

与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相比，对高校毕业生的研究几乎同时起步。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迅速扩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资历过高的人力资本，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质量或数量需求。其中的关键词为“学术无产阶级”“就业匹配”与“就业能力”。

迄今为止，“学术化痴迷”（Akademisierungswahn）或“过度学术”(Überakademisierung)被认为不适当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对此的恐惧和争论尚未得到证实。大学生仍然受到就业市场的欢迎。在德国，数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获得者（25—64岁）的失业率在2018年约为2％，创历史新低（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2019，25；OECD 2020）。在2008年至2018年间，缴纳社会保障金的高等教育获得者人数从380万增长至570万（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2019，13—14）。然而更详细的研究表明，对于高等教育获得者而言，其高于平均水平的良好就业机会可能因获得大学学位与首次就业之间的过渡时间而发生变化。此外，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和高等教育学位类型（应用科学大学/大学；学士/硕士）与所从事的工作和获得的职位有不同的匹配度（Hüther & Krücken 2018，191—195）。

然而在过去20年中，关于毕业生研究的主题发生了转变，即更加关注高校的课程设计,这扩大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社会学的认识旨趣。尤其是KOAB研究（全称为Kooperationsprojekt Absolventenstudien，毕业生调查联合项目，Hüther & Krücken 2018，189）。该研究于2007年在INCHER-Kassel首次启动，每年对大约7万名大学毕业生进行调查，这些毕业生来自60余所德国大学（Flöther & Krücken 2015）。对毕业生大学学习和初职经历进行回溯性评价，有利于进一步基于证据来评估和发展具体的大学课程。在博洛尼亚进程下，大学纷纷进行课程改革，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越来越成为衡量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准，高等教育机构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发展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这一要求被纳入高校质量管理，而且必须（或者可以）在强制性大学课程认证（再认证）中通过毕业生调查的数据来确定和证明。相关科研项目也成为质量管理与保障的工具，但大多数高校主要将研究结果用于纯粹的描述性或信息性目的。虽然对调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有利于真正改善高校教学和学习，同时对实际行动产生影响，但目前很少有高校这样做（Janson & Flöther 2017）。

总而言之，对大学生的研究一直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产出了越来越详细而有意义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可用数据的状况已得到明显改善。这意味着可以进行特别具体的调查研究，比如收集纵向数据，并借助这些数据对高等教育培养过程的影响因素展开明确的趋势分析、因果分析或事件分析。

在德国高校的实践和研究中，学生群体中的“亚群体”——“非传统学生”（Wolter 2012，47—50）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略，他们在将来会变得引人关注。非传统学生主要是指那些在完成首次大学学习或职业培训后的学生，在相对靠后的人生阶段，通过（在职）非全日制方式再次回到大学学习。随着全球对“终身学习”展开辩论或国家对“继续教育”（Schmid，C.J.et al.2019）提出要求，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政策的驱动下，通过进一步自我开放，对此进行了回应，因而非传统学生也越来越多。同样重要的是弥补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以及在学术水准上持续加强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这是社会、大学以及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2. 学术人员

目前对学术人员、学术职业成功因素和学术职业市场的研究概述存在很大问题。具体来看，必须对德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的特殊性进行阐述，本文对此不详细展开（参见Hüther & Krücken 2018，195—208），只在下文选择并总结针对这一群体的定量分析、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结果。与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相比，对学术人员的研究相对较少。

首先，德国大学的青年学者数量迅速增长引人瞩目。仅在2000年至2014年之间，年龄在45岁以下“学术和艺术人员（不包括教授）”的比例上升了71％，而教授人数仅增长21％（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7，101）。这大大加剧了青年学者（供应方）竞争教授职位（需求方）的难度。在德国从事学术职业，首先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多阶段甄选过程，直到取得终身教职。在此过程中，德国绝大多数（93％）学术人员通常要多次签订固定期限合同。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大约80％的“专职学术和艺术人员（不包括教授）”仅处于固定期限的雇佣关系之中（Konsortium 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7b，126）。一项大型但没有代表性的研究表明，大约一半青年学者的雇用合同聘期不到一年（Konsortium 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7b，10）。

与上文对学生群体的研究概述类似，下文将按照学术资格和职业身份轨道，对学术人员群体进行系统性研究概述。

（1）  博士生与博士学位获得者

对于青年学者已有一系列质性研究（Beaufas 2003；Engler 2001；Schneijderberg 2017；Reuter et al.2020）。在这些研究中，追溯了“学术人格”或“学术惯习”的社会化培养过程。

相比之下，定量研究出现较晚。其中包括面向德国青年学者的在线调查，该调查于2008年启动（WinBus 2020），收集了他们对博洛尼亚进程的态度、职业取向、国际网络、青年学者的定位和流动性、他们的博士培养条件以及支持或反对从事学术职业的决策等方面的信息。《联邦青年学者报告》（Konsortium 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7a）自2008年起发布（第一版报告的题目是《联邦青年学者促进报告》[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08]），定期（根据立法或执政时期）提供有关德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和博士生的详细而全面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该报告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提供以下信息，包括现状和社会人口学特征、工作和就业条件、博士生培养条件、促进博士生培养的制度结构、培养过程中的过渡环节以及职业生涯决策。国家学术面板调查项目的纵向研究（NACAPS）作为2009年启动的博士生问卷调查（ProFile）的新版本（Lange，J.et al.2017），自2019年以来也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与博士生有关的数据，包括他们的博士生培养条件、职业意向与去向以及总体生活状况（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2020d）。

《联邦青年学者报告》（2017年，92—93）提供的最新估计数据显示，2014年约772,000名德国人拥有博士学位，约占总人口的1％。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博士毕业生的数量每年增长约9％。2014年，大多数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自“人类医学/健康科学”（37％），其次是“数学/自然科学”（25％）和“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13％）。

获得博士学位后，人们才会再次做决定，是否愿意和/或可以继续留在学术领域。相关研究会关注博士学位获得者继续留在学术领域的职业条件（例如动机、就业机会、雇佣关系、经费）以及向私营劳动力市场的过渡（例如就业市场机会、职业匹配度、收入的可能性）。随着德国高等教育系统定期地培养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博士毕业生，以及关于就业履历的可靠数据越来越清晰，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紧迫（Heinisch，Koenig & Otto 2020）。

博士候选人和博士学位获得者相关数据不足的问题，直到最近才通过上述调查得到根本性改善。今后的面板数据分析可以提供可靠的认识，比如了解哪些因素可以对博士阶段的成功或失败提供“因果性”的解释。只有这样，这项研究才能提出可能的干预措施，并具有实践意义。

（2） 教授资格与教席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德国学术人员必须再获得另一项资格，以证明其原则上适合胜任教授职位（Hüther & Krücken 2018，200—202）。传统上，这是教授资格论文，需要重新考试，类似于再完成一篇博士论文。自2002年以来，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有取得W1类固定期限教授职位（青年教授职位）的可能性，其整体表现或“职业胜任能力”通常由专家在三年后评估。如果该评估结果为积极的，则意味着成功获得了教授资格（“等同于教授资格考试”）。

根据当前估计，2014年教授资格考试的平均通过率约为8％.这意味着在1995年至2008年之间，只有8％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2014年之前成功获得了教授资格。2016年，德国大学中共有6,205名教授资格获得者没有教席（Konsortium Bundesbericht Wissenschaftlicher Nachwuchs 2017b，7）。2018年，所有新任命的德国教授的平均年龄为41岁（Federal Statistics Office 2019，275）。对于大多数已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他们只有固定期限合同。其中，在大学工作的平均要签订5.7个合同，在应用科学大学工作的平均要签订4.8个合同（Gross，Urbanski & Schoger 2017，14）。

总体而言，对成功获得教授职位影响因素和选拔标准的研究（Gross & Jungbauer-Gans 2007；Lutter & Schröder 2016）以及关于德国大学聘任程序的研究相对较新（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2020c；Hamann 2019；Kleimann & Hückstädt 2018）。后者涉及学术职业道路上的最后一次“身份获得”，即授予终身教职的选拔过程和标准（Gross und JungbauerGans 2007；Deutsches Zentrum für Hochschul—und Wissenschaftsforschung 2020c）。

除了学术成果，我们几乎没有对德国教授的学术实践或生活进行过“生活世界分析式”或“互动主义式”的系统性研究（Etzemüller 2019；Hertwig 2014，69）。传统的德国高等教育研究涉及教授以及高校领导的“自我对象化问题”（Rindermann 2000）。探索性—民族志研究的缺乏，也可能与德国教授在很大程度上忌讳研究他们自己有关。此外，关于教授群体的社会人口学统计信息也很有限。到目前为止，相关认识仅限于高校官方统计的基本数据，例如年龄和性别。与高等教育的其他参与者（例如大学生、博士生和博士学位获得者）相比，在教授群体方面仍有许多研究要做。

3. 非学术人员

近年才出现对高校职员队伍的深入研究，他们在德国高校统计资料中被归类为“行政、技术和其他职员”（Hüther & Krücken 2018，209—214）。高校职员群体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结合上文介绍的高校治理和组织方面的变化来看。从数量上看，非学术人员也是重要群体。2018年，德国高校共有317,158名非学术人员，占全体员工总数（719，210）的44％（Federal Statistics Office 2019，34—35）。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研究首次对行政人员产生兴趣，原因在于，1990年代以来，这一群体对高校改革的启动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那些在质量管理、评估/监督、职业和咨询服务、大学交流和大学营销、继续教育或研究与技术迁移领域的职员。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人员，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了“高校专家”这一新的称谓（Teichler 2015，835）。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数量发展、职业发展道路、职能概貌、活动和任务领域、对角色的理解以及他们与学术人员的互动等方面（Krücken，Blümel & Kloke 2013；Schneijderberg et al.2013；Kloke 2014）。这表明，尽管这一群体有明显的专业化迹象，但他们并不构成一个新职业。一方面，对于一个职业来说，这一群体的异质性太强。某领域工作人员主要认同其特定的工作范围，通常不会在不同工作领域之间切换。总的来看，目前还没有“高校管理”这一专门职业。另一方面，缺乏经典的职业认定标准，包括自主性、明确定义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自我约束、较高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牢固地嵌入组织等级结构和现行规则中，与管理人员和学术人员（尤其是教授）相比，处于较低的地位。高校未完成的改革和组织变革使该领域充满张力，因此，对这一群体进行长期观察，特别能够引起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兴趣。



（五）德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机会平等
除了对德国高校的发展变化、相关主题以及相关群体的研究，有关“机会平等”的研究一直引人关注（Hüther & Krücken 2018，223—255）。通过国际比较并从不同视角来看，针对不同参与者群体，德国高校和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更强化和合法化而非在弱化。换言之，高校所主张“以绩效为导向”的精英主义原则，由于不符合社会政策的方向而受到社会公平选拔过程的抵制。

机会平等研究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中一个非常差异化且相对较大的研究领域（Hüther & Krücken 2018，223—256）。尽管如此，仍可简要对此进行总结。德国教育体系具有高度选拔性，也是高度分层的。在这一体系中，获得教育成功或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首先取决于教育出身以及由此产生的惯习，而儿童早期在其原生家庭中就已经获得这种惯习。迄今为止，已在大学生群体中对此进行了最广泛的研究和证明，目前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博士生，但还很少关注教授群体（Jaksztat 2018；Reuter et al.2020）。

尽管现有研究存在不足，数据库还不够可靠，但是结合“教育漏斗”（泄漏的管道）的隐喻来看，这种不平等的产生与学历水平或进一步的职业发展水平（中学毕业证书、大学学位、博士学位、教授资格、教授职位）呈正相关。平均来看，如果学生的父母没有大学学位，那么他们每100位中仅有1位能成功获得博士学位；相比而言，如果学生的父母中至少一方有大学学位，那么他们每100位中就有10位能成功获得博士学位（Stifterverband 2017，12）。

到目前为止，基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小样本（n = 1,340）研究可以表明，德国教授主要由原生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成员组成（Möller 2013）。这一结论更适用于德国学术精英（例如研究学会主席、科学政策委员会成员），他们的社会出身带有“封闭社会”的特征（Graf 2015）。

在过去30年中，从事学术工作的女性人数显著增加。同时，从博士阶段到教授职位，女性在职业生涯中的退出率有所增加；与男性相比，女性学术人员所占比重显著下降（Hüther & Krücken 2018，224—236）。2018年，女性在整个德国教授职位中的比例为24.7％（Statista 2019b）。这里也需要有所区分。例如，从1980年至2013年期间的面板数据看，社会学专业更加系统性地偏爱女性学术人员，在同等学术生产力的条件下（例如期刊论文与专著数量），她们被任命为教授的机会是其男性竞争对手的1.4倍（Lutter & Schröder 2016，999）。

迄今为止，对高校中不平等再生产的研究局限在不平等研究常见的三个方面，即社会（教育）出身背景、性别以及最近愈来愈明显的移民背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关注哪些以符号为媒介的互动过程实际生产了这些选择机制，而只有统计上的观察和解释。非学术社会背景或性别在情境互动中到底传递了什么，比如在学生和教授之间、在教授职位的聘用程序中、参加并出席学术会议或与博士生导师打交道。

在这里，除了需要社会人口学统计数据和个案访谈，还需要民族志观察。对身份地位相同或者更高的同事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其进行（隐蔽地）参与式观察，似乎仍然是一种禁忌或存在研究伦理和职业相关的顾虑。对学术职业进行全面的自传式研究（这一方法已被广泛接受），比如法国学者埃里本（Didier Eribon）所做的研究（Eribon 2013）在德国还不存在，但鲁特（Julia Reuter）等的文章(Reuter et al. 2020)正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四、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特征

本文尝试根据具体的制度化历史和研究主题重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观察，但仍可从更上位的角度来总结其特征。基于我们对德国高等教育研究40年的探讨可以发现，该领域在理论、方法论和主题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为了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研究，重要的是加强该领域的制度结构建设，特别是学术职业道路建设。同时，还需要广泛且持续地发展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实现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平衡。

 （一）理论和方法的广泛性

一直以来，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整合，被认为是通过高校这个最小的共同研究对象，而非通过学科理论和/或方法论标准。但如上所述，在当前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发现了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范畴，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被视为“最新技术”或创新方法，例如包括所有社会或组织理论的切入点；而且涵盖了经验社会研究的整个方法范畴——标准化（定量）、非标准化（定性）和多元/组合方法（Wilkesmann 2019；Krücken 2012，269；Hertwig 2014，102；105—108）。只有其他少数几个研究领域能在理论和方法的多元性上达到如此程度。

德国还建立了对大规模群体进行纵向分析的数据库，所有这些数据库可用于高等教育研究（RDC-DZHW 2020）。这些研究文件对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为先进的、具有竞争能力的评估方法提供了必要基础，而这些方法将来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中，也将继续使用既有的、占主导地位的标准化调查和评估程序，约占75％（Hertwig 2014，69）。另一方面，观察和实验方法虽然一直以来被忽略，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的使用比例约为10％（Hertwig 2014，69），但未来会被更广泛地运用。同样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使用创新的机器学习方法，而这一方法已被运用于社会科学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Heinisch，Koenig & Otto 2020；Heinisch & Buenstorf 2018）。

在上述发展基础上，除了常规形式和活动，德国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国际著名期刊或专业学术会议上。最重要的是来自不同学科的、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的加入，这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也使我们感到乐观。

（二）实践性与学术性的对立

尽管上一节强调了学术性导向，但德国传统上的高等教育研究明确显示出实践性导向，因为大多数研究一直以来是第三方资助的委托项目。

实际上，高等教育研究如何同时且等价地服务于这两种导向，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施密德（C.J. Schmid）等人最近概述了关于德国高校继续教育的研究状况，并指出了这一问题（Schmid 2019）。相关的矛盾之处涉及研究人员的自我理解（科学家与实践专家）、学术界现有的职业机会和就业条件、研究项目的具体实施（尤其是研究设计/兴趣、项目期限、人力资源和能力、基础性研究与实际行动限制之间的对立）；在整理和交流研究结果时，也要考虑与受众的契合度（科学与政治／高校实践）。另一方面，纯粹“学术”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应声明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由于高等教育研究可以且必须充分描述和理解其主题的复杂性，而非提供简单的干预选项，其任务在于，用学术摒弃幻象，或一开始就让人清醒地看到高等教育改革项目的可行性边界和不可预料因素，而不仅仅是进行评估、跟踪过程或提供建议。

研究的实用性说到底是与社会对科学提出的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对越来越多的研究领域提出要求，并提供越来越多的科研资助。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将继续严重依赖于政府第三方资助项目和资助计划，特别是联邦教育和科技部的资助（请参阅2.2节），这些资助项目是为了获得基于科学研究的政策和实践建议（WR 2014）。即便对于基础性科学研究而言，为成功申请并获得德国科学基金会的科研资助，也要补充研究计划的实践意义。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对于如何通过“学术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应用与理论认识之间的张力，有着丰富的经验。有足够的例子显示，即使是委托的科研项目，也可以产生符合学术质量要求的结果（例如能够在同行评审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相反，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也存在具有实践意义的基础性研究。

五、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趋势与未来

德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仍处于大规模改革阶段，特别在过去的20年中。相应地，高等教育研究非常关注这些改革的效果，或被委托对此进行研究。由此，高等教育研究也得到了复兴。目前大部分主流高等教育实证研究的特点是，对已经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发展情况进行持续和深入地研究。特别是有较好理论与方法基础的研究，例如关于大学生或机会平等的研究，现在可以受益于数据状况的显著改善。在这里很难或没有必要指望有真正理论上的进步。一方面，通过主流的高等教育研究，可以持续地提供信息，而这些信息始终对高校和教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需要对改革浪潮进行持续研究，直到高等教育系统中新出现的发展变化得以巩固或正常化。由此来看，高等教育研究与其研究对象有着共同的特征。除了本文已经提到的研究不足和研究需求，我们还想提出德国高等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两大前景。

（一）高等教育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合作  

需要特别强调甚至督促的是，“经典”的高等教育研究（Hochschulforschung）与制度上尚处于不利地位的德国科学研究（Wissenschaftsforschung）之间，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进一步合作（WR 2014）。整合这两个研究领域，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理解上文提及的改革对高校的实际知识生产有哪些影响或者没有影响——社会变革如何影响认知结构和科学认识论特征。针对这一点还要指出，不能在目的上只考虑到科研，还要考虑大学的其他核心任务，学术性教学也很重要。此外，应考虑继续教育和知识向社会的迁移，即高等教育的“第三使命”。

未来研究面临的挑战是，对上文提及的治理变化、德国高校的组织化、越来越急迫的社会合法性压力等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以及数字化对科研和/或教学的内容与方式变化造成的影响。这些研究议程由更年轻的学者推动，他们最近在一篇立场性的文件（Hamann et al.2018）中阐述了自身的战略定位。但是除了表达兴趣，他们仍须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中证明如何具体实施这项具有较高要求的研究议程。

（二）关注高等教育领域的小众研究

如前所述，主流的高等教育叙述只是描述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者的主流性活动。这种路径会产生一些理论上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显然仅仅反映了平均的实际状况。或许更应该去关注一些非常规的或另类的研究，他们与已有的研究和假设或许不相符，甚至有所抵触。

这些高等教育研究不以大的发展线索或多数行动者和组织为重点，而是有意识地关注偏离主流的问题。我们指的是关于那些特立独行或不愿跟从的学者的研究，以及对偏离主流的科研和教学以及另类的高校（内部）组织或高校战略的研究。比如可以是那些挑战高等教育和学术系统的极富争议的学者，也可以是尝试使用不寻常的新颖方法来改变现状的高校成员（Schmid，C.J. & Lauer 2016）。通常情况下，正是那些非正统的、异端的、边缘化的人最清楚地展示了每个社会领域的动态和构成。对这类偏离主流的特殊情况进行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策略，旨在揭示某领域的信念（Doxa）或有效的权威结构。

这同样适用于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组织，即大学。大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地位竞争”（Statuswettbewerb）。在全球排名的影响下，这种竞争不再发生在国家层面，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这项基于标准化指标（出版物、引用量、科学奖项等）的竞争中，几乎没有出现一种动力来打破这一体系以及探索其他“破旧立新”的可能性。同样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些条件下，如何能够进行根本性创新。简单地说，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一直以来所需的偏差来自何处。

我们希望通过对高等教育中的偏差现象进行研究，以便用其他的可能性视角看待高等教育和科学系统。通过对不寻常现象进行特别研究，我们希望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就高等教育政策而言，对偏差现象的研究还有利于树立探索高等教育系统未来可能性的典范。在我们看来，这对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尤其重要。无论是像往常一样遵循传统研究路线和话题，还是要走向不同寻常的、以前未知的领域，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文的贡献在于，有利于学者对德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保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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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巫锐 译）
（责任编辑 李春萍）